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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港 作者:[加拿大]阿瑟·黑利-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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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当然是没法知道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也得出了同一的结论。
不管弗里曼特尔在其他各方面的为人如何，他总还是个实用主义者。好久以前，他就认为人生有如对弈下子，有输有赢。有时，输得突然，也说不通。一种偶然的情况，偶一失慎，草堆里长出了荨麻，都能使功败垂成，功亏一篑。象弗里曼特尔这样的人还算是走运的，有时候竟是相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空港经理贝克斯费尔德已被证明象是一棵荨麻，原应避开的，但因粗心大意，竟招惹了他。就在他们两人第一次交锋之后，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依然低估他的对手，不是知难而退，却仍然留在空港不走；他现在知道那第一次交锋早就对他敲了警钟。弗里曼特尔还发现了另一件事，但是为时已晚。
那就是贝克斯费尔德其人，不但泼辣，而且还是个赌棍。只有赌棍才敢于冒那样的险，贝克斯费尔德方才就是那样干的。也只有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在这一点上，心里明白贝克斯费尔德赌赢了。
弗里曼特尔心里有数，律师协会对今夜这种活动是会有看法的。说得更确切一点，此人不想再惹事，因为他和协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已经发生过一次纠葛。
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心想贝克斯费尔德果然料事如神。不能根据签过字的聘请辩护律师的单子去法院请求收费。风险大，钱却不一定能够到手。
当然，他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他决定明天起草一封信，发给所有签了这种单子的梅多伍德居民。信里面他要竭力说服他们继续聘请他为法律顾问，每人仍按原议收费。不过他怀疑许多人是否会理他。贝克斯费尔德此人胆大包天，真该死！竟然成功地在人们心目中引起了偌大的疑窦。也可能还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外快，有那么少数几个人还愿意继续搞下去，但最后还必须作出决定，就那么几个人是否上算。不过，弄一大注钱这个前景是已经消失了。
他琢磨还会出别的事。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内德·奥德威和其他几个警方人员正在驱散人群；大厅里又象平常那样，人来人往。人们已在把手提的扩音设备拆散运走。梅尔·贝克斯费尔德方才曾一眼瞥见坦妮亚，现在看到她正在朝他这边走来。
还有一个女的走到他的面前。她是梅多伍德的居民，梅尔有好几次注意到她。她有一张样子非常聪明的脸蛋，棕色的头发齐肩。
这个女人温和地说：“贝克斯费尔德先生，我们谈了许多。我们对一些问题比原先有所了解。可是我还没有听到任何我可以告慰我孩子的话。孩子们会哭着问我那个声音为什么还不停下来，好让他们睡觉，在那个时候我仍然无辞以对。”梅尔遗憾地摇摇头。这个女人两三句话就说明了今夜所发生的一切都无济于事。他知道他没法回答她的问题。在空港和住宅仍然毗邻的情况下，他怀疑能否找到一个答案。在坦妮亚交给他一张折起来的纸片的时候，他仍然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他把纸片打开一看，象是匆匆忙忙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
第2次班机在空中爆炸。
结构受损，有人受伤。
现在飞来此间准备紧急
降落，估计抵达时间为一点三十分。
机长说必须使用三○号跑道。
管制塔台报告跑道仍然堵塞。
12
第2次班机经济舱后梢血迹模糊，全科医生米尔顿·堪帕尼奥正使出他的最大本领，设法抢救桂温的生命。但是，能否成功，他并无把握。
D。O。格雷罗的炸药包爆炸的时候，桂温就在格雷罗身边，离开爆炸中心最近。
在一般情况下，她肯定会象D。O。格雷罗一样，当场身死。当时有两种情况救了她。
原来爆炸的时候，桂温和炸药之间还有格雷罗的身躯和飞机厕所的门隔着。虽然两者都不是什么有效的屏障，但是在千钧一发之际，两者合在一起就能对最初的爆炸力起缓冲作用。
就在这一刹那间，飞机外壳炸裂了，接着是爆炸性的减压，引起了第二次爆炸。
炸药爆炸的气流当时还是冲击了桂温，把她朝后摔去，使她受了重伤，流血不止，但是这股力量却碰到了一股相反的力量，那是气流通过飞机机身后部被炸开的大口子向外逃逸时形成的。其结果就象两股旋风迎头相遇。过了片刻，减压引起的力量占了上风，顺势把原来那股爆炸力一起席卷到漆黑的夜空。
尽管爆炸力很强，受伤的人并不多。
伤势最重的是桂温，她躺在过道里，不省人事。她身旁是那个象猫头鹰似的年轻人（他当时刚从厕所出来，惊动了格雷罗），也受了伤，流血不止，感到头昏目眩，但他还能站着，神志清醒。附近还有六个乘客被碎片和弹片刮破皮肉和击伤。爆炸引起的减压把物品卷起，飞向飞机后部，击中了其他人，使他们吓呆了，受了淤伤，但是这些人伤势都不重。
减压后，没有系上安全带的人起初都被吸向飞机后部已炸开的大口。桂温当时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幸好她已经摔在地上，一只臂膀本能地或偶然地抱着座椅的底座。这就使她没有被拽得更远，同时她的身体挡住了其他的人。
气流开始向外冲出后，吸力随之减少。
大家（不论是否受伤）迫在眉睫的最大危险就是缺少氧气。
虽然氧气面罩很快从箱子里掉了出来，但只有少数乘客把面罩抓住，立刻戴上。
好在有些乘客很快就动起来，总算还来得及。女乘务员凭她们的训练作出了反应，不管当时人在什么地方，她们都一手抓住面罩，并示意其他人也这样做。机上有三个医生，他们带着妻子参加淡季休假旅行团；他们意识到要抢时间，不但自己戴上了面罩，而且急忙指导周围的人也戴上面罩。海关检查长斯坦迪什的那个机灵的十八岁外甥女朱迪自己戴上面罩后，还给她邻座的婴儿脸上扣上了一个面罩。随后，她立刻示意婴儿的父母和过道对面的其他人使用氧气。那个偷乘飞机的老婆婆昆赛脱太太，过去在非法乘坐飞机时曾多次见过使用氧气的示范，所以她知道该怎样做。她为自己拿了一个面罩，还递了一个给她那个吹双簧管的朋友，又把他拉回到她旁边的座位上去。
昆赛脱太太不知道她是会活还是会死，但她并不太担心；不管情况怎样，她想在死之前弄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有人塞了一个面罩给桂温身旁已经受了伤的那个年轻人。他摇摇晃晃，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他好歹还是把面罩扣在自己脸上。
尽管如此，在这性命攸关的十五秒钟过去之后，只有不到半数的乘客用上了氧气。这时，没有吸氧的人开始昏迷；又过了十五秒钟，其中大多数人已不省人事。
桂温·米恩没有吸上氧气，也没有得到及时的照料。她因受伤而失去知觉，情况越发严重。
当时，在驾驶舱的安森·哈里斯冒着飞机在结构上受到更大的损坏，甚至可能完全报销的风险，毅然决定高速俯冲，从而使桂温和其他人免遭窒息。
俯冲是从二万八千英尺高空开始的；两分半钟之后，在一万英尺的高空停止俯冲。
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生命可以维持三四分钟，而且大脑不会受到损害。
在俯冲的前半段时间里——一分十五秒，下降到一万九千英尺——空气依然稀薄，不足以维持生命。再往下飞，氧气越来越多，可供呼吸了。
在一万二千英尺的高空中，可以进行正常的呼吸。俯冲到一万英尺时——这中间虽然时间很紧，但还来得及——第2次班机上所有不省人事的乘客，除桂温外，都恢复了知觉。许多人根本还不知道自己方才已经失去知觉。
起初那阵突如其来的震惊慢慢地消失了，乘客和其他女乘务员渐渐弄清楚自己的处境。有个资历仅次于桂温的女乘务员——她是个家在伊利诺斯州橡树草坪的时髦的金发女郎——赶紧朝飞机后部的伤员走去。她脸色苍白，但急忙喊道，“请问谁是医生？”
“我是，小姐。”堪帕尼奥没等找他，就已经从座位上走了出来。他是个身材矮小，面部轮廓分明的人，一举一动都有急不可待的神情，讲话快而带布鲁克林口音。他急急忙忙扫视了一下现场，感到刺骨的寒冷，大风吼叫着从机身炸开的大口中刮进来。原先的厕所和后厨房已经一团糟，烧焦的木头和金属上面鲜血淋漓。机身后部到机尾的内层已被炸开，操纵钢索和结构部件都露了出来。
由于机舱不再是密封的了，风和发动机的声音一个劲地响成一片。那个医生提高嗓门，好让人听见他讲话。
“我建议你们把人尽量转移到前面去。尽可能让每一个人都能保暖。我们还需要绒毯，给受伤的人用。”
那个女乘务员没有把握地说，“我去找找看。”平时存放在行李架上的绒毯，有许多已随同乘客多余的衣服以及其他物品被减压时产生的旋风刮到飞机外面去了。
堪帕尼奥医生的旅行团中另外还有两名医生，也前来帮忙。其中一个医生对另一个女乘务员说，“把你们的急救设备全部拿来。”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堪帕尼奥医生带着药箱，他已经跪在桂温身旁。
米尔顿·堪帕尼奥医生不管到哪里，随身总是带着一个装满急救用品的箱子，这是他的特点。眼下，他负起指挥责任，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尽管他作为一个全科医生，在业务上比另外两个医生地位都低，因为那两个都是内科专家。米尔顿·堪帕尼奥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下班的时候。三十五年前，当时他是个年轻小伙子，从纽约一个贫民窟里开始发奋要求上进，后来他在芝加哥米瓦尔基和大马路附近的小意大利人聚居的地区挂了牌。他妻子经常满不在乎地说，打那以后，除了睡觉，他从不停止行医。他为人们需要他而感到自慰。他干得好象行医就是他所赢得的奖品，唯恐有失。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在任何时间拒绝替人看病，或谢绝出诊。他从来不象他许多同行那样，碰到车祸现场，生怕因医疗失当引起诉讼，掉首而去，他总是停车下来看看，尽力而为。他一丝不苟地使医术精益求精，赶上最新的水平。他越干越来劲，使人们认为，似乎他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想要在有生之年——
对他来说，为时不多矣——减轻世界上的各种病痛。
他这次去罗马（已经拖了好几年），是要去看看他父母的诞生地。堪帕尼奥医生准备和他妻子一起出门一个月。由于他年事日增，他同意这次应该彻底地休息一下。不过，他完全预料到在路上，或许在意大利，一定会有用得着他的时候（他根本不考虑没有当地执照不得行医的规定）。如果真需要他，他是随时都作好准备的。所以，眼下需要他出马，对他来说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他先去看桂温，因为在伤员中，显然是她伤势最重。他回过头来对两个同行说，“你们去照料别人吧！”
在狭窄的过道里，堪帕尼奥医生把桂温的身子稍稍侧转，俯身检查她是否还有气。他发现桂温还活着，但呼吸微弱。他朝刚才同他讲话的那个女乘务员喊道，“我这儿需要氧气。”趁姑娘去拿手提氧气瓶和面罩的时候，他检查了一下桂温的口腔，断定气管没有堵塞；嘴里有碎牙和大量的血，他随手把碎牙取出；他还确定出血并没有妨碍呼吸。接着，他对那个女乘务员说，“把面罩扣好。”氧气发出了嘶嘶的声音。过了一两分钟，桂温的皮肤上重新出现了一丝血色，而在这之前，她毫无血色，生命垂危。
与此同时，堪帕尼奥医生开始采取措施，制止脸部和胸部大面积出血。
他动作迅速，用止血钳夹住脸部的一条动脉——这是外出血最危险的部位——并对其他的出血点进行压迫性包扎。他已经发现锁骨和左臂可能骨折，以后需要用夹板夹住。使他担忧的是看到病人的左眼里好象有爆炸物的碎片；至于右眼是否也有碎片，他没把握。
第二驾驶员乔丹轻手轻脚地绕过堪帕尼奥医生和桂温，前来指挥其余的女乘务员，并照料乘客往前挪动，把经济舱的乘客尽量转移到一等舱里去，让有些人往那里的座椅上挤，两个人坐一个座位，有些人给领到一等舱半圆形的小客厅里，那儿还有空位子。没有被卷走的衣服，不管是谁的，全都分发给最需要的乘客。碰到这种情况，人们总是乐于互相帮助，毫无私心，甚至还流露出丝丝幽默。
其他两个医生正在给受外伤的乘客包扎，他们伤势都不很重。爆炸时就在桂温身后的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有一只臂膀被划了一道大口子，但完全可以治好。他的脸部和肩部也受了些轻伤。眼下暂对他受伤的臂膀采用压迫性包扎，给他打了吗啡针止痛，同时尽量使他舒适和暖和。
由于飞机在低空飞行，遭到大风雪的猛烈冲击，使医护工作和乘客的转移倍加困难。空气湍流接连不断，每隔几分钟，机就剧烈颠簸或朝两侧翻滚。
此外，好几个乘客开始感到晕机。
赛伊·乔丹向驾驶舱作了第二次汇报后，回到堪帕尼奥医生身旁。
“医生，德默雷斯特机长要我对你和另外两位医生目前的工作表示感谢。他希望等你能抽身出来的时候，到驾驶舱去一趟，告诉他伤员的情况，以便电告前方。”
“捏住这块药棉，”堪帕尼奥医生发出命令。“使劲往下按，就按这个地方。现在我要你帮我找一块夹板。我们可以用那些装杂志的皮套子，下面垫一条毛巾。去找一个最大的封套来，杂志留在里面，不要抽出来。”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有时间就去。你可以告诉机长，我觉得他应该尽快对乘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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