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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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义」短兵相接了。
　　　向「欧洲中心主义」逐步让位
　　　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经接触，我们那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断让位史。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现代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
　　　有许多现代史家，为顾全我民族的尊严（其实只是面子），乃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其实「五四」以前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与西化运动本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西化」就是「现代化」啊！
　　　在这历时八十年的「西化」过程中，我们首先向西方让位的是以「船炮」开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之谓也。在这项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最起劲，工作最有成绩，失败也最惨的，要算是李鸿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军」了。
　　　可是纵在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务、有学识、有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看出科技现代化而没有政治现代化相配合是徒劳无功的。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做事谨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虽早已看出「西艺（科技）非要、西政为要」，他却不愿挺身而出，大力谋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张小二十一岁的康有为远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顾一切，直接向皇帝写信，呼吁变法改制了。
　　　早年的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虽然也是个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经看出旧瓶不能装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推翻满清专制，彻头彻尾，重新来过。
　　　在清末这三位政改专家是一个比一个激烈的；一个比一个彻底的。也可说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让步，愈让愈多。到孙中山名下，简直就变成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彻底转型了。
　　　但是他们三位先哲却拖着一条共同的尾巴他们都不愿和这个古老的「汉族中心主义」一刀两断；而偏要婆婆妈妈地来个藕断丝连。
　　　张之洞搞的是「中学为体」，不必谈了。康有为鼓吹的分明是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他却偏要搬出传统的「今文经学」作陪衬，以表示他所致力的「变法改制」，是「为往圣继绝学」，不是以夷变夏。
　　　孙中山本是领导我们搞政治全盘西化的华盛顿，但是他老来也偏要自认是「承继文武周公的道统」。什么是文武周公的道统呢？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贵贱有别？士农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这样承继下去，哪还有什么「民国」呢？
　　　凡此并不是表示我们老一辈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彻底。天下并没有什么「彻底的思想家」；甚至没个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发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辈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我们「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对西方模式的让步还没有让到最后阶段。衰势文化对优势文化的让步，原是步步为营的，能不让就不让。它不被逼到山穷水尽、渣滓全销、无懈可击之时，它这个「对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儿。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弹的。
　　　「对立」、「统一」和「阶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尔和恩格斯辩证法上的术语，一个「正」（统一，thesis）向一个「反」（对立面，antithesis）加压力，这个「反」只有到无懈可击之时，它才能发出有效的反弹，与「正」重行组合以产生一个「新的统一」（合，synthesis）来。
　　　再举个最具体的例子。在清末提倡西学最为激进的思想家康有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有妻有妾在「汉族中心主义」和孔孟道统之中，都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在一个优势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挑战之下，这位新人物就是个行同禽兽的异端和蛮族了。孙中山后来便在这项西俗挑战之下让步到底。也只有让步到底，我们今日才能向爱滋横行的西方社会，在性道德和婚姻制度上，作出有效的反弹，而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此是后话。
　　　所以过去一百五十年我国的社会转型运动不管你叫它「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它都显示出清晰的「阶段性」，它从科技改革开始，进步到政治体制的改制；再从君主立宪的构想，通过「辛亥革命」落实到议会政府的实习。每一阶段都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进步（也可说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作更多更大的让步）。当然也有表面上或大或小的逆流，使人感觉到「民国不如大清」。
　　　不过这些十年一变的小阶段都是过渡性的。既然是过渡性的，没有永恒或较长时期存在的属性，则每一阶段的发展就必然以失败结束。这也就说明了近一百五十年来，我国出了无数个「失败英雄」的基本原因。但是这种带有明显阶段性和进步性的失败，也正是成为引发和推动次一阶段发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推移。穷则变、变则通，终于推入其「最后阶段」，百川汇海，发展出一个百年，甚或千年不变的「定型」来。只有在那个「虽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后，中国文明才能恢复它已失去的「优势」；才能有效地向现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弹」，而推动全人类的历史进入其「超西方时代」（The　Post　Western　Era）。
　　　笔者作此妄语，是否是「国学大师」式的自豪自信，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之最哉？非也。只是我们东方社会这次「转型」己转了一百五十年。一百五十年的经验已替我们累积足够的数据（data）。就根据既有的数据，把「过去」看清楚，一个社会科学家不需有太多的「数学矩阵分析」（mathematic　matrical　analysis）的训练，也可据以推算「未来」，用不着像陈抟（？～九八九）、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那样去寻找超自然的象数了。
　　　从全盘西化到如何西化
　　　要言之，我国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现代化）过程里，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应该是个分水岭。五四之前我们的现代化运动的重点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被迫让位的问题。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我们这个「让位」过程已在文化上一让到底是所谓「打倒孔家店」也；是所谓「全盘西化」也。所以五四之后，已经不是应否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西化和选择那样西化的问题了。「新文化运动」原是个「启蒙运动」，则继之而来的便是「启蒙后」的问题了。
　　　「全盘西化」之初次提出是惊世骇俗、全国哗然的，但是它也是势如破竹，当者披靡。读者今日可能尚有不服的。但是阁下与我都不妨对镜自窥，你我除掉黑眼球、黄皮肤之外，我们上自网球帽，分装发；下及洋袜、皮鞋，我们身上还有哪一点没有「西化」？西化原是个生活方式。试问我们自早晨起床，刷牙漱口，上班上学，到晚上看电视、穿睡衣上床；除掉拿筷子吃饭之外，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还剩下几两？西化是个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心态和教育内涵。读者试思，我们从九年国教到四年大学，我们学了一身本领，有几项本领是来自传统国故？有几项不是来自西方？我们连中国语文的教学，都彻底西化了。
　　　朋友，吾日三省吾身我们的生活和思想，至今还有几项没有西化？呜呼哀哉，我们都早已「全盘西化」了。只是其来者渐，我们都不知不觉罢了这种全盘西化的过程，只是五四以后的一代，才心服口服的啊！但是站在五四这个分水岭上，左手承先、右手启后来推动这项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我们就不能不公推胡适为首了。
　　　胡适的两大「突破」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这一阶段中的贡献，盖可归纳之为两大「突破」：
　　　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汉族中心主义」中所制造的瓶颈，而使「独崇儒术」恢复到先秦时代，群经与诸子平等的地位。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后，二千年来「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是一种文艺复古、文艺复原的文化运动。须知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原义就是文艺冲开中世纪教会所制造的枷锁，而复希腊罗马之古啊！不破不立。现代的欧洲文明之崛起，「文艺复兴」实在是第一炮。胡适所领导的「中国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高唱「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
　　　第二，胡适更进而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要中国民族文化的领导地位干脆让给洋人，以夷变夏。这是一桩放开小我，提高理智，极其大胆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也是那原先发自十八世纪巴黎的欧洲启蒙运动之延续。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末期，科学知识大跃进的结果。在新兴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人类学）光彩照耀之下，那原先的「造物主」（Creator）上帝的权威，整个动摇了。
　　　可是上帝是今日所谓「西方文明」的总根；是白种民族安身立命不可一日或缺的精神源泉。上帝一旦不见了，则整个社会都要惶惶如丧家之狗，如何得了呢？所以他们在十八世纪这个所谓「理智时代」（The　Age　of　Reason），要把上帝、大自然和人类文明中新近才被解放出来的「理智」（reason）作个适当的安排。三造和平共存，相安无事，一个史无前例、光彩辉煌的近代西方文明，就在历史上出现了。
　　　胡适所领导的中国启蒙运动，也正是如此。它不是受科学发展的影响，而是受西方优势文明挑战的结果。在占绝对优势的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那至高无上的孔老夫子的权威，也整个动摇了。
　　　孔二先生那个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两千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适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朋友，你纵使是国学大师，你说孔家店不该打倒？你纵是神学大师，在新兴的「进化论」的科学论证之前，你还要坚持「人是上帝造的」？
　　　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把孔家店打个稀巴烂，新的思想便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
　　　「胡老师，本位文化真的就一无是处？」他的不疑处有疑的学生不免要怀疑一下。
　　　「哪个民族，能丢得掉他们的本位文化？」
　　　真的，十八世纪的欧洲丢不掉「上帝」；二十世纪的中国能丢掉孔子？把孔家老店要不顾一切彻底的破坏掉？孙中山不也说过「破坏难于建设」吗？打倒孔家店，只是个反托拉斯的运动，并不是要毁灭孔子。果然，旧文化、旧思想，落荒而去。新文化、新思想，就随着新的文化传播工具（语体文）排山倒海而来！
　　　去岁余访沈阳「帅府」，见壁上斗大金字，歌颂张少帅是「千古功臣」。这就是《汉书》上所说的「曲突徙薪者无恩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的标准例子了。焦头烂额的张学良，怎能比得上曲突徒薪的胡适之呢？
　　　若论共产主义在中国之兴起，「千古功臣」应该是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啊！
　　　水清无大鱼
　　　可是胡适对他自己在文化发展上所作出的成绩，和历史发展中所负的责任，却一辈子也未弄清楚。他一会儿西化，一会儿现代化，一会儿又是世界化。说了数十年，说得不知所云。
　　　记得四十年前，余尝把大陆上批胡之作，一篇篇地携往胡氏公寓，灯下与老师共读之，其乐融融。那些批胡之作虽多半都是「打差文章」，但亦不乏真知灼见的杰作。那时我尚年轻，遇有可诵者，我即以老师不牵鼻子之矛，以攻老师被牵鼻子之盾，和他认真辩难。适之先生为笔者所亲炙的最有容忍风度的前辈。但是他也是一位有七情六欲的老先生；我们师徒所见亦每有不同，而我学习的态度又十分认真不被说服，即不愿苟同。所以有时老师也有几分恼火。他不喜欢一个学生，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批胡者助阵嘛这也是胡师很可爱而不矫情的地方。
　　　本来嘛！一位开创宗派和山门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宗教家像孔子、老子、墨子、释迦、苏格拉底、耶稣、穆罕默德、马克思、杜威等等，他们成佛作祖，往往都是无意间得之；甚或出诸百分之百的偶然。他们生前也往往不知道自己「一辈子在搞些什么」？这句话就是适之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夫子自道」。老实说，这也是我这位弟子在「夫子自道」中，所发现的百分之百的真理。
　　　耶稣这个小犹太牧羊仔，生前哪知道他死后会搞出个那么伟大的宗教来；两千年后他的生日派对，还那样风光？穆罕默德根本是个文盲，造反有理，当了皇帝。但是他又怎知道他那些文盲之言，后来竟成为穆斯林文化的总根呢？
　　　以上所说的是宗教。再看比宗教更有力量的马克思。马老在一八八三年入土之前，就抵死不承认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今日世界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老了，动不动就说他要去见马克思。真要见了马克思，可要当心老马的拐杖呢！
　　　总之，成佛作祖的思想家、宗教家，都是圣之时者也。他们是站在各自时代的尖端的智者和贤者。按照时代的需要，以言教身教来推动或逆转他存身的社会发展。但是他们思想和信仰的成长的程序都是复杂的；他们思想的效验与影响亦有赖于历史前进中的长期实证，因此水清无大鱼，人类历史上任何宗教和文化的巨人，其思想体系都是朦胧难辨的。他一旦捐馆，弟子信徒和新仇旧怨，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因此儒分为八，墨别为三，佛有十宗，回有两派，耶有百种，马有千家了。
　　　胡适这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跳不出此一通例，因此当他在逐渐向历史海洋下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