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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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把全体人类都卷入战火也。
　　　在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前后，惨痛中的最惨痛者，可能就是我们这苦命的中华民族了。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受的苦难之外，还要加上三次武装流血大革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北伐（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和共产党席卷大陆的农民革命（一九四九），以及数不尽的内战和外战。根据国共两党的史家，和许多官私文件的统计，为内战和外战，百年之中我们总共打了数逾千次大仗小仗。
　　　在上述的千百次战役之中，最令人迷惑不解，也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本文所要阐述的「甲午战争」和我们老前辈华裔都亲眼目睹的，二次大战后的国共决战了。这两大战役皆最具关键性。它们的胜败都改写了历史。在这两大战役之中，也都是该败者战胜，而该胜者战败。胜败本兵家常事。但是该胜者战败之时，竟败得那样惨，败得「一败涂地」，败得「全军尽墨」，那就匪夷所思了。
　　　　更奇怪的还是这两次战争，虽然一个是外战，一个是内战，但是它们胜败的方式，却有高度的雷同。大致说来，败的一方难免都大而无当，颟顸松散，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幸灾乐祸。结果天倒大家灭，悔之已晚。
　　　而胜的一方则短小精悍，纪律严明，上下一心，如臂使指。处心积虑、不眠不休，非把对方吃掉，决不罢手。终于战胜强敌，一步登天。可是以后也就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一发难收。最后饮鸩止渴，也没落个好下场！
　　　就说我们所亲眼自见的国共之战吧！二次大战后的南京国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中央政府。库存黄金白银美钞的价值，史所未有也。加以美式配备的四百万大军；飞机千架，舰艇如云。原是联合国中，不折不扣的四强之一。为什么为时不过三年竟被一批土共的「鸟枪、铁锤、土炮……」（抗战歌词），打得落花流水？！等到华北失守时，长江以南半壁河山仍完整无缺。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说，国民党如还剩下几把　「扫帚柄」（broomsticks），也可把长江堵住，不让共军渡过。为什么后来汤恩伯将军的四十万大军，连几把扫帚柄也不如，岂不怪哉呢？！
　　　撇开我们亲眼看到的「怪哉」不谈了，再回溯上去一百年。且看那个「甲午战争」，那也是个怪哉的怪哉呢？！
　　　世界第八位海军
　　　在甲午战前，我们的大清帝国也有一支相当可观的海军呢！它拥有装甲十四吋，配备有十二吋巨炮的七千吨主力舰二艘，和各式巡洋舰，、鱼雷艇数十条。每次操演起来，摆出「船阵」，也是樯橹如云，旌旗蔽空，气势非凡呢！如把这些船舰，摆在今日的台湾海峡，也还是一支可观的钢铁长城呢！何况当年。
　　　这支舰队甲午战前亦曾由清政府派往高丽、日本、南洋新加坡一带巡弋示威。堂堂之阵、阵阵之旗，连欧美海军大国的观察家亦均拭目而视呢！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大清帝国这支海上武装，居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排名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大列强。此时日本亦雇有大批欧美专才，订购船舰，锐意发展海军。然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全部吨位炮位及海战潜力，实远落我后；在世界排名仅为第十六位。按资料分析，清日对阵，日海军断非我之敌手也。
　　　【附注】　其实所谓世界列强海军排位问题，只是当年海军年刊等一类书刊编辑，根据各国吨位与武器装备，所作的比较之辞，并无绝对标准。甲午战前，我海军实力通常被估计，约在第六与第八位之间。日海军则在第十一与第十六位之间。
　　　谁知海战于七月二十五日爆发后，不出数周，我舰艇竟一败涂地，全军尽墨。堂堂主力舰，最后为敌方所掳，竟被拖回三岛，充当海边码头上的商用「趸船」，亦辱华之甚矣。回忆一九四八年夏，笔者赴美留学，路过日本时，随团参观日本之战史馆。曾见有大幅油画，渲染其黄海一役，歼灭我方舰队之战绩。睹之触目惊心。返船之后，同学百余人相约联名上书南京国民政府，请责令日本拆除此画！那时我们是战胜国嘛！今日思之，心有余酸也。
　　　以上所述只是海军。至于陆军之一败涂地，更不忍多说。斯时清朝的陆军，尤其是湘淮两军，刚刚打完惨烈无比的对内战争：剿平「粤逆」，消灭「捻匪」，镇压西北「回乱」……，在国内真是威无复加，不可一世。在甲午前夕，大清境内的百万貔貅，都是久战之师，气势夺人。
　　　这时日本陆军新建，可用之兵不过十余万人「明治维新」时，天皇原无一兵一卒。谁知牙山一声炮响，我军竟瓦解土崩，不可收拾，而敌军则追奔逐北，斩将搴旗。不数月不但占尽边塞，势且逼近京师。清方朝野震动，不获已而腼腆求和。真丢人之极！
　　　在下愧为人师。授课时每至牙山败北，东海丧师；或锦州之失，徐蚌之溃……时，在作业里，在试卷上总要问问学生：中日之战与国共之争如上述者，其胜败之结局若此，原因何在呢？！这一标准问题，在课堂上问了数十年，迄无明确答案。惭愧的是，不只学生不知，作老师的自己，翻烂中西史籍，讲义十易其稿，至今仍在云雾中也。愚者千虑，不能说一无所得。只是敝帚自珍，终嫌简陋，不敢张扬耳。
　　　此次因事访台，滞留逾月，适值「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刘绍唐兄因嘱撰文纪念。复承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主任王仲孚教授，以师大近月所举行的「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之论文全集见赠。逆旅闲居。因将此七百零四页约六十万言之巨著，逐字拜览一过。此集为甲午文献之最新资料，有缘即时捧读，获益良多。因思随群贤之末，就笔者历年教学心得，对甲午战争，从不同角度狗尾续貂，作一综合分析，以就教于群贤。
　　　也曾试撰「中国海军史」
　　　回忆童稚之年，因出生于淮军遗族之家庭，学未启蒙，而耳濡目染，即多为淮勇水陆两师之故事与遗物；且时闻白头老兵操韩语闽语为笑乐者。及长受业于郭量宇（廷以）师，并受当时突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启迪，兼以孩提时即大有兴趣之海战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犊，不自揣浅薄，曾试撰《近代中国海军史》，并拟分章发表之于当时后方的《海军整建月刊》（一九四二年某期起。近阅王仲孚先生所赠之《甲午战争中文论著索引》页五〇，编号一〇〇七，唐德纲（笔者原名刚纲两用）〈中国海军的结胎年代〉载海校校刊，一九四八年九月。实系拙作第一章之重刊也）。其时曾为某一小节之探讨，与当时亦在煮字疗饥之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发生抵触。
　　　田汉先生战时寄居贵阳，研究海军史，参考资料甚少，不若我有「国立中央大学」之图书馆为后盾也（中大图书馆是当时后方最好的图书馆）。结果该刊编者是我而非田汉，使我这一后辈心中不怿者久之。因为我当时十分敬重田汉，对他更万般同情。作为后辈，我绝无心顶撞之也。记得当时田汉曾有诗自伤曰：
　　　爷有新诗不救贫，
　　　贵阳珠米桂为薪；
　　　杀人无力求人嫩，
　　　千古伤心文化人。
　　　田汉是诗人才子，散文和剧曲作家，也相当有学问（文革时与老舍同一命运，被斗而死）。其时蜗居贵阳，生计艰难，而我目睹重庆街头贪官污吏，征逐酒肉；对田汉之潦倒，敬重与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无心顶撞了这位前辈，心中不怿，实出自至诚也。
　　　我那部可笑的《中国海军史》，虽然已积稿甚丰，手钞史料更是满箱满箧。甚至战后还乡，犹试图去丁府（丁汝昌）、吴府（吴长庆）探寻其早年文献。吴府为至戚；丁府则沾亲带故也。然小书卒未杀青，残稿便被中共「土改」了。我当时没有急于完工，也是觉得海军原是个洋东西。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写起来终嫌美中不足也。小子既然年富力强，又有志喝洋水，则来日方长嘛。
　　　后来想不到三凑六合，又跑到美国大学里教授起中国近代史来。适乡友包遵彭兄自台湾间关来访。包兄时在海军总部任职，曾阅读我在海军月刊上之旧作，有意约我重作冯妇，合著海军史。然斯时我正忙于他事，期以异日，初未料竟成永诀也。再者笔者当时正在教授近代史，牵涉殊广，海军亦只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那个毛头小子英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来说吧！在同治初年（一八六三），清廷委托他购船八条，试办海军之时，这小子时年不过三十，居然想当大清帝国的海军大元帅（Admiralissimo）。这个大元帅他当然没当得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帅。曾国藩想把这八条炮船编入他的「水师」；满人又怕国藩坐大而不允。国藩的老弟国荃，那时正围攻长毛于南京，也不愿这洋船来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八条大洋轮终于变成了丧家之犬，最后还得由李泰国把它们退回原主，拍卖了事。这种买来卖去的折耗和佣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李泰国小子发了大财不用说了。好歹钱是公家出的（李泰国经管的关税），大清朝中诸大臣对大清帝国的损失，不痛不痒也。
　　　后来赫德（Robert Hatrt）继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帅之雄心也。其后终以文人不胜此职，乃改介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Williams　M。 Lang）。琅氏在李鸿章正式编练北洋海军时，自认出任副提督，官职实系「总查」（总教官），然汉文语意不清　，英译固为海军上将（admiral）也。琅氏出身英国皇家海军，带职出任中国海军官职。英国海军原为三头马车制，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国海军中实行两头马车制。终于闹出所谓「升旗事件」。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关系，为之搁浅。下节再续论之。
　　　无独有偶。谁知五十年后，「酸醋约瑟」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重庆也不甘心作「花生米」（「花生米」为蒋委员长在二次大战期间，国际密电码中之代号）的「参谋长」（总查？），硬要出任「中国陆空军总司令」，最后为「花生米」所撤职。史氏一怒而去，也为其后雅尔塔会议伏下艰难之一笔，贻患至今未了。
　　　这些历史上的小故事，你说它大，也不太大。你说它小，可也不太小。有关它们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栋呢！因此研究这种历史，史料就不是问题了，史料多的是嘛！那么问题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释」这些史料了。根据这些初无异说的历史事实，要用简明而抽象的语言，　把它们「解释」得言之成理。这在社会科学领域便叫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笔者自五〇年代中期在纽约各大学兼授中国近代史以来，讲稿十易，非全为新史料之出炉也。实在是想「自圆其说」。讲一点自己可以相信的学理，然后再去课导各族学生，让他们也相信「师说」罢了。
　　　「甲午战争」过去已一百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发掘殆尽。根据这些史料，来把这次战争，作一综合的解释，这就是笔者胆大妄为，在本篇拙文里所致力的了。
　　　「甲午战争」的阶段性
　　　与洋学理接触既久，每好替土学理打点翻案官司。这大概也是「五四后」（post…May　4th）中国文化界应有的现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来所谓「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被洋人和新派学人骂惨了。子曰：「再思可矣！」我们在骂人之后，来他个「再思」（second　thought），便时常发现「骂过了头」，甚或「骂错了」，乃至「你自己才该骂呢」！
　　　例如洋人和他们的中国徒弟们，总欢喜说：「倒霉的中国，三千年没进步。」我这个世界通史教师倒发现将中国比异族，三千年来，我们的政治社会制度却最为稳定呢！连个倒霉的小脚，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慢说是「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脚是混帐了，而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三公九卿就一无是处？！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属，就不能替所谓「西方现代文明」拾遗补缺哉？！
　　　笔者正撰拙文半载，忽然老友杜维明教授敲门辱访。我初以为维明兄有私事相询。孰知他竟为谈学问而来，真使我受宠若惊。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学校方之委任，正组织汉学儒教在该校必修课中之普及工作，列为大学本科生必修课程之一部分。受业者恒至千人以上，实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维明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为今日华裔最突出的「五四后」的学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谓「国学大师」所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现代化」和「超西化」（post…Western），与「僵化」和「基本主义者」（fundamentalists）之别也。
　　　长话短说。我们有个两千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争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地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两百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
　　　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什么个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的。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如今我们这个历史三峡已快到尽头。诸位稍安勿躁。另一「定型」已隐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文明转型史，而这个转型运动是有其显明地「阶段性」的。「甲午战争」便是一个极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用一种最新的具体语言来表达，那便是由「四化」进入「五化」。没有「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着重「往往」二字）。这便是「甲午战争」打败仗最基本的原因。至于多开两炮，少打两炮，朋友，那是小事，不足挂齿也。
　　　原始四化，先炮后船
　　　「四化」这个东西，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