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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学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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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庸诗集中的谣曲写得特别精彩,饶有民间诗歌的风味。他的两部诗集反映出十五世纪法国社会动荡不安的状态。 
  这一时期农民运动在文学上也有所反映。英国下级僧侣威廉·兰格伦(1332?…1400?)的长诗《农夫皮尔斯》是英国农民运动的直接产物,当时流传颇广。诗的第一部分,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梦境和众多的寓意形象(如“七大罪恶”),揭露了封建社会特别是教会和僧侣的种种罪恶。在他所梦见的农民皮尔斯这一形象中,他注入了自己的理想,肯定劳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提倡平等。第二部分写皮尔斯追求真理和善的历程,多是经院式的辩论,形象性不强。这部作品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在农民运动高涨时期提出改革要求,起过进步作用。当然它也反映了时代的局限,寄希望于封建国王,并且受到很深的宗教影响,在作品的最后,作者幻想人们团结在统一的教会的旗帜下,向罪恶进行斗争。马克思在谈到十四世纪英国农民起义领袖约翰·鲍尔的农民平等思想时,曾提及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并建议人们把它同“高雅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对比一下”,从而指出了这部长诗的基本倾向。 
  中古后期,谣曲盛行于各日耳曼民族的国家如北欧各国、冰岛、英国、苏格兰以及南欧的西班牙,其中以英国的一组谣曲《罗宾汉谣曲》(保存了约40首)成就较大。罗宾汉出身自由农,据说生活在十二世纪,他不堪封建压迫,逃往绿林,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和一些同样受封建主压迫的农民、手工艺人结伙,出没绿林、城镇,专门抢劫财主和大僧侣,帮助受欺凌的穷人,并和追捕他们的官吏、地主、僧侣进行顽强的斗争。他射得一手好箭,非常勇敢、机智、豪迈,对战胜敌人充满信心。他虽然不愿给国王服务,并捕食树林中属于国王的鹿,但他并不把国王当成敌人。谣曲的艺术特点是故事性强,往往出现意外的情节,对话很多,富于抒情性。罗宾汉谣曲在十四、五世纪流传很广,在文艺复兴时和十九世纪还经常为作家所采用。类似罗宾汉的传说许多国家都有,如挪威的神箭手艾吉尔,瑞士的神箭手威廉·退尔,都反映了农民的抗暴斗争。谣曲这一诗歌形式直到现在仍然在一些国家流行。 
  中古时期,戏剧这一领域长期被教会占据着。宗教戏剧有两种:奇迹剧和神秘剧。其情节取自《圣经》和圣母或圣者的传说,充满宗教色彩,是宣传迷信的工具。十三世纪,市民思想打进宗教戏剧,有的作家把日常生活写进他们的奇迹剧,但其中的宗教迷信色彩仍很浓厚。真正的世俗戏剧到十四世纪才出现。这时候,市民要求有自己的娱乐,组织自己的剧团。戏剧活动在欧洲各城市中都有一定的发展,而以法国最为突出。巴黎有两个重要剧团:法院书记剧团和傻子剧团。他们编写的剧本,有道德剧、傻子剧和笑剧三种体裁。 
  道德剧通过寓意的手法,宣扬宗教道德或世俗道德。 
  傻子剧用人物装疯作傻来表示市民对封建贵族和教会的不满情绪,讽刺性较强。彼埃尔·格兰高尔(1475?…1538?)的《傻王的把戏》(1512)中的傻王影射法王路易十二,傻娘是教会,教皇被称作“顽固人”。 
  笑剧比道德剧和傻子剧在当时更有现实意义。笑剧人物一般是市民,反映的是他们的生活和处世态度。从中古时期保留下来的笑剧中最优秀的一部是《巴特兰律师的笑剧》(1470),写一个骗上加骗的故事。布商想骗律师,受骗的却是他自己。律师替羊倌出谋,骗过了法官和他的主雇——布商,羊倌却又骗了律师,赖了他的律师费。在这部以欺骗为主题的剧本里,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骗术高超的那一面,他把机智和狡诈作为一种道德品质加以赞扬。《巴特兰律师的笑剧》和《列那狐传奇》及韵文故事等同样说明着,市民在和封建贵族斗争中一开始是依靠机智来取胜的,同时也很好地证明,资产阶级文学是以骗子人物开始的。《巴特兰律师的笑剧》在人物性格刻画方面说不上有很高的艺术性,但按照职业身分来描绘每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在这方面有一定成就。十八、十九世纪还有作家采用它的情节编写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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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从中古到文艺复兴的过渡和意大利诗人但丁   
  中古欧洲的城市文学反映了市民的要求,具有反封建、反教会的倾向。他们在作品中常常以机智战胜残暴愚蠢的封建主,对自己的胜利抱乐观态度,表现得很有信心。而市民对世俗生活的兴趣,又使城市文学具有较多的现实主义因素。城市文学的这些新的特点,使它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前驱。 
  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还不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远远不能和封建统治阶级相抗衡,他们还不可能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较为发展、政治斗争比较激烈的地方,这一阶层才得以初步形成带有自觉性的阶级意识,茁发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出了一批向文艺复兴过渡的作家。这些作家重视现世生活,肯定个人地位,或多或少地具有近代的民族意识。他们的作品继承了城市文学的现实主义因素,但比起城市文学来,不仅反映的现实面更为广阔,而且更能反映时代的重大问题。他们的讽刺已不是斗智、嘲笑,而是更能打中封建主和教会的要害。他们提高了俗语,使之更加丰富。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还没有摆脱封建意识和神学思想的束缚,艺术上也常常未能完全超出中古文学表现方法的范围。欧洲各国由于经济、政治条件的不同,这一类介乎两个历史发展阶段之间的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出现也先后参差不齐。他们当中有的带着更多的中古文学的特点,如维庸;有的更接近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如彼特拉克、乔叟。而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则是但丁。恩格斯把他称作“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属于圭尔弗党的没落的小贵族家庭,早年的文学创作属“温柔的新体”诗派。为了歌颂他所爱的女子贝雅特里齐,他写过一系列抒情诗。在这些诗里,他把妇女高度理想化。贝雅特里齐被写成一个从天国下凡显示奇迹的天使。她死后,但丁把歌颂她的诗用散文串联起来,名为《新生》(1292?)。但丁对贝雅特里齐的爱是精神上的爱,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他使用的艺术手法是中古文学所惯用的梦幻、寓意、象征等。除了《神曲》以外,《新生》是但丁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但它没有涉及当时社会的主要方面,艺术上还没有完全达到成熟的境界。 
  但丁好学深思,掌握了中古文化领域里的广博知识,这给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他曾参加政治活动,1300年当选为佛罗伦萨市的行政官。他坚决反对教皇干涉佛罗伦萨内政,于1302年被放逐,至死没有重返故乡。 
  政治生活使但丁触及了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放逐期间,他坚强不屈;他看到祖国壮丽的河山,接触到社会上各个阶层,加深了爱国思想。他的眼界扩大到意大利全国和整个基督教世界。 
  放逐初期,但丁写过两部著作。《飨宴》(1304…1307)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借诠释自己的一些诗歌,把当时各方面的知识通俗地介绍给一般读者,作为精神食粮,故名《飨宴》。书中盛赞俗语的优点,批判封建等级观念,阐明真正的高贵在于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的人文主义思想。这部著作给意大利语学术性散文奠定了初步基础。《论俗语》(1304…1308)用拉丁文撰写,目的在引起知识界对于民族语言的注意。这是最早一部关于意大利语及其文体和诗律的著作。书中阐明了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对于解决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用语问题起过重大的作用。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但丁用意大利语写作《神曲》的理论根据。 
  在放逐中但丁深刻地认识到祖国的和平与统一是当时的重要课题。他在意大利看不到能够实现和平与统一的力量,因而把希望寄托在神圣罗马皇帝身上。他用拉丁文撰写的《帝制论》(1310?)以经院哲学的推理方式,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论证人类社会的目的在于使人类能够充分发挥潜在的才能,而这一目的只有在皇帝统治下的和平自由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这种观点带有强烈的空想性质。但是他强调政教分离,反对教皇干涉政治,则表达了新时代的要求。书中还热烈赞扬古罗马的光荣传统,流露出作者的爱国思想。 
  《神曲》的写作开始于但丁放逐初年(大约在1307年),他逝世前不久才完成。政治上的挫折和个人的不幸遭遇,使但丁感到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放逐期间他看到意大利和整个欧洲处于纷争混乱的状态,因而对祖国和人类的命运怀着深切的忧虑。但他并不悲观,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实现和平与统一的人物出现。他意识到自己担负着揭露现实,唤醒人心,给意大利人民指出政治上、道德上复兴的道路的历史使命。写作《神曲》的动机正在于此。 
  《神曲》的故事采用中古梦幻文学的形式。诗里叙述但丁在林中迷路后走出森林,忽然被三只野兽(豹、狮、狼)挡住去路。正危急时,罗马诗人维吉尔出现,他受贝雅特里齐的嘱托来救但丁,引导他游历了地狱和炼狱,接着贝雅特里齐又引导他去游天国。游历的过程构成《地狱》、《炼狱》和《天国》三部曲。每部有三十三歌,连同作为全书序幕的第一歌共一百歌,这种匀称的结构是建立在中古关于数字的神秘意义和象征性的概念上,并不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在必要性产生的。和许多中古文学作品一样,全书的情节充满了寓意,在解释上引起很多争论,可是但丁在作品中所要贯彻的主题思想相当明确: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个人和人类怎么样从迷惘和错误中经过苦难和考验,到达真理和至善的境地。维吉尔象征理性和哲学,他引导但丁游历地狱和炼狱,标志着个人和人类在哲学的指导下,凭借理性认识罪恶和错误,从而悔过自新的过程。贝雅特里齐象征信仰和神学,她接替维吉尔作向导,引导但丁游历天国,标志着个人和人类通过信仰的途径、神学的启发,认识最高真理和达到至善的过程,这种境界,依靠理性和哲学是无法达到的。认为信仰和神学高于理性和哲学,这完全是但丁作为中古诗人的偏见,他所认识的真理和至善,显然还局限在基督教神学的观点里。但他追求最高真理的精神和关怀人类命运的热情,在中古时期说来,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神曲》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给中古文化作了艺术性的总结,同时也射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 
  但丁幻游地狱、炼狱和天国时,遇到历史上和死去不久的一些著名人物。他和各种正面与反面人物的交谈,广泛地接触到当时政治和社会的状况以及中古文化领域里的成就和问题。例如和洽科的谈话(《地狱篇》第6歌)提供了佛罗伦萨的社会情况;和卢加的诗人波拿君塔的谈话(《炼狱篇》第24歌)涉及了意大利抒情诗的发展;和手抄本彩饰画家欧德利西谈到(《炼狱篇》第11歌)意大利绘画的发展;维吉尔的话和但丁自己的叙述(《地狱篇》第4歌),说明了中古对希腊、罗马诗人和哲学家的认识和评价。尤其是维吉尔和贝雅特里齐这两个向导,用答疑的方式,阐述了当时哲学、科学和神学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和理论。因此,《神曲》除了是一部政治倾向性强烈的长诗外,还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书中某些阐述学理的部分(如《天国篇》第2歌关于月球上的暗斑的来源问题),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有韵的学术性散文。 
  但是《神曲》的进步意义主要在于它揭露了现实,如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专横,市民的贪财好利,尤其是教会的贪婪腐化。但丁虽然是正统的天主教徒,但他对教会的尖锐批评在客观上是和异端运动中人民反教会的情绪一致的。诗中还忠实地描绘了佛罗伦萨从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可是他又把封建宗法时代的佛罗伦萨美化为一个平静淳朴的牧歌式的社会,来和动荡的现实社会对比。 
  《神曲》的揭露一般是通过人物形象进行的。揭露者和被揭露者大都是历史上或当代的名人,如用圣彼得暴露罗马教廷的腐败,用法国加佩王朝的始祖揭发法国王室的罪行,用教皇尼古拉三世揭发他自己和他的后继者博尼法齐乌斯八世及克力门五世的罪行,因为但丁相信,只有通过著名的人物和事件,才能够震动人心,促使改革早日实现。 
  在对待诗中人物的态度上,但丁常常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根据教会的道德标准,把保罗和弗兰齐斯嘉作为犯淫乱罪的人放在地狱里,但同时又对他们的命运极度同情,以致晕倒过去;把法利那塔作为信奉异端的人放进地狱,同时又赞扬他的英雄气概和爱国行为;把乌勾林诺作为卖国者放在地狱的底层,但又从人道出发,对他和他的儿子们被关入塔牢活活饿死的惨剧表示极端愤恨。书中屡次揭露教皇博尼法齐乌斯八世的罪行,当他还在世的时候就宣布他一定要入地狱,但对他在阿纳尼受到的污辱则非常愤慨。同样,在古人中,卡图作为异教徒,作为反抗凯撒和犯自杀罪的人,按照但丁一贯的道德标准,是应该入地狱的;但他却成为炼狱的监督者,因为但丁把他看成是道德完善和热爱自由的典型。维吉尔作为异教徒,被放在地狱外围的“悬狱”里,不能升天国,可是但丁把他选为游历地狱和炼狱的向导,称他是“拉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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