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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一)-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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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立，他们阴谋中并没有另立一帝的计画，又没有全族逃亡的可能，结果可以预卜。马氏兄弟，不是白痴，为什么如此？我们不知道隐情，但推断必有隐情，而且是使政府不敢公开的隐情。
刘彻之死
纪元前八七年，刘彻在五柞宫（陕西省周至县境）逝世（七十岁）。
评估一个简单的历史人物容易，评估一个错综复杂，而又活得够久的历史人物困难。对刘彻，就是如此。他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七十年，扮演的角色太多，而所作决定的后果，又影响太大。其中至少有下列二项，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仍跟每一个中国人骨肉相连。历史上只有少数首领，能深远到如此程度。
第一是儒家学派定于一尊，用政治力量排斥其他学派和学说。任何一种思想，即令是最可敬的思想，只要定于一尊，就会变得可厌。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日，也就是中国灿烂辉煌的时代，开始沉淀为酱缸之时。随着封建极权的发展，和因科举制度而又出现官场文化，更使酱缸深不可测。罗马帝国要到四世纪八○年代，基督教才开始定于一尊。中国比西方早六百年实施思想控制，所以当西方已从基督教枷锁中挣脱之后，中国还在酱缸中欲振乏力。决定这项政策时，刘彻虽然才十七岁，而且刚刚即位，但是，这件事却在他在位期间发生。
第二是领土扩张，使中国的疆域倍增。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跟崇古畏战的儒家系统当权两种条件之下，疆域不丧失已算幸运的了，根本不可能扩张。而中国疆域在纪元前一世纪竟然扩张到两倍以上，使中国原始的国土广达五百万方公里，原因在于那时中国有一位雄才大略、意志坚决的领袖刘彻，完成一项千古英雄功业。罗马帝国的扩张，历时数百年，正是所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而中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的本土部份，却几乎由刘彻一手完成。他所扩张的疆域，以后很少变动（直到十八世纪清王朝，中国领土才再作两倍以上的扩张，构成二十世纪中国的疆域）。在这方面，刘彻不只是一个普通帝王，还是一个英雄人物。
不过，如果就人权立场，刘彻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把中国所有帝王集中在一起审判，刘彻只能算是丙级罪犯，比嬴政的罪恶固然要重，但比他更凶恶的君王，却举目皆是；那些更凶恶的君王，将在资治通监上逐渐登场。我们当然不会因为刘彻凶恶的程度较低而原谅他，但检讨他的很多乖张措施，应归咎于他在位的时间太长。权力不但使人骄傲腐败，也使人冥顽痴呆，时间越久，越记不得自己是谁。一个小人物，尚且如此，何况拥有无限权力的大大头目？历史上在位太久的君王不多，诸如孙权、萧衍、拓跋珪、杨坚、李治、李隆基、朱元璋等等，不论当初多么聪明，最后总是虎头蛇尾，作恶多端，给人民带来无限的痛苦。
刘彻十六岁坐上宝座，七十岁死亡，掌握权力五十五年之久，他如果早死二十年或三十年，就不会暴露他专割人屌的畸形心理，不会发生司马迁事件，不会有什么杀人千万的「巫蛊」。只有民主制度不断改换当权派，才能拯救这种灾难。而在那个时代，刘彻的表现，还算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他固想到自己的荣耀，也想到国家的荣耀，还能掌握主动，拒绝轮台继续屯田，在刹车还不太迟的时候，总算有智慧也有能力刹车，使他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得以永垂万世。
真假太子
纪元前八二年，有一个男子，乘坐黄毛小牛犊驾的车子，到未央宫北门（未央宫正门向南，但呈递奏章，或官员们请求面见皇帝时，都在北门），声称他是前任太子刘据。宫门接待官（公车）大吃一惊，急忙奏报刘弗陵（事实上是报告霍光等三摄政）。刘弗陵下诏，命三公、将军，跟部长级（中二千石）官员，共同辨识。首都长安人民得到消息，蜂拥而至，聚集好几万人。右将军率军在宫门外武装戒备，防备突发事件。宰相、最高监察长、部长级官员，面对自称是刘据的男子，谁都不敢发言。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隽不疑最后赶到，立刻下令逮捕。有人警告他：「是不是真的前任太子，还不敢确定，应该弄明白再说。」
隽不疑说：「你们为什么担心他是前任太子？从前卫蒯聩违背老爹，私自出走，他的儿子卫辄就拒绝他回国。这种立场，连春秋都赞扬。前任太子刘据，得罪先帝（刘彻），逃亡在外，即令还没有死，今天不过前来自首，只是一个罪犯而已。」
遂押送诏狱。刘弗陵以及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霍光，听到报告后，嘉许隽不疑说：「高级官员应该任用深通儒家五经、明白大道理的人。」由于这件事，隽不疑的名声，在政府中极受尊重。其他身居高位的人，都自以为不如。司法部（廷尉）查证该男子的来龙去脉，真相大白。原来他是夏阳（陕西省韩城市）人，姓成，名方遂，在湖县（河南省灵宝县西）当一名算卦先生。前任太子刘据的一位禁卫官（舍人），曾请他算过卦，对他说：「你的相貌很像太子刘据！」成方遂相信这句话，希望取得富贵。于是被控「诬罔不道」，腰斩。
我们相信司法部（廷尉）这项调查，刘据自杀时，已三十八岁，而且有了孙儿，他的亲属以及朋友臣僚关系，再加上对宫廷环境的熟悉，都不是一个外人可蒙混过去的，一下子就可盘问出马脚。虽然，利令智昏，天下也可能有的是这种妄人。不过，问题是，如果他真是刘据，结局会不会如此？有人认为他将被接回宫廷，恢复供养。我们却认为，结局恐怕也会跟史书上显示的一模一样。因他出现而造成的利益集团的困局，必须把他铲除，才能解决。对刘据而言，只有一死，这就是政治。
盐铁论
西汉政府决定采纳「贤良」「文学」之士的建议，下令废除全国酒类专卖，撤销关内（函谷关以西）铁器专卖。刘彻（七任武帝）末年，国家财力人力，都有沉重消耗，全国户口，减少一半。霍光了解政治上的困境，所以减少差役和赋税，使人民能够喘息休养。霍光还主张跟匈奴和解，使和平再现，人民生活得以充实。逐渐恢复刘恒（五任文帝）、刘启（六任景帝）时代的社会景观。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关于财经政策的大辩论，就发生在本年（前八一），资治通监却只字不提，只贸贸然提到撤销全国酒专卖及关内铁器专卖，好像根本没有其他什么重要事件，使人遗憾。大辩论的会场上，由宰相田千秋、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桑弘羊，跟他们的助手，坐在上座。由来自首都长安跟附近地区，以及全国各郡国推荐的八位「贤良」人士，与同样由全国各郡国推荐的儒家高级知识份子（文学）五十余人，坐在下面两边（这种坐法，跟现代一般会议情形相似，成一个U字形）。而在角落里，则坐着政府官员，担任记录。会议共举行了两次。之后，官做到庐江郡（安徽省庐江县）
郡政府主任秘书（丞）的桓宽先生，把全部记录，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整理集合在一起，定名盐铁论，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专门探讨政治经济的巨着，较之亚当斯密斯的国富论，要早一千八百年。桓宽本人属于儒家，他当然偏袒属于儒家的一方，但仍可看出当时桑弘羊所以坚持，有他充份理由。
桑弘羊站在政府立场，要求开辟财源，要求击溃匈奴，要求严刑峻法。而「贤良」和儒家学派高级知识份子，因为来自民间，深刻了解人民的痛苦，所以要求自由经济，要求不要再发动战争，要求制止刑罚的残酷跟泛滥。针锋相对的结果，政府只作稍稍的、不关痛痒的让步，那就是废除酒的专卖，和关内（函谷关以西）一个小地区的铁器专卖。而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并没有改变。就在桑弘羊死后，也没有改变。但我们却可从盐铁论，看出当时人民的悲惨。在辩论结束时，一位没有记载姓名的「贤良」，有一段控诉的话，使人感受最深，他说：「每天舒舒服服到床上呼呼大睡的有钱人，不会了解每天筹不到钱还债，付不出官吏要收缴赋税的人的忧愁。穿着高贵丝料和高贵鞋袜，吃白米吃鱼肉的人，不能了解粗布单衣的寒冷，和糠皮粗饭的难以下咽。耳朵听着美妙音乐，眼睛看着小丑表演娱乐的人，不会了解冒着像雨一样的箭矢，在战场上跟敌人厮杀的危险。
坐在窗明几净的桌旁，挥动笔杆，玩弄法律，判决诉讼胜负的人，不会了解手铐脚镣的痛苦，和苦刑拷打的残忍。」
这两场大辩论，为我们留下很多启示，那就是解除人民的痛苦，不能指望掌握权柄的人仁慈「纳谏」，只能指望对权力的制衡。在没有制衡力量之下，任何舆论──包括卑微的下跪哭诉，都没有作用。即令有作用，也微不足道。
刘弗陵
左将军上官桀等使人用燕王刘旦的名义，向刘弗陵上书，告发霍光到京师（首都长安）郊外检阅宫廷禁卫官（郎）、羽林警卫武士（羽林）时，沿途戒严，像皇帝出巡一样，禁止行人走路，教御厨房（太官）先到前站准备饮食住处，完全是天子仪式。又指控说：苏武出使匈奴汗国二十年，誓不投降，不过只酬庸一个移民区总监（典属国），而最高统帅部秘书长（大将军长史）杨敞，毫无功勳，却升任粮食总监（搜粟都尉）。而且，擅自把各军指挥官（校尉）调到最高统帅部，增加参谋本部人数。刘旦在奏章上表示：「霍光独揽大权，为所欲为，恐怕有非常行动。我，刘旦，愿意缴还亲王印信，到宫廷侍奉陛下左右，保护圣躬，督察奸臣。」等到霍光休假时，上官桀抓住自己值班的机会，把这封奏章呈送给刘弗陵。他预期的是，只等刘弗陵把奏章交下查办，他跟桑弘羊就立即逮捕霍光，把他处决。可是，万万想不到，呈送给刘弗陵后，刘弗陵留在案头，并不交下查办。第二天一早，霍光入朝，得到消息，停在画室，不敢进入金銮宝殿。却是刘弗陵查问：「最高统帅（大将军）在什么地方？」上官桀回答说：「因为燕王（刘旦）控告他，不敢进殿。」刘弗陵下令召见，霍光进殿之后，脱下官帽，叩头请求定罪。刘弗陵说：「将军，请把官帽戴起来，这奏章明明是假的，你有什么罪？」霍光松了一口气，问说：「陛下怎么知道是假的？」刘弗陵说：「你去广明（长安东门外一村落）检阅禁卫官，是近几天的事。征调各军指挥官（校尉），还没有超过十天。燕王（刘旦）怎么能够知道（燕国首府蓟县「北京市」，与首都长安，航空距离九百公里，当中隔着千山万水，包括太行山与黄河）？而且，将军如果企图发动非常事变，根本不需要什么指挥官。」
本年（前八○），刘弗陵才十四岁（应是十五岁），这种迅速的反应和英明的判断，宫廷秘书（尚书）跟左右高官，无不震惊。而呈递文书的人，果然逃亡，刘弗陵下令紧急追捕。上官桀等心虚恐惧，劝解说，这是一件小事，用不着劳动圣心。刘弗陵不接受，不过终于无法捕获。但是，以后上官桀党羽再打霍光小报告时，刘弗陵都凌厉的答覆说：「霍光是一位忠臣，先帝（刘彻）嘱托他辅佐我治理国家，再有人说他坏话，我就教他反坐。」从此，上官桀等不敢再行诬陷。
李德裕曰：「君王最高贵的品质，莫过于能够明察真相。明察可以洞悉奸诈，使任何邪恶都无法蒙蔽，刘弗陵就是一个榜样。看起来周王朝二任王姬诵，应该羞愧；连刘邦（西汉一任帝）、刘恒（五任帝）、刘启（六任帝），都相差很远。
姬诵听信管国、蔡国散播出来的流言，致使姬旦进退两难，不得不率军东征。刘邦（西汉一任帝）听信陈平背叛魏国又背叛西楚，几乎舍弃了这位智囊。刘恒（五任帝）听信季布好发酒疯，竟不敢任用他当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仍教他回任郡长；怀疑贾谊擅权作威，可能制造混乱，遂疏远这个贤能人才。刘启（六任帝）认为只要诛杀晁错，就可化解六国的反抗，因而屠戮三公。正是：「先有怀疑的心，才有奸人之口。」假使刘弗陵能得到伊尹、姜子牙的辅佐，则姬诵（周二任王）、姬钊（周三任王）的时代，都不足以相比。」
李德裕一篇磅有力的论文，最后忽然冒出伊尹、姜子牙、姬诵、姬钊几位奇异人物，使气势全部破坏。我们真不明白，儒家系统为什么总是咬住一些漏洞百出的史蹟不放？
侯史吴案
燕盖之乱（燕，指燕王刘旦。盖，鄂邑公主嫁盖侯王充，也称盖长公主；王充，是王老哥王信的儿子），桑弘羊的儿子桑迁逃亡，投靠老爹从前的部属侯史吴（侯史，复姓）。稍后，桑迁被捕，诛杀。再稍后，政府颁布赦令（参考去年「前七九」六月），侯史吴出面自首。司法部长（廷尉）王平、宫廷供应部长（少府）徐仁，会同审判，认为桑迁只是受他爹谋反的牵连，并不是他自己谋反；侯史吴藏匿的不过是一个普通逃犯，并不是藏匿叛徒。于是依照去年颁布的「赦天下」诏令，宣判侯史吴无罪（「赦天下」，不是「大赦天下」，仍有许多罪，诸如叛乱犯，仍不赦免）。后来，执法监察官（侍御史）重新调查，认为：「桑迁深通儒家学派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知道老爹桑弘羊谋反，而不规劝阻止，跟他自己谋反，没有两样。侯史吴也曾当过低级官员（三百石），却藏匿谋反正犯，跟平民藏匿普通逃犯不同。所以，侯史吴不可以赦免。」奏请再派人审理。接着弹劾司法部长（廷尉）王平、宫廷供应部长（少府）徐仁，包庇叛徒。
侯史吴的案件，再为政治性冤狱，提供一个最常见的模式。法律条文虽是死的，解释却有一定轨道。一位法院书记官说：「一场官司下来，到了最后，案情已十分明显，书记官在旁，也一目了然。内容再复杂，法官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可写妥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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