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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6期-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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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卸任以后，他却更加持久而积极地坚持他的一贯信仰，在各种重大事件中发出呼声，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达四分之一世纪而不少衰。这在“前总统”中也是很少见的。他创立了卡特中心，以此为平台，推行他的理想，对内倡导平等，为弱势群体谋福利，身体力行，甚至亲自参加为穷人盖房的劳动（不是象征意义的作秀）；对外主张和平，几次公开反对美国对外用兵，热心进行和平斡旋。近年来他先主张取消对伊拉克制裁，9。1l以后，他是少有的公开反对出兵阿富汗的政治人物，在当时的气氛下，可能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才得以在电视上发表他的观点。毋庸赘言，美国打伊拉克他是坚决反对的。对内，他坚持平等的原则，一贯对美国的贫富分化现象持批判态度。并且反对右派指穷人贫困是因为自身太懒，不求上进之说，认为任何人，不管天赋如何，生活环境如何，只要给他们以平等的机会，都能获得生活上的成功。所以他的思想与新老保守主义都是对立的。卡特作为一个特殊的美国的公民，将基督教精神和社会生活融合成一种新的改变美国的动力，并在美国社会中持续发挥着他的影响。
在美国政治思潮的光谱上，卡特属于自由主义偏左翼，他从这个角度批判美国政府当前政策，与目前美国正在掀起的批判方向相一致。但他对小布什的批判远不是美国社会中最尖锐的。这本书也并不是唯一一本批评美国时政的书籍，在此之前美国出版过大批书籍，各大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不少观点更加尖锐、激烈。新保守主义现在已经走下坡路。最有代表性的是原来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福山的反思。他在《新保守主义之后：十字路口的美国》一书中说，美国利用冷战之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机会，试图一鼓作气把全球都变成民主国家，因此进行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在伊拉克美国再次面临无法将战争进行下去的局面。他也提出美国的权力在世界上无与伦比，正因为如此，必须要谦卑。卡特的这本书顺应并推动了这一反战和批判布什政策的潮流的发展。
不过这本书不仅是反对现政府的政策，也不单纯是反对“新保守主义”，更非大选即将到来之际的一种党派斗争的宣传。而正是如书名所表达的，代表了一种深刻的道德危机感。卡特是从美国根本的价值观——基督教最基本的理想来反观美国现在的行为究竟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有多远。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美国人在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上回复到基督教最基本的观念和信仰上。他认为衡量成功的依据不在于人在追求财富、资产、影响及名誉方面所具有的竞争力，而在于是否坚持上帝关于真理、谦卑、奉献、同情、宽恕和仁爱的准则。他在书中处处强调他的基督教信仰，以及在这种坚定信仰之下对自己所经历的生活与美国现行政治生活和政策的全面反思和批判。
另一方面，对其他宗教，他真诚拥护信仰自由。他说：“作为世界上种族最具多样性、人民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我们认识到，为公民提供准确信息、尊重不同的意见和信仰、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容许自由而公开的辩论，是十分可贵的价值准则”。因此，他反对当前对美国保守派政治影响很大的极右派宗教思潮，意味深长地称之为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这点更加证明他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为自由主义的精髓是宽容。
在当前美国社会物欲横流，对外不可一世的形势下，卡特似乎有点特立独行，似乎是偏离主流的异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他代表的也是美国的主流思想。事实上在美国社会中这样的批评和反思是很常见的现象，是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因为当权者总是很有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当错误越来越严重时，来自各方的反思和声讨也就越来越强烈，纠错机制就会发挥作用。这是源于美国人一直不相信仅靠政府的权威就可以正确引导他们的国家走向正道，其制度设计也是基于这一前提。每当执政者的错误积累到一定程度，国家出现重大偏离时，就有一种强有力的反省力量将其拉回正常的轨道。这也是美国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社会的希望所在。美国的政治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逻辑，因此面对美国社会的反对声音和浪潮时，不必大惊小怪，当各方面大声疾呼“危机”时，也许正是“转机”。对于前总统卡特的书也应作如是观。
不过道德滑坡没有政策偏差那么容易扭转，这是一个全球现象。不论原来属于什么道德体系的民族，都有一种“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慨叹。面对商业化、消费主义、拜物主义大潮，似乎一切传统美德都在被腐蚀、冲垮，似乎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与精神文明成反比。这里只谈美国，其实从马克·吐温称为“镀金时代”的时候，已经发生这种现象。二十世纪初期有过一次重大的改革运动。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以反越战和争取民权为主题的学生运动开始的社会运动是国人比较熟悉的。更宽一点理解，那也是一场充满理想主义的运动，其主体是出身中产阶层，衣食无忧的青年学生，感到美国如此丰裕的社会却存在这样的不平等现象，包括种族的和阶级的，还有对外以强欺弱，穷兵黩武，乃至环境污染等等，于是发起运动，以消除不合理、非正义现象为目标，得到上层精英的响应，形成声势浩大的运动。应该说又是一次对社会纠偏和净化的运动。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运动骨干的“学生争取民主组织”的领袖汤姆·海顿就是天主教徒，属天主教左派。参加这一运动的也有左翼基督教福音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从左边冲击美国保守势力，以更好地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想的运动，却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年轻人不再笃信宗教，传统道德规范被打破，出现了“放任的一代”，“反文化”、“嬉皮土”、家庭观念和责任感淡薄、吸毒、性放任，以及变本加厉的消费主义等等。于是七十年代又有反弹。右派出来批判，指责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是造成行为放荡、道德滑坡的罪魁祸首。他们也以基督教为依据，认为美国当初开国元勋如杰斐逊等主张自由主义时心目中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基督教的道德律令，这是所有人的共识，在这一律令约束下才讲人的自由权利。但是现在青年一代宗教信仰淡薄了，那自由主义失去了约束，就变成了为所欲为，所以要倡导道德重建。因此以南方为基地的一个右翼宗教派别叫“道德重建”派，从那时急剧壮大，其信徒成为不可忽视的选民力量。9。11之后，这些右派宗教势力常发出反伊斯兰的言论或有歧视阿拉伯裔美国人的行为，所以卡特称之为“原教旨主义”。现在，卡特又从另一方面以基督教为依据，企图力挽道德堕落的狂澜。
可以看出，在精神和道德层面，美国的核心依托还是基督教，左派右派都以此为据。也许幸亏有这样一个精神支柱，这个民族才不至于为强大的权欲和物欲所淹没。
（《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美＇吉米·卡特著，汤玉明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26。00元）
“纵读”鲁迅
止 庵
我和王世家先生合编了一部书，叫作《编年体鲁迅著译全集》，共二十卷。现在还在看校样，面世恐怕要过些时了。收入书中的作品，均依写作完成先后排列；同一时间项下，以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为序。能系日者系日，无法系日者系月，无法系月者系年。——这里不是写广告，所以不必多说；然而我在编辑和校订时，却发现藉此能够提供一种阅读鲁迅的方法，姑且称之为“纵读”罢。要点有二：一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读；一是将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一并来读。
这种读法，也许更能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他活得并不算长，不过五十五岁。——好几位同辈人也如此：陈师曾死时四十七岁，刘半农四十三岁，马隅卿四十二岁，钱玄同五十三岁。但就是这点年头儿，鲁迅做了许多事情，二十卷著译便是荦荦大端。然而鲁迅又是一个准备期很长的作家。成名作《狂人日记》发表时，已经三十七岁。此前除1907年到1909年热情较高，为《河南》杂志撰文，翻译《域外小说集》外，无所作为的时候很多。最有名的莫过于在北京抄古碑了，他自己也说“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意思”（《（呐喊）自序》）。一个活得不很长的人，居然大段虚度光阴。后来的十八年，尤其是1925年以后，却又如此高产，大概真的“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工作上了”。可以说他活的是“加速度”的一生。另一方面，鲁迅又有许多计划因其早逝而落空，无论研究还是写作；他所做的不少准备，某些方面的才华，未能实现。不能不承认，他毕竟是“未完成的”。
以上都是我编这部书时的感受，尽管“卑之无甚高论”，自忖还算切实。此外有些零碎想法，不妨略述一二。却说前几天参加一个座谈会，有翻译家质疑鲁迅的翻译，认为选目与译文都不怎么样。这自有道理，但是其间可能存在着立场与价值观的某种差异。如今的翻译家旨在推出好的译作，假使选目不当，译文不行，则什么都不是了；然而其意义也仅限于这两方面。鲁迅当然也曾斟酌选目，推敲译文，就算均不合乎通常要求，他的译作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它们也是鲁迅表现自己的方式，就像他的创作一样。此外要指出一点：鲁迅虽然得益于西方最先进的思想，真正对他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却未必都是顶尖人物。思想上如此，文学上也如此。非但鲁迅如此，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也如此。外国的小作家，很可能影响了中国的大作家。
讲到选目，翻译家举出两个例子，一是阿尔志跋绥夫，一是爱罗先珂。阿尔志跋绥夫在文学史上自有地位，但是此处无须分辩；鲁迅翻译他的《工人绥惠略夫》，的确至关重要。我曾说，鲁迅创造了阿Q，如果说在他笔下有个与阿Q形成对比的形象，那就是绥惠略夫了，他们构成了鲁迅心目中“人”的两极。取其所作《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记谈话》《（阿Q正传）的成因》《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等对照读之，当知绥惠略夫与阿Q之间，不仅是两种“人生”的对比，也是两种“革命党”的对比。而当鲁迅说：“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更道出一个“橘逾淮而北为枳”的事实。
至于爱罗先珂，的确说得上“名不见经传”，假若不是因为鲁迅，只怕没人再提他了。爱罗先珂两次来华，都住在八道湾周家；所著《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也由鲁迅译为中文出版。鲁迅最初读他的作品，印象是“虽略露骨，但似尚佳”（1921年8月30日致周作人）、“陈义较浅”（1921年9月3日致周作人）；晚年评价《爱罗先珂童话集》曰“浅”，《桃色的云》曰“尚可”（1936年2月19日致夏传经）。可是鲁迅未必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1923年1月发生“剧评事件”，这导致几个月后爱罗先珂永远离开中国。先是他对北京大学学生的演剧有所批评，由鲁迅译出发表；魏建功出面反驳，颇有侮辱之意。鲁迅遂作《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所说“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是对爱罗先珂《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里“中国的年青的男女学生们，难道并没有这力量，敢将唾沫吐在那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弄脏了戏剧的真艺术的老年和少年们的脸上，而自走正当的道路么”的引申发挥。不久，《晨报副刊》又因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而引起“爱情定则讨论”。参与者中，“大多数的道学派之根本思想是以女子为物，不是玩具便是偶像，决不当她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当有人主张截止时，鲁迅却建议继续，理由是：“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1923年6月12日致孙伏园）这里所表现的思想，与《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一脉相承。借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我们看了非宗教大同盟，知道青年思想之褊隘，听了恋爱定则的讨论，更觉到他们的卑劣了。”（《卑劣的男子》）
当时周氏兄弟尚未失和，周作人的意见，多少可以代表鲁迅。他的《“重来”》一文，正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易卜生做有一本戏剧，说遗传的可怕，名叫《重来》（Gengangere），意思就是僵尸，因为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像是僵尸的出现……若譬喻的说来，我们可以说凡有偶像破坏的精神者都不是‘重来’。老人当然是‘原来’了，他们的僵尸似的行动虽然也是骇人，总可算是当然的，不必再少见多怪的去说他们，所可怕的便是那青年的‘重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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