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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一)-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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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谭连坐，贬作平民。政府中跟杨恽友善的所有高级官员，如未央宫保安官（未央卫尉）韦玄成，及孙会宗，全部免职。
文言文原版资治通监，有张宴对杨恽那首歌词的诠释。看了之后，毛骨悚然。
张宴的诠释是：「「南山」是很高的地方，象征皇帝，而竟「一片荒芜，没有人照料」，显然在攻击皇帝昏乱。「一顷」是一百亩，比喻政府中的文武百官。「豆子」本是很结实的东西，代表忠贞，应该放在仓库之中，却沦落到旷野，譬喻杨恽的被罢黜放逐。「豆茎下垂」，曲而不直，暗示政府官员，都是谄媚之徒。」
张宴是什么时候人，以及是干什么的，我们不知道。仅从他对杨恽这一首歌词的诠释，便可了解文化杀手的可怖。中国专制政体下统治者，或以统治者自居的大小官僚，一旦触及到对文字的解释，想像力的丰富，着实惊人，就像台湾北海岸的「疯狗浪」，势不可当。阿Q先生因为自己是秃子，只不过对「光」「亮」
敏感而已。张宴竟能从一首普通的歌词里，找出足以使作者毁灭的罪证，这种本领，如果用到科学研究上，中国该有多大的进步？却偏偏用到文字狱上，正说明有良心的知识份子的灾难，泉源何在。
五日京兆
杨恽处死之后，高级官员纷纷指控：「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张敞，是杨恽的朋友，不应该仍居高位。」刘病已爱护张敞，把奏章搁置，不交付查办。
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气氛十分紧张。张敞派他的一位秘书（掾）絮舜（絮，姓）调查一件案情，絮舜态度倨傲，爱理不理，索性回家睡觉，冷笑说：「你这个顶多再干五天的市长，还不知趣，查什么案？」（原文：「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这是「五日京兆」成语的来源。）张敞听到这话，逮捕絮舜，任意扣上一个罪名，日夜不停审讯，终于把他陷于死刑。处决之前，张敞教秘书官（主簿）送一张字条给絮舜：「五天的市长，威力如何？冬季已尽，想不想拖延老命？」
绑赴法场诛杀。等到立春，司法部查勘冤狱委员（行冤狱使者）出巡，絮舜家人抬着尸体，拿着张敞写的字条，向委员控告。委员遂弹劾张敞滥杀无罪。滥杀无罪的处份很重，刘病已不愿采取严厉手段，于是，把前些时因杨恽缘故而被要求免职的一些奏章，交下查办，贬作平民（如将滥杀无罪的弹劾案交下查办，就可能抵命）。张敞到未央宫北门，缴还首都长安特别市长印信，一溜烟逃走。
絮舜不过一条势利眼的官场蛆而已，从稍后张敞所作的解释看出，他本是张敞的旧部，一旦发现老长官行将失去权势，立刻换了一副嘴脸。李广曾诛杀霸陵警察官，然而霸陵警察官还是在执行公务，絮舜却是拒绝执行职务。霸陵警察官被杀，我们对他同情。絮舜被杀，我们对他并不同情。
问题在于，势利眼虽然可厌，不犯死罪，强烈报复不应超过他应该得到的，不妨揍他一顿，不妨把他撤差。如果这两点办不到，不妨跟他绝交，以后敬鬼神而远之。势利眼是人性的卑劣面，无法用杀戮使之根绝。不应用苦刑拷打使他坦承莫须有的罪状，然后处死。只是，对势利眼之辈给予惩罚，即令是过当的，也确实大快人心！
张敞
几个月之后，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以及所属单位，官员惰怠，行政效率，几近瘫痪，追捕盗匪的警鼓（西汉王朝时，发觉盗匪，擂鼓追缉），此落彼起。而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更为严重，一位巨盗和他的部下，公开跟政府对抗。刘病已想到张敞的能力，召见张敞。张敞仍担负着重大的刑事责任（皇帝如果把弹劾他的奏章交下查办，他会丧生），当皇帝使节驾临的时候，张敞全家，包括他的妻子儿女，霎时间一片哭声。张敞笑着安慰她们：「我是一个逃亡的平民，要逮捕我，郡政府派一个警察就够了。而皇家使节竟然亲临，一定是再起用我。」
遂穿上官服，跟随使节到首都长安。上书为他之所以诛杀絮舜辩护，说：「我侥幸的能够当一个部长级官员，被任命担任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因被控诛杀絮舜，免职为民。絮舜这个人，是我最宠爱的一个部下，很多次，我都原谅他的过失。只因为有人对我提出弹劾，应当受到免职处份，我命他查办一件案件，他竟不理不睬，回家高卧，还讥刺我「五日京兆」。这是一件忘恩负义、伤风败俗的行为。我认为絮舜的态度邪恶，遂假借法律，把他处死。我知道我枉杀无罪之人，判决并不正直。但即使被明正典刑，也不后悔！」
刘病已接见张敞，任命他当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督导官（刺史）。张敞到职后，盗贼绝迹。
张敞的干练跟反应之快，在这份奏章上，得到证明。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手段，首先向皇帝承认自己的错误，当「圣眷」正隆时，正是最安全时。其次，就是这么一纸文书，立刻把压在背上的严重刑事案件，轻轻化解。史书虽然没有交代刘病已接到奏章后如何反应，但可以推断，已经结案。否则的话，劾章仍握在皇帝手中，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会爆炸。一旦有人催促皇帝行动，张敞性命不保。
官场技巧，又为我们提供一个范例。可怜的只是势利眼絮舜的孤儿寡妇，仍在认为圣明的君王，会为他们冤死的丈夫、父亲作主。
儒家不可用
皇太子刘姡Вㄒ魋h「是」），温柔敦厚，深受儒家学派思想的薰陶。
眼见老爹偏重于任用深懂法律的知识份子，用法律对待下属。曾经乘着父子共同进餐的时候，顺便建议说：「阿爹太重视法治，应该多依靠儒家人才。」刘病已脸色大变，厉声说：「西汉王朝自有西汉王朝的制度，一开始就是采用「霸道」
「王道」的混合手段，治理国家，怎么能够单独的使用周王朝那种「礼治教化」？
而且所有儒家人才，都不切实际，崇拜古人古事，总认为今不如古。使人弄不懂「名」和「实」的分界，不知道做什么才好，怎么可交给他们重责大任？」叹息说：「败坏我们刘姓皇家的，就是这小子！」
司马光曰：「王道、霸道，本质本上并没有分别。从前，当三代鼎盛之时（三代：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无论制定礼仪或发动战争，都由天子作主，我们称之为「王」。后来天子的权力衰退，不能控制封国，有能力的封国国君，率同其他同盟的封国，共同讨伐背叛中央的封国，号召尊重中央政府，我们称之为「霸」。不管「王」也好，「霸」也好，他们的行为，都在仁义法则的指导之下：任用贤明有能力的人才，奖励善行，惩罚邪恶，禁制凶残，镇压暴乱。只不过名位尊卑不一样，恩德深浅不一样，功勳大小不一样，辖区广狭不一样，如此而已。并不像「黑白」「甘苦」之恰恰相反。西汉王朝之所以不能建立三代的盛世，原因在于君王没有去做，并不是先王（儒家崇拜的古代君王）治理国家人民的道理，不能重新在后世推行。儒家学派中，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普通的一些儒家人才，诚然不能够治理国家。但，为什么不去寻找杰出的儒家人才？
像姬弃（周王朝一任王姬发十五代祖先）、子契（商王朝祖先）、皋陶（黄帝王
朝著名的法官）、嬴伯益（黄帝王朝末任帝姚重华时，帮助姒文命治理洪水有功）、
伊尹（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的宰相）、姬旦（周王朝一任王姬发的宰相）、孔丘
（儒家学派创始人），都是「大儒」。假使西汉王朝得到他们，则西汉王朝的功业，岂止如此而已！刘病已痛恨太子刘姡橙酰荒茏粤ⅲ衔鯅＇不了解他的责任，必然败坏皇家，当然可以这样肯定，而竟然说：「王道不可行，儒家不可用。」岂不过份？不可以用来训勉子孙，告诫后世。」
刘病已刚刚指出儒家的缺点：「不切实际，崇拜古人古事，总认为今不如古。」
司马光立即出马辩护，可是辩护的论据仍是一连串的古人古事，一连串的今不如古。好像不是为儒家辩护，而是挺身为刘病已作证：「儒家果然不切实际，崇拜古人古事，总认为今不如古。」当人们指责螃蟹横着走时，螃蟹勃然大怒，认为那是一种别有居心的诬蔑，而且马上表演给人们看他直着走的英姿──却仍在那里横着走。司马光在表演「儒家可用」特技时，就是这种姿势。
司马光所列举的「大儒」，都是古人古事，即令事迹可靠，西汉王朝也不能派人到阴曹地府，把他们请来帮忙。而且幸好不能请来帮忙，真的请来帮忙，恐怕非丢人砸锅不可。法国拿破仑复活，这位军事天才岂能指挥现代化战事？蒙古铁木真复活，他岂能再打到波兰？面对新的形势，必须有新的头脑。邱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竞选失败，曾说：「一个对首领恩德容易忘记的民族，是一个充满活力，不可轻侮的民族。」而在中国，儒家学派的唯一法宝，竟然全是古人古事，全是今不如古。只有患老昏病的人，才不断惋惜昔年风光，中国文化已走到了这个可悲的尽头。
「君尊臣卑」基本精神，使传统知识份子根本看不见、也想不到时代是一个转动的巨轮。所以认为政治上的领袖人物，全都像魔法师一样，一念之间，就可旋干转坤。只要复古，就可以把西汉王朝倒退两千年，回到「三代」那种简单粗陋的「盛世」。司马光跟一些自闭在书房里的历史学家不同，司马光不久就被擢升为宰相，得到宫廷大力支持，宋王朝可算是找到「大儒」了，而且君臣合心，怎么不把中国带到可爱的姬旦、孔丘时代？
一个重大的问题：「三代」之世的王道，既然妙不可言，完整无缺，就应该千秋万世，永垂无疆之庥，为什么「王」着「王」着，忽然间「天子权力衰退」
「不能控制封国」？证明「三代」盛世的王道，缺乏巩固本身制度的能力。即令西汉王朝的君王大发神威，找到了一个「大儒」，回到夏商周，一旦该「大儒」
死亡，又如何保证不再堕落凡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儒家学派跟君王合作，组织联合政府，而是君王利用儒家「君尊臣卑」的学说，奴化人民思想，使人民更容易控制。历史上最善于歌功颂德、自毁尊严的知识份子群，莫过于儒家系统。也只有儒家系统，才能使君王们舒服舒服、蹲在高位上过瘾。所以，「大儒」也好、「小儒」也好、「君子儒」也好、「小人儒」也好，君王可以豢养他，可以尊敬他，但没有一个君王敢放心把政权交给他。只因为他们是刘病已所指出的：「不切实际。」司马光于十一世纪八○年代当过两年宰相，就因为当上宰相后，努力扼杀改革的成果，引起民怨沸腾。对刘病已的告诫：「儒家人才不可以任用」，又多一个有力的挺身证明。
荀悦
匈奴汗国（此时王庭不定，或在中蒙交界处）呼韩邪单于（十四任）栾提稽侯栅，率领大批人马，缓缓抵达边界五原要塞（内蒙古包头市），派人进关，表示愿意呈献国宝，并于明年正月，前到首都长安，朝见中国皇帝。
这是一项使全国震撼的消息，刘病已命有关单位决定礼仪，宰相（丞相）跟监察官（御史）建议：「古时候圣明君王的制度，首都占第一位，而后才是封国。
中国占第一位，然后才是蛮族。匈奴单于朝贺，地位应跟亲王平等，但座位应在亲王之下。」太子师傅（太子太傅）萧望之提出异议说：「匈奴本不是我们的臣属，所以称它是敌国。不应该以臣属的礼仪待他，而应当作国家的贵宾，地位在亲王之上。蛮族愿意归附，低头称臣，而中国谦让，并不让他称臣。这会建立更深厚的感情，享受谦虚的福气。古书上说：「蛮族很难驯服。」形容他们反覆无常。万一以后匈奴的后裔干出飞鸟远走、老鼠潜伏的勾当，不肯再来朝见，也就不是我们的叛臣贼子（不必非征剿不可），应是万世的长远策略。」刘病已采纳萧望之的意见，下诏说：「匈奴单于（单，音dan「丹」），愿意作为中国北方藩属，在正月初一──「正朔」之日，前来朝觐。我自问恩德不够，不敢当此隆重礼节。应以国宾之礼接待，使单于位于亲王之上。拜谒时只称「臣」，不称名字。」
荀悦曰：「春秋显示的道理是：圣明的君王不分国内国外，对天下人民，一视同仁。蛮族相距遥远，人事隔绝。所以中国的「正朔」（即年号），传递不到，中国的礼义，也无法教化。并不是尊重他们，而是形势所限，不得不如此。诗经说：「管你是氐（音d「低」）／管你是羌／都不敢不来朝见天王。」所以再远的蛮族，必须前来朝贡。如果不朝贡，则先是斥责，继是讨伐，所以它们并不是敌国。萧望之打算待以国宾之礼，位居亲王三公之上，是一种僭越，和一种错失。违背天理，扰乱纲常，不合礼教！但是如果只是一时权宜之计，那将另当别论。」
中国因为地理封闭，一开始又拥有相当庞大的面积，和相当强大的武力，于是养成了自命不凡的心理，对四邻一律瞧不上眼，全部当成蛮族，偏偏他们竟然也真的文化低落，国土既小，而人口又少，于是更增加中国人的优越感。这不能单纯责备中国人，任何一个国家处于这种「万国来朝」的局面，都会发现自己的确伟大。英国称霸世界，不过两百年而已，而且现在已经瓦解，但我们仍可在英国人身上看出他们的优越感，何况中国占据高位，长达四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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