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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洋日记:一个涉及同性恋和禁忌的故事 作者:小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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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学期结束了，春季学期立刻开始。我的成绩非常优异，《高级控制理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A＋； 是全班最好的成绩。 我上课时候不再对教授的话不之所云，而对于同学们的提问也终于听明白了——其实大多数美国学生的提问，虽然语气非常的自信，但内容——什么1/x求导为什么是lnX啦，sin 除以 cos 为什么是 tan 啦——简直是要令人发笑的。
为何如此自信呢？我只是听系里一位华裔教授说过：在美国，给孩子建立自信心几乎是小学和中学教育的最重要目的。家长和老师对于孩子的一点点微小进步，都要大肆赞扬和鼓励。这和我们小时候有多不同阿——拿着满分的试卷回家，父亲只不过无动于衷地说一声“还成”罢了。
然而自信毕竟是可贵的。多一分自信，也许就多了一份勇气，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吧。再聪明的人，难免会遇到困难，如果缺乏自信，恐怕是难以前进的。
而我是不是就太缺乏自信了呢？想必是吧。也许，比起与我同龄的中国同学们，我的自信也是差着一些的。毕竟，他们没有在自家的杂货堆里消磨掉那么多的时间。
但无论如何，在美国的第一个学期，是以优异的成绩和顺利的工作作为结尾的，我的自信总该稍微增添一些了。至少，我的心情终于有些好象这生机勃勃的季节了。
我的住处也越发变得小康——犹太房东卖给我一台二十寸的彩电，是镶在巨大的木质盒子里的那种。虽然它的年龄和我不相上下，但图案和声音都很清晰，热心的老太太还帮我把她家的有线电视线路接到地下室。我的生活比以往丰富多彩了。
最令我兴奋不已的，是有线电视台里的国际频道，每夜转播四小时的华语节目。其中包括半小时的中央四台新闻联播。
发现中央四台节目的那晚，我趴在床头如痴如醉地观赏了一遍新闻联播，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当我再一次听到中央台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时，差点儿激动得流下眼泪。
多么好笑呢，我从来都不是关心时事的人。
安阿伯的春天虽然同北京的春天一样短暂，却从不见北京那样的黄沙满天。
更何况这里满街都是盛开的桃花和梨花。所以，我有些喜欢这个春天了。
阿文却痛恨这季节。春天空气里特有的芬芳使他过敏。从NBC的女气象播报员郑重地宣布春天开始的那天起，他便开始不停地打喷嚏，涕泪横流，昼夜如此，苦不堪言。
我并没有昼夜陪伴他，我们只是在每周的例会上见面，但从他充血的双眼，疲惫的神态和马拉松似的喷嚏，我料想他应该时刻被空气里的花粉折磨着。
可我却真是喜欢这特有的春天的味道。尤其是在傍晚，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会为了这温柔的气息而放慢脚步，在屋外故意多耽搁些时间。
可见，我和阿文的确不同。
花粉过敏却并没有妨碍阿文到Steve这里来通知各种会议和聚会，那由远而近的喷嚏声往往提前报告着他的到来。
六月的一个暖洋洋的下午，实验室的窗外一片阳光明媚，室内的空调却矫枉过正，反而让我觉得有些寒冷。
我和Steve默然地面对着张牙舞爪的汽车支架，从容地反复着我们一如既往的测试。
Steve是个非常安静腼腆的人，他不若我所接触的其他美国人那样，总是主动搜寻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向我表达一下他们对那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的兴趣，尽管很多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们其实丝毫不关心我给他们什么样的答案，因为他们脑中早有答案。
他们早就知道，中国人没见过电视。
大多数美国人其实对别人的文化并不真正感兴趣。就象我的第一位房东，他不关心中国和日本有什么区别，也不真正关心中国人到底知不知道电视是什么。当他偶尔表示关心的时候，只不过是想表现一下他身为美国人的优越感罢了。
然而Steve从来没有问过我关于中国的问题，于是他也就从来未曾向我表现过身为美国人的优越感。我们从来都是默默地进行着手里的工作，对话减少到最低限度。
Steve的面部线条不若其他白种人那么夸张，在我看来恰到好处。他的嘴角微微翘起，似笑非笑，即使在沉思时也是这样，微笑起来便更加动人。他两腮永远都刮得干干净净，微微泛着一抹清黑色的光，剃须膏的味道幽淡而清澈。
我一般不会觉得白种人性感，但Steve是个例外。也许是因为他的样貌，也许是因为他的沉默。
他的沉默当然也会显得有些孤傲。不过，我却丝毫不反感。因为我相信，这孤傲是生在他血液里的，而不是专门做出来给我看的。
午后的阳光很快晒到他额头上，几滴汗水晶莹剔透。可我却觉得很寒冷，身上一件衬衫似乎无法抵挡强劲的空调。
我偷视他身上的T恤衫，心中疑惑他何以衣着如此单薄却还热得出汗。
时间似乎过的非常缓慢。当一个人做着他毫不关心结果的事情时，这种情况就再普通不过了。
突然间，楼道里又响起熟悉的喷嚏声。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我为我的振奋而不安，更为片刻前的倦怠而羞愧。这份工作不但让我丰衣足食，还让我小有积蓄。我不该对它抱有厌倦之情。
阿文转眼间跨进屋来。
他告诉我们，罗教授的一位学生下个月就要毕业了，大家决定今天下午开个派对，为他送行。
这种情况不比平常，如果仍不参加，未免显得不近人情。 Steve也不好意思推托，只说要忙完手里的活再去。 他随即又补充说，也许冬可以立刻去帮帮组织者们的忙。
其实我和组织者的关系也没有密切到哪里去。 但阿文的眼神里似乎多了一丝光芒。我便不忍推托了。
我们走出实验室来，阿文似乎很开心。他告诉我，他的任务是采购。他叫我和他同去。
我们坐进他的丰田车。尽管才六月出头，车子在停车场里晒了一中午，里面比蒸笼有过之而无不及。坐在如此闷热的车里，谁又能相信，不过在一个多月之前，路边还看得到积雪呢？
我拼命摇下窗。阿文索性脱掉衬衫。他身上的T恤有些紧了，清晰地勾勒出肩背的轮廓。
我把目光移向窗外，偌大的停车场，密密地停满了各色的车辆，不知哪辆车的反光镜把阳光反射过来，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睛。
汽车慢慢启动，一丝风透进车窗来，爽透心肺的感觉。
我们要去的超市在城市的另一头。吃的用的应有尽有，价格也较学校附近的商店便宜。由于距离很远，我还未曾去过。
汽车很快就驶出校园，路边不见了整齐的校舍，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灌木林，纷乱的枝杈一片葱绿，似乎从未被人开垦过一样。
豁然间，灌木林换做蓝天白云。汽车驶上一座宽阔的桥梁，桥下河面异常开阔，若不是向天边蜿蜒而去，看不见尽头，我几乎要把它当作湖了。
“这是一条河吗？好宽哪！” 我惊叹。
“你从没来过这里吗？这可是安娜堡最美的地方了！”
“没来过。也没听说过。不过这里真美。”
“不如，我们在河边停一停吧，反正时间还早。” 阿文把车子开离主路，停在河边的一个小停车场里。
午后的太阳愈发的慵懒。河水缓缓地流动，一群鸭子躲在树荫下，啄食着鹅卵石间的泥沙。
我们坐在河边的长椅上，看着树影在水面晃动。一群雁，试探着向我们围拢过来，想必是在期望我们掏出面包或饼干来饲喂它们。
“你喜欢这里吗？” 他突然发问，“我是说美国。”
“不喜欢。” 我有些措手不及。稍加思量，我还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想在这慵懒的环境里多费心机。
“为什么呢？” 他应该是在问我，听上去却仿佛在自言自语。
“这里天气太冷，而且也很寂寞。”
“想回北京去吗？”
“想。但不能。”
“哦，为什么呢？”
“不想让家里人失望。”
“我也是。”
“你也想回台湾么？”
“不，我不想。我是说我也不想让家人失望。”
我有些诧异。可是似乎没力气追问。都怪这午后的阳光，仿佛吸去了我浑身的能量。
我们沉默了许久。
“我家人想我回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想我结婚生子，继承祖业。”
我又变得无力了。无力移动舌头或是嘴唇。微微一丝风从河面上吹来，带着些许水草的清香。
“可我还没有女朋友。我也不想结婚。”
我不知他为什么补充了这一句。我并没问什么。我的心思正在悄悄溜掉。
也许，每个人最终都要结婚吧。阿澜就曾经在日记里写到：“辉是一定会结婚的，所以我没有未来。”
可辉到底是不是结婚了呢？和那个叫做梅的女孩么？如果是的，那么现在，他们的孩子也已经长大了吧。而阿澜又在哪里呢？此时此刻，也就是他日记中写到的“未来”，他到底拥有些什么呢？
结婚。一个奇妙的字眼。记得童年的时候，我也曾经憧憬过的。 片刻前，好像还是很遥远的事情，现在却突然就在眼前了。
比如伟吧，他也许已经和于佳慧结婚了吧？多半不会，他们都还没有毕业。 伟的专科只需三年，于佳慧原本比我们早一界，今年夏天，再过一个多月，他们就都毕业了。
他们会不会马上就要结婚了呢？
野鸭纷纷跳到水里，溅起的水花搅乱了我的思绪。我转头去看鸭子，却碰上阿文的目光，似乎有些黯淡。也许是这树荫的缘故，阳光毕竟是太强烈了。
阿文随即把头转向鸭群。也许是扭得急了，被阳光晒得微红的脖颈上微微跳起一条青筋。
我的目光于是有些肆无忌弹了。如同我的手臂，似乎不经意地搭上阿文的肩。
那T恤果然有些小了，摸上去很光滑很平整。
他浑身似乎僵硬了，每块肌肉，每根毛发。
但他的体温却灼着我的手。
我收回手臂。转头去看水面的树影，它们已经延伸了许多，快到河中央了。
“我们走吧，好像很晚了。”阿文舒展一下臂膀，仿佛他肩上的肌肉已经紧张劳累了很久，此刻已然麻木了似的。
“我教你开车好吗？这样你以后可以经常到这里来。” 他突然补充了一句。
我不置可否，只有对着他微笑。
学习开车，对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尽管我的存款很微薄，无力购买最破旧的二手车。
我从沙滩上拾起一块扁平的石子，让它从水面上蹦跳而过。阿文也效仿我的样子。可他似乎仍然有些心不在焉，那块石子一头扎到水里便消失了。
就如同上中学时一样。那时，我和伟时常徘徊在护城河边，他手中的石块在水面连续跳动很多次，而我的却总是一下子就沉入水底了。
不过，我的石子却往往激起更大的涟漪，一圈圈扩散开来，把伟刚刚创造的那一串秀气的水纹撑破了，挤散了。
或者说，混在一起了，分不开了。
第八章
那晚的聚会就在我们平时开例会的实验室里进行。出乎我的意料，罗教授并没有参加。
从平时罗教授与大家说笑的情形来看，他是无论如何不该错过如此重大的聚会的。自己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怎么说也要花费四五年的心血。 不过又要缺少一个做科研的主力，他心里恐怕也会有些遗憾呢。
美国大学的教授，最主要的任务其实不是授课，而是科研。不论他课讲得多烂，只要科研做得好，手里握着大把的经费，就可稳坐教授的宝座，直到生为终身教授。而科研呢，自然是教授来指导博士生们完成了。 所以教授与博士生的关系，其实就是老板与雇员的关系。教授就是老板，也是商人，写报告拉来科研经费，就好比谈成一笔生意。而博士生呢，就是真正从事生产的“工人”，“工资”，也就是奖学金，多半是从教授经费里获得的。 对于教授而言，培养一个博士生就如同培养一名员工——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顺手。而博士生总归是要拿到学位毕业的，毕业了就不能再帮助老板做科研。 所以很多教授并不希望自己的博士生早毕业，更有甚者，会在暗中做手脚，拖延学生毕业的时间。
不过罗教授倒是性情和善，处处都是要为学生着想的。所以这毕业聚会他居然缺席，我难免要疑惑了。
然而他的研究生们却对此丝毫也不意外。他们嬉笑着放肆地拿导师和师母说笑，散布出许多关于罗教授怕老婆，下班一贯立刻回家的故事。我将信将疑。
其实这种聚会真的没什么意思。
即将毕业的男生身材瘦小，皮肤出奇的黑，口齿也特别不清，让我联想起台湾中央山脉上居住的原住民。
这位瘦小的“原住民”想必就是我在报纸上读到过的“台独分子”吧，因为我曾听见有洋人问他是不是Chinese（中国人），他回答不是Chinese；是Taiwanese。这种答法和罗教授的其他台湾学生不同，遇到类似的问题，他们往往会回答是中国人，不过来自台湾，或在台湾长大。
想必台湾的外省人并不占大多数，如何到了罗教授的实验室就成了主流？可能因为罗教授本人是“外省人”吧。
很奇怪的，人总喜欢分成群体，可以以肤色分，以语言分，以口音分，以地理位置分，以年代分。记得小时候看的《小人国》里，两个小人国之间发生了战争，原因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打鸡蛋时总是从大的一头开始，而另一国人则是由小的一头开始。那时我疑惑的并不是为什么要为了这点小事打仗，而是如果从任何一头打破鸡蛋，那么怎样用两个拇指干净利索地把鸡蛋掰开呢？
就象母亲做的那样。 母亲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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