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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01期-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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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骨髓库的建立又刚好遇到了重建中华骨髓库的大好形势，中央卫生部把重建中华骨髓库的任务正式委托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到深圳考察，对深圳市骨髓资料库的工作进行了肯定，并将它作为试点单位，把深圳的经验向全国推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决定将重建的中华骨髓库命名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中华骨髓库）、，并成立了管理中心，负责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管理工作。在各个省红十字会则建立资料库分库，各分库的资料传送到总库，一旦有病人孺要检索配合的供者，则可以在总库中检索，同时也可以得到各分库的密切配合“同时深圳骨髓库也成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深圳分库。在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筹建和运转中，吴国光倾注了自己巨大的心血和热情，从组织建设到技术规范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竭尽全力协助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工作，甚至在一次赴美国科研工作期间，白天十分紧张地与美方人员进行科研课题工作，而整个晚上却在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起草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有关技术章程，然后于当晚传回中国，几乎是昼夜不停地工作；有人开玩笑地说，吴国光白天在美国工作，夜里在中国工作。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建设，受到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华人的热情拥护和响应，真正成为天时、地利、人和的项目，成立至今，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又委任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建立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质量控制实验室，负责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各分库组织配型实验室的质量监控，技术和专业人员的培训和学术交流等工作。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已逐步形成一个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国家骨髓库，成为造福中华民族的生命工程。
参加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每一个捐献者的故事都非常感人。吴国光告诉我，在深圳，目前捐献骨髓年龄最小的只有22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出条件，有的没有配上还主动打电话过来询问，除了向患者捐献骨髓，他们当中还有人要为患者出医疗费。
潘庆伟是一位私营企业主，他是学建筑的，开一家室内装潢设计公司，他是深圳骨髓基因库的第一个捐献者。他说他很高兴成为“第一个”，而且他的女友对他捐献骨髓也非常支持。在第一例移植成功之后，他又一次被配上了。但这一位患者因为没有钱要放弃移植，潘庆伟打来电话说自己可以在经济上资助他，如果医疗费实在不够，他愿意帮他筹款。后来这位患者对移植仍有顾虑，毕竟移植的成功率不是百分之百。他不想给社会和家庭造成更大的负担。
陈锦花只有20多岁，她是宝安，区义工联的义工，而且是一位“五星级义工”。“五星级义工”都是为社会无偿服务达500小时以上的人。她在去年2月份填了表，成为骨髓捐献志愿者。隔了一年就配上了，并且移植成功。陈锦花经常去福利院照顾孩子，有一个孩子得了地中海贫血，需要定期到医院去输血，她不仅定期带他去，还常常为他垫钱。她有一个心愿，如果这个孩子能够配型成功，她会组织义工为他筹集医疗费。
他们无私的精神也让作为骨髓基因库的创建者吴国光深为感动。他说有的患者与自己家里的亲人配上了，亲人却怎么也不肯捐献骨髓救患者，有的出几十万元也不答应，而这些志愿者的热情、无私、奉献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
吴国光说，其实移植也是相当慎重的。并不是每一个得白血病的患者都可以做移植，首先需要医生提出建议，并且要在病情稳定期间才可以做。还需要HLA相配的骨髓供者签订同意书，这是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的，可以拒绝，但如果签订同意书了，就不能改变。骨髓供者需要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健康情况合格后才能正式进入骨髓程序。目前供者捐献骨髓采用的是外周血干细胞收集的新技术，捐献前需要给供者注射粒细胞刺激因子，让造血干细胞进人到外周血液之中，然后用自动血液分离机收集造血于细胞，其他的血液成分输回给供者，一次需要4至5个小时。在采集期间通常希望供者住在医院里，一方面是为了对他（或她）进行保护，和。观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患者的安全。因为病人在骨髓移植之前已开始药物等处理，不仅杀死了肿瘤细胞，同时免疫细胞也全被杀死，如果不能及时地植入正常人的造血干细胞，随时都会发生生命危险。因此病人一旦进人无菌舱，供者一定不能出事故，不能感冒，也不能有车祸一类的意外，这些方面不可有丝毫的偏差。
可能因为深圳是一个移居城市，居民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原因，深圳市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分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遗传的资源特别丰富，各地的病人在深圳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分库里找到配合供者的机率相当高。但是没有配上、找不到配合供者的比例还是很大。吴国光说，每当他看到配型不成功时，心里总是非常难过。假如我们有足够多的志愿者，这个成功的概率官然会高。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成为骨髓捐献的志愿者，这样也就会有更多的血液病患者能够在命悬一线时得到救治。
7
有一件令吴国光特别高兴、也是他从事输血研究30多年来深感骄傲的事情，2002年12月，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率先在中国人群中检测出3个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新等位基因，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和正式命名的科研成果通过了专家们的鉴定。几百个中外网址介绍了这一最新发现，美国的电视也在当日对此条新闻进行了滚动播出。
这个发现意义何在？吴国光介绍说，人类白细胞抗原实际上是人类血型中的一种，只是它比我们通常所说的ABO血型要复杂得多。ABO在输血中的作用很大，如果血型不合，会引起输血反应。HLA又被称作组织相容性抗原，它与骨髓及组织器官移植有密切的关系。在HLA不配合的同种异体组织器官移植中，会引起排斥反应。因此在骨髓及组织器官移植中，通过HLA配型选择配合的供者，可以减少发生急性排斥的危险，提高移植存活率，以及减少病人对免疫抑制药物的依赖。在同种异体组织器官移植中，供者和受者的HLA—A，B，DR抗原配合程度越高，发生移植物抗宿主反应（GVHD）的机会越低，移植存活率也越高。
HLA作为人类的一个遗传标记，它有2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多样性，目前已检测出的HLA…A，B，DRB1座位上的等位基因数有1013个，它们组合成的各种可能的型有3万多种。另一特点是它表现出种族特性，比如；HLA…B46被认为是蒙古人种特有的基因，HLA…B41是白种人特有的基因，而HLA—B42，基因主要存在于黑人之中。一，为了提高HLA分型的准确性，避免漏检尚未被发现的HLA等位基因；发现和鉴定特定人群中的HLA等位基因，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上HLA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和科技竞争的热点。事实上，由于、HLA等位基因绝大多数是国外发现的，其中大约有80％的新基因是美国人发现的，而中国人很少发现。因此冲国的组织配型工作中，也二直是按着国外的标准来进行，HLA分型存在的误差也就较大，尤其是遇到尚未发现的中国人类特有的基因，按常规的方法HLA分型将要出差错。因此随着我国骨髓和器官移植的增多，发现和检测我国人群中特有的HLA基因，以提高HLA分型的精确度，显得尤为重要，也是我们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一个具体目标。
在当前生物技术突飞猛进的形势之下，要发现一个新基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过五关斩六将”，还需要真正耐得住寂寞。吴国光带领研究所的科技人员用了2年时间，筛选了5000多例随机的供者标本，对每份标本要观测近100个结果，每份标本大约都要花上1天到2天，在总共近50万个结果中，发现了3例异常标本，通过进一步做基因序列分析表明，它们是尚未被发现的新基因，吴国光深有感触地说，这项工作繁复而具体，每一个步骤都不可以缺少和不能含糊，好几个月做下来；真是既有意思也十分艰苦。
在通过大量的筛选工作发现可能的新基因后，要把新基因克隆，以取得具有单一结构的基因。然后把它们的DNA碱基序列提供给国际基因庠，以取得特定的注册编号。然后进一步做遗传学研究，进行家系调查，证明该基因符合遗传规律。还必须建立细胞株，以便有足够的基因材料供进一步证实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必须得到WHO的认可，在通过WHO鉴定认可之后，才能获得WHO的正式命名。
这3个HLA新等位基因中2例是在正常健康人中发现的，另一例是在一名先天性丙球缺乏症患者中发现的。在这名患者家族中三代共21名成员中，还发现母亲、姐姐、外公以及母亲的堂哥和堂妹也带有该基卧，而这个基因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它属于HLA—A座位上的一个“不表达基因”，有基因存在而不表达抗原性，这类基因对研究HLA的生物功能等方面上有很高的价值，这也是中国的科研工作者首次在国际上报道发现“不表达基因”，WHO把它命名为HLA—A*0253N，被发现有这新基因的人被认可为SZ一1（深圳…1）。
非常有意思的是吴国光去美国参加国际HLA学术会议，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女同行主动找到吴国光，她在一位越南华裔身上也发现了这个基因，但在时间上比中国晚了大约半年，女同行为落后一步深感惋惜，而吴国光不能不为这个“抢先一步”再一次感到欣慰。
吴国光反复地对我说，他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他是一个很敬业、很刻苦的人，他也的确热爱输血医学这个事业，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自己的专业上。他说以前在上海的时候也是一样，吴国光说：“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工作。”每天他都要在实验室和办公室里呆得很久，回到家里还要继续看资料，通常每天都是一两点以后才睡觉。女儿小的时候几乎很少和他这个做父亲的打照面，她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上班去了，她睡着之后他才回家，带孩子、陪孩子玩这样的事情他做得极少，基本都是孩子的妈妈管的。为了节省时间用于工作，吴，国光常吃方便面，在单位里有“方便面大王”的称号。工作是他日常生活的常态，一年365天，只有春节的两三天是例外。除夕那一天他会提前一点儿下班，为了弥补平时无法和女儿在一起的内疚。他会带女儿去街上买东西，鞭炮、糖果还有新衣服，女儿要什么买什么，迄今成了女儿对青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大年初三是他母亲的生日，这一天他也一定会回家去陪母亲。他对父母充满感激和敬重，他继承了父亲坚忍不拔、严谨做事的态度和坦诚宽容的个性，他也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知恩图报、饮水思源。在和父母同住的日子里，再忙，每天早上上班前，他一定会去父母房间问好。父母对他的工作很支持，他常说，没有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就没有他的今天。父母过世后，他最内疚的事莫过于他没有在父母身边多尽些孝心。妻子说吴国光是一个重感情而且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比自己更重视过节和一些特殊的日子。比如在她的生日，尽管家里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他也一定会买一个蛋糕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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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也是一个有许多兴趣爱好的人，他非常喜欢文学和音乐，这也是他们夫妇俩生活中偏爱的话题。邵医生告诉我，有一年春节联欢会他指挥血液中心的同事合唱，深得大家的好评，都说他具有专业水平。他对摄影也非常爱好，逢年过节，大家庭团聚时；都由他给家里人拍照。邵医生的兄弟姐妹至
今非常感激他给他们的父母拍了许多照片，让他们时常可以重温一下他们的音容笑貌。他还对许多时尚的东西非常有兴趣，比如电脑、音响、照相机；摄像机等等，市场上刚出现他就去买回来。女儿知道他喜欢也给他买，但是他却很少有时间摆弄。他还喜欢种花养草，但也是因为太忙，很快都交给了妻子去管。邵医生说他永远是工作第一，这么多年来，他把许许多多的时间奉献给了他热爱的事业，他也失去了很多享受和生活中的乐趣。吴国光微笑着对我说：“在专业上我是有一点完美主义的，花的时间不少，一点点都不肯放松，这样做经常是害苦了自己，也可能害苦了别人，但是我们又是必须对工作负责，对自己和对别人负责；这样想想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吴国光相信“投入”和“累积”，他对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抱着一种求新却又是十分务实的态度，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走捷径，他也不相信在科学的道路上有那么多的“捷径”可走。可以说从事这个专业一开始起，他就非常重视做实验。例如为了找到粒细胞抗原的结合点，他连续几天几夜呆在实验室里。在做免疫印迹试验时，因为是荧光试验，白天黑夜都呆在黑黑的暗房里，照相，冲片子，修改实验方法，紧张得不吃不喝，而且一做就是通宵达旦。有时候一个人忙不过来；他还拉着妻子帮他一起做。他说那些实验真是太苦太累了，现在如果再重复去做，想一想都觉得很不容易。他对待实验的认真的态度让美国的同事十分佩服，在美国曾获得“杰出访问学者证书”。
科研要靠时间、经验、努力、献身精神等等的积累才能取得成果，不能靠短期效应去获得名利，这是吴国光一贯的想法。他痛恨科学界的弄虚作假，，，也痛恨不正当竞争。他说在这方面有一些国家比我们做得更好一些。比如在美国，的时候，同行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但同肘又相互帮助，谁发现了什么，他会告诉你，也会教给你，还会把你研究的课题和方向、的相关信息告诉你，气氛比较友好。而且国外非常注重创新，不像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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