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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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学会」的成立和声势
　　　原来「强学会」在一八九五年夏发起于北京之时，它最热心的赞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而最诚挚的实际组织者，便是上述这批太子党了。一次翁氏曾折节亲访康有为于其私邸，不遇。康回访时，二人竟如老友晤谈数小时。翁对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为的自述：
　　　
　　　　（翁说）与君虽初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艺阁（名廷式，翁的学生，亦一改革派）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数巡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见康著《自编年谱》）
　　　
　　　康有为这时是个才拿到学位（进士）的小知识分子。在工部当个芝麻绿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傅师宰相对他折节若此。试问后来国、共两党的高干，做得到吗？朋友，若说「固有文化」，实应于此等处求之。近来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这个「温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结果有时亦适得其反者，其中牵涉学理之深邃，就一言难尽了。这当然是题外之言。
　　　「强学会」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并拨出一部印书机开始的。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座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银元。现役军人如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的宋庆，亦各捐数千元。其它小额捐献更是所在多有。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学会的会务照理是应该一帆风顺的。不幸的是它一开始便发生了若干政策性的争执。其中有部分负责人想把这个学会逐渐办成个自给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出版文化事业，庶可自力更生，长久维持。但是这一构想却为康某所峻拒。他认为这样做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结果争辩得「举座不欢」。
　　　一个社团的成员对政策发生争执，原是正常而应该有的现象，可是它如发生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组合里，往往就要产生并发症而导致分裂和解体。再者这一内因之外，它对外亦示人以不广。这时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强学会」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银二千元，加入作一会员或赞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请竟被该会所否决。康有为自然也是这项否决的主要决策人。
　　　李鸿章那时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虽然暂时失势，他的潜势力，他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他在后党中的地位，仍是一时无两的，而康有为这个六品小京官，居然公开刮其胡子这也可见当时康的气焰了。所以那时纵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也说「康祖诒狂甚」。
　　　一个气焰太高的人是要四面受敌和自我孤立的，何况在那红顶如潮、花翎似海而保守成习的首都北京。康氏锋芒太露，大学士徐桐和御史潘庆澜就扬言要点名参劾了。康氏是个具有殉道者精神、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烈士型人物，怕什么「参劾」呢？但是他的同伙却劝他暂时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另开局面上海本来也是他们计划中的重心所在。
　　　新政、新思想毁于教条主义
　　　康有为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阴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谁知他的气焰不但未丝毫减退，反而因之水涨船高。
　　　这时在中国最有权有势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实在是张之洞。张于此时适自武昌调到南京，出任南中国最重要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包括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张之洞便派专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为一住二十余日，变成张之洞的上宾。张对他真是言听计从。这期间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强学会」，和该会的机关报《强学报》之发行（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二日），都是由张之洞支持的。〈上海强学会序〉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为执笔，用张之洞名义发表的。谁知张、康这段合作的蜜月，后来竟被康有为的教条主义彻底的破坏了。让我们再抄一段康有为的夫子自道：
　　　
　　　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梁）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
　　　
　　　吾人读上段文字，便不难想象出康有为当时气焰之高了。其语言之横蛮，态度之恶劣，可说是达于极点。但是这篇回忆还是他失意之后追记的。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尽管如此，这位比康年长二十一岁的南洋大臣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对他还是曲予优容、热心的支持和诚恳的劝勉。但是康有为对这位开明的老辈和上级领导，硬是不假辞色。且再把康氏有关的回忆看下去。康说：
　　　
　　　在江宁时，事大顺。吾曰，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黄仲彛�梁星海议「强学会」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涛以论学不合背盟。电嘱勿办，则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开会赁屋于张园旁。远近响应，而江宁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御史」之劾，亦必散矣。（同上）
　　　
　　　在这段记述里，康有为认为强学会之失败是由于张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哪是张之洞的背盟呢？
　　　康、梁师徒在甲午战后所推动的这个「强学会」运动，实在是满清末年在中国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机」（chance）的一个全国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体的群众运动。它如搞得好，则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乃至「同盟会」，可能都不会另起炉灶。没一个「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军阀乱政，哪还轮到后来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去搞什么「五四运动」呢？
　　　须知当年支持强学会这批人，实在是中国知识界（也可说是「资产阶级」吧）的精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等人。这种集体力量之未能发挥，实在是和「强学会」的崩溃血肉相连的；而强学会之崩溃也就直接缩小了其后「保国会」的阵容，和光绪皇帝搞变法维新的声势。这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办法，都是康氏搞「教条主义」的后遗症啊！
　　　报酬大于贡献
　　　「强学会」的失败，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实在是一大顿挫，顿挫于康有为在「今文经学」里的教条主义。「今文经学」是个什么东西呢？笔者为使一般读者对它有个粗浅的了解，特辟前篇为万言专论加以阐述。读者批览后，便知今文经学在我国的「儒教」里，除被一些官僚利用于一时之外，在学术界并未成过大气候。所以自汉以后，轻视甚至鄙弃今文经学的儒家，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张之洞之劝康有为搞变法「匆言此学」，实在是一个长辈学人的善意劝告。翁同龢在一八九四年也读过康著《新学伪经考》。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见翁《日记》）
　　　其实把康说看成「野狐」，又何止张翁二人。其后的章太炎、胡适之，以及最近才去世的钱穆，对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记得笔者本人在重庆读大学期间，便有一位同班同学（似乎是黄彰健兄）专治公羊学为毕业论文。余亦偶涉之，但觉以「三世」论，读《春秋》，未始非「通经」之一说，若要以它来「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学在五〇年代亦尝试述文，阐两汉「太学」。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汉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简直是把持立国意蒂牢结的「学阀官僚」也。当时也是有感而发。当然那时的「学阀官僚」的学术水平与两汉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还差得远呢！（拙文见《附录》）
　　　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六品主事的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果然在一八九六年初，在数名昏聩老领导授意之下，御史杨崇伊一纸弹章，张、翁等实力派在一旁幸灾乐祸，康有为的「强学会」就烟消云散了。强学会一散，小会分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新思想，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过：「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时去古未远；我们记忆犹新。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
　　　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但是这错误虽使他铩羽而去，却没有影响他衣锦还乡，为老太太做寿的风光。其后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觅前途。谁知一八九七年山东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国很快的又被卷入另一个更严重的危机。在朝野束手之时，闻鼙鼓而思将帅，大家又想到康有为毕竟是个人才；他的变法维新的主张，也是「今日中国之必需」，这样康有为也就东山再起了。
　　　瓜分的威胁和图强的意志
　　　所谓曹州教案原是发生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有两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为暴徒所杀的小事在当前纽约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为暴徒所杀（最近还有一位前来开会的日本大学校长被杀）可是这件小事却被那时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引为籍口，强占了胶州湾；并要求在山东省筑路开矿。老实说，我们本钱大，出租胶州湾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时甲午新败，大清帝国已至死亡边缘，德国人一开其端，其他帝国主义援例一哄而来俄国人要租旅顺大连，英国人要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租广州湾，日本要在厦门一带打主意……，这样群盗入室，划定「势力范围」、割据自雄，那问题就大了。　弄不好，大清帝国就要步波兰后尘，被列强瓜分了。
　　　为应付这种严重局面，那在总理衙门办外交的清室诸大臣也并不太颟顸。李鸿章就是个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访问俄期间（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四十四天），便与俄国订有密约以应付贪得无厌的日本。胶州交涉期间，翁同龢、张之洞乃至康有为等也想联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国主义哪就那么笨让你去以夷制夷呢？他们要搞他们自　己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划定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　」（spheres　of　influence）；要把东亚病夫「瓜分」掉（partition　of　China），哪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张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为棘手，而瓜分之祸，则迫在眉睫。这时当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和有远见的大臣们，就感到与其治标则莫如治本。这样他们就想到要「变法图强」。要变法，就少不了那个变法专家康有为了。而康氏自己也当仁不让。一八九七年底，有为乃携满箧奏稿与所著新书，赶往北京。
　　　康氏这时在北京自然又变成变法的智囊了。因为他毕竟写过一些小册子，什么《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等。若论内容，这些名著只不过是今日台湾之高初中历史教科书耳。然在那时的一般朝野人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
　　　再者，有为此时既然仍在工部挂名为主事，他的上皇帝书依法也可由本衙门代递。不幸康氏个人与「本衙门」之内的人事闹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阶层的留难。所幸光绪曾看过他公车上书期间的奏章而极为重视，此次知康来京即思召见而为老叔父恭王奕訢所劝阻，乃明谕「总理衙门」中诸大臣先期约见，谈个底子，然后再由皇帝亲自召见。
　　　一八九八年（戊戌）一月二十四日（阴历正月初三）康有为乃应约至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来一套舌战公卿。旋奉谕作书面条陈，以待皇帝召见。在书面条陈里，康的主要建议是先设立「制度局」，来从事研究设计如何更改全部旧法与官制。康甚至主张「六部尽撤」、「则例全废」，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会社、海、陆军）。各省则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
　　　笔者行文至此真是感叹不尽，近年来余亦尝与一些新朋友严家其、阮铭、陈一谘诸先生谈小平变法。殊觉康、梁变法与小平变法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陈诸公叫「体改所」罢了。「司令员」与「司令官」有什么分别呢？！而时间却浪费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败涂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只保中国，不保大清？
　　　康有为这一制度的构想，显然为光绪皇帝所看中。这位有心为治的年轻皇帝就预备召见康氏面询变法了。这是一八九八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国政如麻之时。光绪一面要应付列强（尤其是俄国）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旧派群臣之间，折冲抉择。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进呈的泰西新学。最重要的，他还要应付那个泰山压顶的慈禧老太后光绪的任何决定，都要以西后一言为准。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的。
　　　这一个春天可说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季。这时他独承天眷，终日忙于草折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