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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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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安的奏章,中国对南匈奴的经济援助,每年高达一亿九千余万,这都是中国人民的汗和中国人民的泪──并不是中国富足得多出这么多钱,而是剜肉般剜出这么多钱。然而,所得到的回报却是:一旦发现中国衰弱,立即翻脸。
翻脸无可厚非,中国不能盼望永远保持宗主国地位,匈奴也没有理由永远屈居下风。国与国之间,本来如此,在国力强大时,呐喊「道义」,不过一项动人的号召;国力衰弱时,呐喊「道义」,徒惹人哑然失笑。所以我们绝不抱怨南匈奴翻脸,但南匈奴翻脸之速,出手之狠,立即反噬,屠杀中国人民,这便是中山狼心肠。南匈奴满可拔营而去,北返故地,也满可以从此跟中国皇帝平起平坐。
而竟采取这种卑劣手段,不知道怎么下得了手?一个民族品质低落到如此地步,不但使人愤怒,也使人扼腕。匈奴终于不能复兴,可在这上面看出原因。
韩琮身为中国人,竟然无缘无故教唆外国人和外民族,对自己的国家攻击,对自己的同胞杀戮,为了什么?只不过为了想从外国人那里,分得一点荣华富贵而已,他是资治通监上出现的第一个最卑鄙、最无耻,也最精彩的汉奸。
若说南匈奴是没有文化的蛮族,韩琮却是中华人血统。后来,当南匈奴再度降服之日,史书没有记载韩琮的下场,十分遗憾。宽恕是一种美德,但对韩琮这种出卖国家人民的虫仔,我们永不宽恕。
张伯路
一○九年,海盗张伯路等,攻击沿海九郡,斩杀郡长级官员(二千石)和县长。东汉政府派执法监察官(侍御史)、巴郡(四川省重庆市)人庞雄督导州郡民兵讨伐,张伯路等投降。然而,不久又叛变入海屯聚。
张伯路为什么起兵?在什么地方起兵?攻击的九郡是哪九郡?又在何处投降?
稍后他一连串的再叛、再战,根据地又在哪里?我们全不知道,以及最后消灭,都好像在空中腾云驾雾,只见人来人往,不见脚下舞台。古代史学家缺少地理知识,观念模糊,使传统史学书籍,读起来十分困难。
虞诩
一一○年,西羌民变日益扩大,最高统帅(大将军)邓骘,主张放弃凉州(甘肃省)宫庭禁卫官(郎中)虞诩(音xu「许」)坚决反对,邓骘把虞诩恨入骨髓。这时,朝歌(河南省淇县)变民首领宁季等,攻杀县长等以下官员;一连数年,州郡政府,都无法镇压。邓骘遂任命虞诩当朝歌县长。这是一个明显的阴谋,朋友故旧们都为他担心。虞诩到任之后,制定三等标准,招募勇士;下令县政府官员,每人就所知道的,推荐保举:杀人放火,抢过东西的,属上等;伤人打架,偷过东西的,属中等;无业游民,不事生产的,属下等,共集结一百余人。虞诩摆下酒席大宴招待,赦免他们全部罪行。派他们加入变民集团,引诱抢劫,然后秘密通知县政府,埋伏等待,先后斩杀数百人。虞诩又派会缝纫的穷人,投奔变民集团,为变民缝制衣服,暗中把特定的彩线,缝到变民的衣服上,等他们到城乡窥探或有所行动时,都被逮捕。变民惊骇恐惧,四散逃走,认为神灵跟他们作对,朝歌县遂恢复秩序。
人生充满了艰难,乱世时更危机四伏。为非作歹,当然有为非作歹的回报,圣经上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然而,善的工价,也不见得就是坦途。千年万世的中华人都应感谢虞诩,因他的一番分析,得以保持今日已成为中国心脏地带的河西走廊,他有别人所没有的真知灼见,更有别人所没有的道德勇气,跟当时炙手可热的皇亲国戚对抗,也就是,他有胆量跟当时炙手可热的当权派「唱反调」。
虞诩对邓骘设下陷阱的反应,态度是挑战性的。他没有诟骂邓家班王八蛋,没有诋毁邓老太婆「妇人与小人最难养也」,没有怪罪皇帝是吃闲饭的,也没有抱怨张禹毫无担当,不保护他这个贤才,也没有脚底抹油,逃之夭夭。更没有向邓骘表态,改行投靠。他所做的是立即挑起重担,不靠运气,不靠对手慈悲,而靠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绩效;盘根错节,不但不能绊倒他,反而更发挥他的能力。
虞诩是一代人杰,为我们立下可敬的尊严榜样。
中华人的懦弱
一一一年,西羌民变军锐不可当,沿边各郡郡长级官员(二千石)和县长,都是内地各郡人士,没有用生命保护本土的意愿,只争着把郡政府迁移到安全地带,逃避灾难,又下令郡民一同迁移。郡民眷恋乡土,不愿追随。郡政府遂派出军队,把田中庄稼,全部铲平,撤除人民房屋家宅,把军营、城墙,全夷成平地,焚烧所有存粮。当时,连年不断旱灾、蝗灾,大饥馑已成,加上郡政府驱逐抢夺,人民流离分散,沿途死亡。或者把老人幼童,遗弃道旁,或沦落成别人的奴仆、婢女、小老婆;一半人丧生。
短短一段叙述,为可怜的中华人,绘出画像。当大难临头时,政府不但没有力量保护人民,反而率先逃亡,不但率先逃亡,还要人民跟着逃亡。人民愿意当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在「蛮族」管辖下,自生自灭都不可得。房子被拆,城堡被毁,连一点存粮都要焚烧。他们如果落到仇敌匪徒之手,遭遇也不过如此,好一个「爱民如子」的政府,好一群「人民父母」的君王。中华人受到这种暴行,宁愿死在路上,都不反抗,实在是中华人的羞辱。
中华人太善良了,善良到成为懦夫。而懦夫,正是暴政的帮凶。
尹就
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尹就,被控不能保卫益州(四川省及云南省)免于羌难,召还京师(首都洛阳),定罪。命益州(四川省及云南省)州长(刺史)
张乔,接管他的军队,引诱羌军投降,羌军开始瓦解。
尹就虽然畏敌如虎,可是对他应该保护的小民,却威不可当。军队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惨绝人寰,以致小民哀号:「匪徒来了还可,尹就来了杀我。」这种声音使我们酸鼻。「宁愿碰到赤眉,不愿碰到太师。太师(王匡)还算温和,更始(廉丹)却要杀我!」(参考二二年)而就在二十世纪,河南省民众,也发出同样呻吟:「宁愿日本人烧杀,不愿汤恩伯驻扎!」。
中国人面对的最大痛苦是,保护人民的官员,有时候比屠杀人民的匪徒,还要凶暴。不同的是,对匪徒,人民可以反抗;对官员,反抗便成了叛逆刁民。
尹就不是孤立的,「家家酿私酒,不犯是高手」。尹就如果打了胜仗,就跟吴汉一样,千万令人发指的暴行,还不是被摇尾系统掩盖得天衣无缝?尹就早已成为过去,但他的禽兽精神,仍不断在后代暴官酷吏身上复活。中国人如果再不能珍惜自己和珍惜别人的生命尊严,我们就被命运注定,在暴虐、屈辱,和折磨中轮回。
杜根
皇太后邓绥主持政府时,初级禁卫官(郎中)杜根,跟另外一位初级禁卫官,同时上书,要求:「皇帝年龄渐长,应该亲自处理事务。」邓绥大怒,就在金銮宝殿上,下令把二人装入白绢做的巨袋中,当场扑杀。扑杀之后,抛弃到城外荒郊。另外那一位初级禁卫官已死,而杜根却悠悠苏醒。邓绥还派人察看是否果真断气,杜根不得不诈死,以致眼中都长出虫蛆,不敢拂去。后来逃亡,逃到宜城(湖北省宜城县)山中,在一家酒铺当堂倌,长达十五年之久。平原(首府平原)
封国政府小职员成翊世,也因建议皇太后邓绥归还政权,被判罪刑。皇太后邓绥逝世后,东汉帝(六任安帝)刘祜正式接管政府,征召二人前往宫门接待署(公车)报到,任命杜根当执法监察官(侍御史),成翊世当宫廷秘书署助理(尚书郎)。
有人询问杜根说:「当初,你受到迫害时,天下人都尊敬你。而且,你的亲戚朋友又那么多,何至一个人逃至深山,困苦到那种地步?」杜根说:「我如果逃到普通民家,而不是荒村僻壤,万一碰到熟人,行迹败露,会给亲友带来灾祸,所以不肯这么做。」
无论政治迫害或刑案通缉,在重点逮捕之下,一般逃亡客往往投奔亲友,认为他们会给予掩护,结局总是悲剧。一是,人性共安乐易,共患难不易,当你高车驷马前往拜访时,亲友可能发动全城欢迎,但重案压身,情形就不相同,他们一旦改变心肠,你就自投罗网。二是,亲友本身就是一项线索,一旦发现主角逃亡,治安机关不可能漫无目标的到荒山上去乱搜洞穴,当然先监视你的亲友;而且人们往往留下口讯:「下一步投奔张三。」军警顺着追踪,你还没有走到门口,埋伏已经停当。三是,天长地久,你不可能永远躲在地窖,即令如此,送茶送饭,亲友家庭秩序必然呈现异样,要想不走漏消息,可能性太小。
只有投奔跟你三棒子打不上关系的去处,才是保命之道。世人的同情是可贵的,但不可靠,到处都有利欲薰心之徒,或忠于权势之辈。在稍后「党禁之祸」
发生时,牵连之广,几乎使全国都染上血迹,使人肃然想到,杜根不但大智,而且大仁。
蔡伦
刘祜追尊亲爹清河王(孝王)刘庆为孝德皇,亲娘左小娥为孝德后,祖母宋贵人为敬隐后。
最初,长乐宫交通官(长乐太仆)蔡伦,接受窦皇后指使,参与诬陷宋贵人阴谋(参考八二年)。刘祜下令蔡伦去司法部(廷尉)报到。蔡伦知道下场是什么,服毒自杀。
这位蔡伦,就是发明纸张的那个宦官。发明纸张,是一件伟大的贡献,但摧残人权,罪恶不可宽恕。纸张竟由一个摧残人权的凶手发明,真是一件憾事,我们可以不要纸张,不能不要人权。
三年之丧
一二一年,刘祜下诏:部长级以上高级官员(二千石),不再守三年之丧(一一六年,恢复古制,准许大臣守三年之丧)。
袁宏曰:「古代帝王,所以能够使人民行为笃实,使社会风气优美,引导人民向善,主要的在于顺其自然,绝不勉强压制先天的感情,而有些人仍然不能感化。何况毁弃礼教,不准他哀思,灭绝天性!」
曾参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原意不仅仅要美化风俗,主要的还是要顺乎人性,流露真实感情。为了使人子在丧亲的痛彻肺腑的悲恸中,适当的表达永诀哀思,葬礼因之而兴。可是儒家学派的丧礼,却十分异样。除了弄一大堆丧服规矩外,又弄了一大堆更复杂、更深不可测的仪式,把死者的妻子儿女,折腾得筋疲力尽,甚至倾家荡产。直到二十世纪三○年代,丧礼中仅只「点主」──请当地乡绅在牌位「王」字上,用朱砂笔捺上一点,就要跪跪拜拜,唱唱喊喊,热闹几个小时,花费一二两黄金之多──点主的那个家伙,不能白来。
然而,最可怖的还是儒家坚持的「三年之丧」,当儿子的要对死去的爹娘,哀悼三年,在这三年之中,要不断哭泣,不能吃干饭,只能吃稀粥;不能睡床,只能睡在地面的草蓆上;不能用枕头,只能枕土块(当然,枕石头大概也行);不能穿普通衣服,只能穿特制的麻质孝服(事实上只能套在衣服上,不能穿到身上,因为它过度粗糙)。而且必须瘦得皮包骨头,脸面黄黑,双目昏花,耳朵半聋。最标准的孝子还要:奄奄一息,有人扶着才能起床,靠着手杖,才能走路;住在用土胚作墙的房子里,三年之间,不能跟妻子亲热,不能有笑容,甚至,不能言语。儒家学派最骄傲,动辄抬出来亮相的一位先生是:「子武丁守丧,三年不说一句话(高宗谅闇,三年不言)。」这种「三年之丧」,在春秋时代便因为行不通而被扬弃,墨家学派只主张守三月之丧就够了,大力抨击守三年之丧的荒谬。但儒家学派却坚决复古,并把三年之丧作为检验一个人道德学问,和一个国家盛衰兴亡的标准。
三年之丧是贵族、地主阶级的一种休闲性的游戏,一个升斗小民,一天不工作便没有饭吃,如果守三年之丧,全家岂不都成了殭尸?不但小民无法奉行,对一个政府官员而言,也承受不住三年之丧的打击。三年之后(如果他过度不幸,老娘丧命三年之后,老爹又死,就是六年),再回到政坛,形势已经大变。于是,有些人羡慕别人爹娘死得早,有些人深恨自己爹娘死得迟,有些人一听说爹娘病重,便责备两个老东西为什么不好好保养?有些人一听说爹娘病故,就连夜挖坑,草草埋葬,然后一手遮天,硬说二老仍在。
在以后的史蹟上,三年之丧的节目,不断出现,并且成为一种掠夺名声和权势的手段,更成为一种政治斗争武器,父母不但不是人子孝思的对象,反而成了贪婪卑鄙勾当的工具,就更使人遗憾。
黄宪骗局
汝南郡(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郡长山阳(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
人王龚,行政宽大和顺,喜爱人才贤士,任命袁阆当人事官(功曹),袁阆推荐本郡人黄宪、陈蕃等。黄宪推辞;陈蕃则接受推荐,出任官职。袁阆并不标奇立异,但声名显于当世。陈蕃性格爽朗,郡长王龚对他很是礼遇,因为如此,知识份子莫不归心。黄宪家世贫贱,老爹当一名兽医。颍川(河南省禹州市)人荀淑,前往慎阳(河南省正阳县),就在慎阳旅舍,遇见年才十四岁的黄宪(黄宪是慎阳人),荀淑大为惊异,自我介绍,相对长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荀淑对黄宪说:「你,真是我的老师!」接着前往拜会袁阆,还没有说寒暄的话,荀淑就叫起来:「贵郡有个颜回,你可认识他?」袁阆说:「你一定看到我们的黄宪啦!」
陈蕃跟同郡人周举,曾经交换意见,认为:「三个月不见黄宪,卑鄙可羞的念头,不知不觉会在心底萌芽。」太原(山西省太原市)人郭泰,幼年时曾游学汝南(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最先拜访袁阆,当天晚上就行告辞。后来拜访黄宪,一连几天才告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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