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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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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什么。从前,国佐总是攻击别人,终于招来报复(春秋时代,齐国国务官国佐,晋见周政府国务官单朝,事后,单朝评论说:「在混乱的政治之下,纵情任性,毫无保留的攻击别人的过失,将结下怨仇。」

  不久,齐国诛杀国佐)。现在是什么时代?如果希望保全你的身家性命,你的办法是最高贵的办法。」

  传统文化中最卑劣的一部份──明哲保身,不断受到鼓励和赞扬;认为是非可以不分,黑白可以不明,活命才是第一。史学家给钟皓、钟瑾二位先生的评价,使人觉得懦夫成了高贵人物,不但心安理得,反而受到圣人赞美,享盛名于千古。

  一个人如果坚持分辨是非黑白,不但没有人敬佩,反而惹人哄堂大笑,笑他是个没有头脑的傻瓜。

  我们绝不拿别人的手指去捅蛇窝,吆喝别人:「上呀,上呀!」也绝不要求别人:「死呀,死呀!」我们对在权势下低头的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悲哀。而我们对敢说敢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深深了解那是人类中最可贵的道德勇气,从心底深处,生出钦敬膜拜。希望中华人的尊严,就从现代这一代的中华人心头,开始苏醒。我们是一个能分辨是非,能分辨黑白的人类;不是一个不分辨是非,不分辨黑白,而只知道保全身家性命的蟑螂。


  崔寔

  一五一年,京师(首都洛阳)地震。东汉帝(十一任桓帝)刘志,命文武官员,推荐「独行」人才(独行的意义是特立独行,有高尚的情操志节,坚守立场,不随世俗浮沉)。涿郡(河北省涿州市)郡政府推荐崔寔,崔寔评论世事,写了一篇文章,名政论,内容说:「救国救民的方法,在于把裂缝补好,把倾斜扶正;根据具体事实,决定所用手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这个世界,臻于和平安全之境。所以圣人一旦当权,就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厘定制度。因步骤有差异,理论和实践也跟着有差异。不强迫别人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不会为了一个遥远空洞的理想,去推动不切实际的措施。庸俗的知识份子,跳不出书上的章句,完全被「古」控制,不知道改变方法,只会骄傲的背诵一些教条,却看不见眼前的现实,这种人怎么可以跟他讨论治国经邦、救国救民的大计?所以,提出意见的臣僚,即令君王重视,也终于被这种顽劣之辈在背后掣肘。为什么如此?只因为顽劣之辈,习惯于他所看到的东西,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根本就不乐意看到大事完成,何况在大事还没有开始时就要他同意!结果大家一致要求:还是遵照旧有法令规章,千万不要变革。即令见识通达的人,也往往看不得别人的贡献和功业;懊恼那么好的策略,怎么没有由我想出?于是妒火中烧,提笔写文章,满纸义正词严,目的只在破坏对方形象。结果,真知灼见的先知,寡不敌众,被摒弃在一旁。这就是使贤能智慧的言论,受到压制,不能伸展的原因。

  「拥有政权的君王,不可能全有最高的品德。所以,执法用严厉的手段,则国家安定,一旦宽纵,国家必然混乱。怎么证明?试看孝宣皇帝(西汉王朝十任帝刘病已),了解君王的责任,认识政治的真谛,使用严刑峻法,使奸邪恶之辈,心胆俱裂,全国一片升平,天下人心安定。总结他的政绩,高于孝文皇帝(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等到元帝(西汉王朝十一任帝刘姡В┑羌姓某叨确趴恚退沙冢娜ㄍ级槁洌骱和醭拿鹜龃蠡觯谒种械煜禄 Q峡淼牡檬В纱丝梢悦鞅妗

  「从前,孔丘作春秋,褒扬姜小白,夸奖姬申生,赞叹管仲。孔丘岂有不崇拜姬昌、姬发的道理?只是为了拯救眼前灾难,必须面对现实。圣人能掌握世界的动向,僵固份子却偏偏愚顽的不知道天下已发生变化,认为上古时代那种「结绳」记事的简陋办法,仍可以治理秦王朝时代纷乱如麻的社会;以为「干戚舞蹈」,仍可以解除高帝(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平城的包围(参考前二○○年)。

  「而今,继承历代君王遗留下的病态,正逢艰苦的时局,几代以来,犯法的人,多受到宽恕。于是,马车夫掉了缰绳,马匹抛弃了口勒,驾车的四匹马,横冲直撞,而道路又危险四伏,正应该急剧的勒马刹车拯救,怎么还能銮鸣和应,富有节奏,从容不迫的前进?文帝(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虽然废除肉刑,但是应砍掉右趾的,改处死刑。他是用严刑峻法使天下太平,不是用宽厚手段。」

  崔寔这篇弘观批判文章,把天下混乱的责任,归罪于刑法太轻。因而认为,如果采取重刑主义,世界就会太平。这种奇异的论据使人吃惊,因为那根本不是病源。冒犯了一只白兔,就诛杀十余人,这刑罚还轻?士孙奋娘亲被控偷窃,竟兄弟拷死,家产没收,这刑罚还轻?我们不认为崔寔糊涂,只认为他一时没有探索到问题核心。问题症结不是刑罚的轻重,而是刑罚的公平不公平。刑罚不公平情形下,要求重刑,只不过使手无寸铁的小民,命运更为悲惨。而刑罚的公平性,又要探索到法律掌握在什么人之手?如果谈千秋法则,则涉及专制封建制度。如果谈眼前困境,则罪恶在梁冀一人之身,他连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老爷,都可说杀就杀,谁还有能力判他的罪、处他的刑?而只有他判别人罪、处别人刑的份。

  这方面的议论,有点隔靴抓痒。然而,崔寔对反对改革的顽劣份子,所施的无情攻击,却十分凌厉。我如果是司马光,我就绝不把这篇文章,采集在通监之中,用它猛掴自己耳光。试看崔寔的指摘:「庸俗的知识份子,跳不出书上的章句,完全被「古」控制,不知道改变方法,只会骄傲的背诵一些教条,却看不见眼前的现实,这种人怎么可以跟他讨论治国经邦、救国救民的大计?」这不仅是猛掴司马光的耳光,而且是剥了司马光的头皮。为什么会如此?崔寔分析:「只因为顽劣之辈,习惯于他所看到的东西,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偏偏愚顽的不知道天下已发生变化,认为上古时代那种结绳记事的简陋办法,仍可以治理秦王朝时代纷乱如麻的社会,以为「干戚舞蹈」,仍可以解除刘邦平城的包围。」而司马光之辈却正是认为伊祁放勳、姚重华那一套,可以一直维持万世。

  崔寔对崇古成性的儒家学派,了解得如此深刻,使人拍案。他在二世纪描绘出来的殭尸形象,在九百年后的宋王朝旧党身上,复活显现。我们最有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司马光读了这篇大作,难道不脸红、不心跳?当然是不脸红也不心跳,否则何至引用它以壮声势。一个酱死了的心灵,真是再难唤醒。面对真理而竟浑然不觉,甚至怡然自得,甚至以为那都是说别人的。使我们悚然发现,我们的对手竟是如此的麻木不仁;拯救中华文化的工作,是多么艰巨。


  李文姬嘱弟

  一六○年正月一日,东汉王朝政府(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

  赦天下。东汉帝(十一任桓帝)刘志(本年二十九岁)下诏寻求故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李固的后裔。

  最初,李固被免职(参考一四六年),知道大祸已经形成,就把他的儿子李基、李兹、李燮,送回故乡(汉中郡「陕西省汉中市」)。当时,李燮才十三岁,姐姐李文姬,嫁给同乡赵伯英为妻,看到两位哥哥回来,了解事情的本末,发现它的严重性,悲怆说:「李家屠灭,就在眼前。自从祖父(李)以来,积恩积德,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跟两位哥哥密谋,事先藏匿三弟李燮,传出消息说:「李燮又回京师(首都洛阳)!」人们全都相信。不久(一四七年),大祸爆发,州郡政府逮捕李基、李兹,就在监狱里处死。李文姬拜托老爹的学生王成说:「你为我父亲行侠仗义,有古人节操。而今,把身高不满六尺的孤儿,托付给你。李家是存续还是灭绝,握在你手。」王成带着李燮,乘长江船舶东下,进入徐州(江苏省北部)州界,李燮改名换姓,在一家酒店当仆役,王成则在街头摆卦摊给人算命,二人假装不认识,只在暗中秘密来往。十四年后,梁冀被诛杀,李燮才把身世告诉酒店老板。酒店老板大为震惊,准备车马跟丰富的礼物,要送李燮回乡,李燮都不接受。回家后,重新给老爹李固服丧。姐弟相见,抱头痛哭,感动旁人。姐姐李文姬嘱咐说:「我们李家的祭祀香火,几乎断绝,你幸而逃得活命,岂不是天意,从此不要跟外界来往,千万记住,不要对梁家有一句抨击。

  如果抨击梁家,势必牵连到主上(皇帝刘志),大祸可能再临,我们要做的,只有引咎自责。」李燮接受姐姐训诫。

  李文姬吩咐老弟的话,一字一泪,我们除了悲痛之外,还能说什么。然而,善良人的畏惧,正是对邪恶的一种鼓励,应该三思。


  房植先下手

  东汉十一任帝(桓帝)刘志,还是蠡吾侯的时候,甘陵国(首府甘陵「山东省临清市」)人周福教他读书。刘志当了皇帝后,延聘周福当宫廷秘书(尚书)。

  当时,同是甘陵人的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房植,也有名望。乡人遂编出歌谣:「天下正道有房植/靠当老师做官有周福。」两家的学生门徒,互相讥嘲,攻击排斥,不能相容。甘陵知识份子遂分为南北;党羽派阀,开始出现。

  甘陵南北两派的对抗,是中国知识份子,因「师承」不同,而发生火并的起跑枪声。在此之前,不过口头攻击;之后,更升高成为武斗。

  甘陵的内哄,大概是房植先行动手,从歌谣的内容可看出他对周福的心理反应,如果不是压根瞧不起,则一定是妒火中烧。周福可能烂竽充数,阴差阳错的当了皇帝的教师,又因缘附会的当了宫廷秘书,可是历史上这一类的人,车载斗量,自会沉沦消失。但经过房植这么一闹,周福反而名垂千古。妒火往往会把对方烧得红起来,恐怕是大出妒主意外。

  然而,党派的建立,应归因于「护师动物」的折腾。学生门徒一旦坠入「护师」的漩涡中,便天昏地暗,既看不见真理,也看不见是非,只看见因「护师」

  而得到的眼前一点小小利益。

  中国需要的是尊师,而不需要护师。尊师的意义是:「凡是把握真理的人,都是我师。」护师动物则不过一群封杀异己言论的黑社会打手;使圣洁的学术领域,是非完全混淆。


  羌乱平息

  一六九年,东汉帝(十二任灵帝)刘宏,派皇家礼宾官(谒者)冯禅,前往汉阳郡(甘肃省甘谷县),说服残余的叛羌投降,破羌将军段(音jion g「窘」)认为:春天农耕季节,农夫满布田野,叛羌即令投降,也是暂时性质;而且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供养,最后一定再叛。不如乘机进击,就可一劳永逸,完全肃清。于是,段亲自出动,挺进到叛羌基地凡亭山(宁夏省彭阳县西南)

  四五十华里处,把叛羌全部歼灭。不久,再发动攻击,大破叛羌,追击到谷口上下门,深入穷山格杀叛羌酋长、将领以下,一万九千人。冯禅等则招降四千人,

  分别安置在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汉阳(甘肃省甘谷县)、陇西

  (甘肃省临洮县)三郡。东方羌人的叛乱,全部平定。段先后历经一百八十次战役,斩杀三万八千余人,俘获家畜四十二万七千头;费用四十四亿,战士死亡四百余人。东汉政府改封段新丰县侯,采邑一万户人家。

  羌人和中华人,是两个血统和文化都不相同的民族,羌人以游牧为主,跟匈奴人非常接近,而跟务农的中华人,在生活方式上格格不入。但羌人比匈奴人落后,分为千百以上大小部落,散布在黄河上游和渭水上游。从来不知道互相团结,只知道互相仇杀,所以始终不能集结成匈奴那样强大的力量,更谈不到建立国家组织。

  纪元前二世纪八○年代,中国获得原属于匈奴的河西走廊(甘肃省中西部),于是产生两种情况:一、中国势力像一把利刃一样,插在匈奴汗国跟羌人之间,把他们隔开,使羌人无法得到匈奴的援助,以致在以后的战争中,完全孤立。二、中华人在政治军事保护之下,积极向西移民,虽混杂在一起,但界线分明。前一世纪三○年代,羌人最大的部落之一先零部落,曾发动过一次反抗。之后,百余年间,表面相安无事,但羌人不断的被杀被辱,积恨已深。与日俱增的官员们的贪污暴虐,使羌人愤怒的发现,除非把地方政府官员杀尽,他们将永不能平安。

  武装抗暴行动,遂不可避免。

  这种行动,在进入二世纪后,东汉政府除了采取高压手段外,想不到别的解决方法──最有效的方法是使政治清明,这当然办不到。羌战遂从小的冲突,扩张成为大规模战争,而且向中国本部心脏蔓延,直抵首都洛阳近郊。每次战役,死亡人数,都论千论万,可推测参加战斗的兵力,当数倍或十数倍于此。羌人已由消极的挣脱贪官、反抗暴政,进而发展到对中华人全体仇视,所以中华人也遭受到同等残忍的杀戮。不过,虽然如此,那个时代没有现代意识的民族观念,本质上仍是单纯的官逼民反。因为政府官员的贪残对象,一视同仁,不分羌华。

  连绵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巨大民变,使西部中国,举目千里,一片荒凉,白骨遍野,看不到煮饭时的炊烟,幸而残存的人民,无论是羌是华,饥饿使他们坠入人吃人惨境。羌民族因人数太少,而又一盘散沙,惨重的伤亡使他们无以为继,而终于惨败屈服。东汉政府的高压政策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不过,这胜利的代价太大,因为羌战也使东部中国民穷财尽,敲开了东汉王朝覆亡的墓门。


  抓头拉尾

  最初,范滂等抨击政府,三公、部长以下,对他都恭敬备至。国立大学生(太学生)纷纷学习他的风格,认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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