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6期-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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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侯德明跪倒在奶奶和父亲的坟前，两眼凝视着墓碑上的父亲，为他们转起经来，一边转经，口里一边默吟着经文。念完经文，大哥从怀里拿出一块小孩戴在脖子上的兜兜——我们兄弟姐妹知道，幺叔侯宗元更认得，这是七十年前我们的奶奶专为她的孙子我们的大哥缝做的。我们看见他将那块兜兜放在正燃着的香纸上，引上火，然后兜兜就变成了一团火焰，呼呼燃烧起来。　
　　我们兄弟姐妹知道，在场的人谁都知道，大哥侯德明是要以此来告慰地下的奶奶和父亲，他们盼了大半辈子的孩子今天终于回来了。　
　　侯德明手里一边摇动着转经筒，口里一边说着什么。阿尔基及时把他的话翻译给大家听：奶奶，父亲，你们丢失在草原上的孩子没有迷失掉，他回来了，他在为你们转经，又在为你们祝福。你们听到了，就放心吧！安息吧！　
　　那火焰红红的，红得鲜艳，红得夺目。那是火的颜色，也是血的颜色，只有血与火才有这样的颜色。大哥侯德明长满皱纹的脸被烤得通红，站在他身后的亲人们也红了脸，我们似乎听见了身体里的血也像这团火似的，呼呼燃烧起来。在我们眼里，这团火焰越烧越大，越烧越旺，最后弥漫了整个天空和大地。盈盈天地间只有这团红红的火焰。　
　　我们兄弟姐妹在那一刻，听到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他们——爷爷、奶奶、父亲、前母、二叔、幺爷爷、小姑等恍如隔世的叹息声。　
　　　
　　龚爱民，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已在《民族文学》《芙蓉》《湖南文学》《青年作家》《农民日报》《湖南日报》等杂志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四十余万字。近年来致力于纪实文学创作，2003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山东好汉孟昭良》，2004年《芙蓉》第一期选载；2004年在《民族文学》第10、12期先后发表《嫁给黄河滩》《三千里路云和月》，2005年2月《三千里路云和月》入选谢冕主编的《中国：特别关注——好看报告文学精选》。　


早春季节的文学故事
颜家文　
　　早春。　
　　南方已经很有些花红柳绿了，可是颐和园和陶然亭，湖边的柳枝还刚刚吐露出点点鹅黄，我们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门外的槐树也是一两个月以后才缀上串串清香和乳白。　
　　偶尔卷起街面尘土的风还是冷冷的，女学员们上街都把纱巾严严地蒙住了头部。　
　　我们是在这样的季节里来到北京的。　
　　我们是来游历文学的大海的。所里安排了一大堆我们过去只在书本上接触过的老先生老太太，来为我们充任文学的导游。　
　　从那个位于小溪源头的山寨出发，从那个边远的小城出发，命运逐渐把我拉近了文学。而且一下子，我们就要和那些著名作家、学者、文学的泰斗对话，和文学史对话，我心里常常涌起一阵阵敬仰和激动。　
　　　
　　第一课，古代散文。讲台上早就坐了一个小老头。度数很深的眼镜架在一张圆脸上。他规规矩矩地坐着，慈祥又有些拘谨地望着我们。　
　　“同学们，今天，我们请周振甫先生讲课。”教务长古鉴兹每次主持会议或者作上课的开场白，都十分简捷。一句多话也不说。他是一位作家，十分珍惜自己的语言。　
　　“我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周振甫先生也直接切入，“先讲先秦时期。”　
　　跳过甲骨文、钟鼎文，老先生说：“爻辞，是早的散文。”他举了一段例子，“前面几句是比喻，主要是后面一句。通过比喻表达意思，这中间跳跃很大。中国最早的表现手法是否也有意……意识流。”他把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与本世纪80年代写作中最流行的术语串在一起了。　
　　后来讲《尚书》，讲《战国策》，讲《水经注》……老先生学富五车，解析得十分具体形象，很难懂的古典文学，从他那个磨子磨出，加工制作成的食品，可口香酥，极易消化。　
　　可惜，他说的是江浙话，且又结巴得厉害，我倒能听懂，但是三十三个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北方籍的同学都无法接受。本来，周先生还要讲唐宋散文、元明清散文的，无奈学友们怨声一片，所里只好割爱。　
　　未能听完老先生的课，这成了我终生的一桩憾事。　
　　　
　　听周汝昌讲“红楼”是一种享受。　
　　讲红学，必讲到周汝昌，像讲古典文学必讲到《红楼梦》一样自然。　
　　我凝神地望着这位权威。脸小而长，古稀之年了，牙齿都缺了，依然还很饱满，也许是因为小的缘故。一根乳白小电线从上衣口袋里牵出，爬进了耳朵里，联系了一个小耳塞。有根弯柄拐杖，放在身边。课间休息时，他也坐着，两手握住拐杖撑在胸前，支持着上身。　
　　讲课，慢条斯理，一字一句，清清爽爽。记下来，不必修饰，就是一篇红学论文。也难怪，搞了一辈子，他的多少讲稿，都输入了他贮存的满脑子的红学软件中。　
　　“曹雪芹是一个明星，一个时代的奇迹。这么多人物的布局、塑造，不知在他心中转了几百遍。”　
　　“林黛玉刚入荣国府……”　
　　说着说着，周先生竟然眼圈红了。周先生几天的红学课，比后来讲课的吴组缃和冯其庸的课都来得声情并茂。　
　　一辈子委身红学，少不了与书里面的人物缠缠绵绵。　
　　读“红楼”，对今天许多凡人来说，是得下决心的。我也是被逼着。因为开了课，耐着性子，读了一个月。读完后，却没懂，和讲义上规定的发生了异化现象：偏喜欢薛宝钗做妻子，不喜欢应该喜欢的林姑娘。　
　　喜欢林妹妹的周先生与《红楼梦》也不是一见钟情。他说：“我母亲是个旧式妇女，没机会读书，小时听兄弟们唱唐诗，非常陶醉。我的‘红楼’开始是从母亲那里东一句西一句听来的。开始看《红楼梦》时，昏昏沉沉，看了七次，最后才硬着头皮读了下去。”　
　　看来，红学家也是凡夫。　
　　　
　　“‘二为’方向，‘二百’方针，大体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总方针、总政策。”　
　　贺敬之不是作为诗人来上课的，他当时已是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他是十八九岁就参与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而后以诗歌著名的。大约，他感到，责任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先谈诗。　
　　他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他以历史为线索，讲述着“二为”的由来。　
　　他又说，这几年文艺是空前的好，三十年来最好的。这点必须肯定。但大好形势下存在着危机和危险。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形势的估计：当前，在相当范围内，左的东西是我们克服的重点。左的干扰是严重的，不能轻视和低估。有右没有呢？肯定有。有的地方、地区，有时候是比较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还必须引起注意。　
　　　
　　围绕恩格斯提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问题，程代熙和上海的一位教授官司打得正火热的时候，程代熙给我们讲马列主义文艺课来了。方脸，高高的前额。看书和讲话，不时变换着两副眼镜。　
　　有人提出，巴尔扎克、曹雪芹、托尔斯泰不懂马列主义，却创作了世界名著的问题，想难倒他。　
　　他们不愧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专家。他说，曹雪芹是18世纪的人；巴尔扎克去世那年，《共产党宣言》才发表；托尔斯泰死于1910年，这时有了马克思主义，也有了列宁主义，但他不了解，并对唯物论反感。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前人先进思想的总结，他们的美学理论也是从前人的先进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作家是思想家，他们运用前人的某些先进思想，正确认识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并用小说的形式写了下来，他们的具体做法是正确的。巴尔扎克说过，法国社会是历史学家，我是他的书记。　
　　“马列主义是灵的，过去的宣传中，我们有成绩，也有教条主义……”　
　　　
　　来讲西欧文学的也是一位老先生，北大西语系的赵隆勷。有一本厚厚的《西欧文学史》就是他主编的。与周振甫相反，他是长脸，而且被岁月犁出了很深的沟壑。从古希腊的羊皮纸文化，而后是但丁、笛福、沙士比亚、现代派……赵先生领我们航行了一回西欧文学的长河。　
　　我们的船要驶入俄苏文学的水域了。　
　　我们要倾听俄罗斯在蒙古帝国马蹄下三百年的痛苦呻吟，要观赏彼得大帝敞开窗户，让西风在伏尔加河两岸自由吹拂的风景，要穿过拿破伦侵略的炮火硝烟……　
　　我们跟着普希金访问皇村和十二月党人；　
　　我们跟着托尔斯泰的马车，进入贵族的舞厅和上流社会；　
　　我们跟着陀斯妥耶夫斯基进到贫民窟里，那里确实没有风景；　
　　我们跟着高尔基去作海燕的飞翔，也去革命大潮的岸边作矛盾和痛苦的思索。……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副所长陈冰夷是用自己的经历在讲苏联的现代文学。　
　　秃顶，使他的脸向上延长了很长一段，这样，沉到下面的眼、鼻、嘴，就相对显得集中和拥挤了一些。　
　　一个老人就是一部历史。人老就经历丰富，随便摊开一页都足够你读的。有一次上课，他谈到斯大林的文艺思想，——写真实有可能走向马克思主义，顺着这条思维的主干，他没有发展下去，却从旁伸出一枝，“胡风同志也是从那里拿了口号过来。”沿着这旁的一枝，他又生出一个细桠，“我和胡风关系很好，批判胡风受到牵连”，如何牵连，没有下文，他却又跳到1936年，“我和胡风同学……”　
　　他带着我们从俄罗斯涅瓦大街出发，大踏步跳跃，直走进30年代中国上海的亭子间里。　
　　　
　　蔡其矫来讲《被开垦的处女地》。　
　　这有些新鲜，一个诗人也是俄苏文学专家？　
　　油亮卷曲的头发，除稍高的前额外，其它该长的地方都长得非常茂密。看学员时，他喜欢把头一低，眼光从两个眼镜片上探出。　
　　“对比是一切艺术的基本技巧……”　
　　他还是从诗歌本行出发，十四行诗、交响曲、词，最后过渡到肖洛霍夫。　
　　“罗希卡，达维多夫的情妇，放纵、轻浮，追求享乐；瓦莉亚，爱上了达维多夫，她真诚、纯洁、深沉，这是人物对比……”　
　　停了一会，蔡先生从兜里拿出了香烟，匆忙间衔到了没有过滤嘴的一头，我们笑了，他点火时发现，很自然滑稽地一笑，可同时，脸也不由得红了一下——这也成为一种对比。
　　蔡先生用对比的刀，从人物的出场，主次要人物，场景和情节、笔调、细节、插话等方面细腻地解剖着作品，解剖着肖洛霍夫和达维多夫。　
　　　
　　教授、专家们从文学史里为我们输送过营养来，养壮我们的身体。而作家则启动我们，让我们将营养转化。作家们更贴近了我们身边。　
　　　
　　孟伟哉来了。　
　　他刚从《昨天的战争》走出。当时，他做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　
　　他没有讲稿，就那样很随意地坐在讲台前，挥着手，滔滔地讲。　
　　那时候，新时期文学刚刚起步，旧的胎记还很明显。针对许多作品只从政治上、生产上、战斗中写人的片面，他提出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写人。　
　　“许多作品的人物不吃饭，不睡觉，剩下的只是‘公共’的生活——工作、劳动、战斗，没有人间烟火。”　
　　“中国人多年来不缺政治，在创作实践中，在思维过程中，道德被忽略了。夫妻打架，都是党员干部，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怎样评断是非？”　
　　“文学不能划大线，简单分是非。文学要深入人心。我们可用两类矛盾观点看人，可用法律观念看人，也可用伦理道德观念来看人，对文学来说，这是重要的。政治是大框框。法律不管细小的东西。而从伦理道德看人，可看得细致一点，看得完全一点。”　
　　他历数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道德，《复活》中的道德，《羊脂球》中的道德。由道德而及个性、性格。　
　　在当时，他的话，仿佛给我们开了一个窗子。　
　　　
　　“文学现象比较复杂，好像一头大象，常常似瞎子摸象一样。一些非常相对的现象，都是各执一词。我也是一样，不知摸的哪一部分。”王蒙一上台不来一句客套。他口才极好，思路敏捷，妙语连珠。有些像说相声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流利，不会有间歇。　
　　“一、小说首先是对生活的一种发现……”　
　　“二、小说也是对生活的发展……”　
　　“三、小说的难处……”　
　　……　
　　“六、小说的色调……”　
　　他扳直着身子坐在那里，戴着金属框边的眼镜，双手放在桌子上。他的头发比许多来讲课的先生要明显的多很多。　
　　忽然，他打住了：“刚才我讲到第几了？”　
　　大概，他的思维偶然出现了断路。　
　　“第六点。”有人答。　
　　很快他又接上了：“现在讲第七点，小说的节奏……”　
　　　
　　韦君宜，大名鼎鼎。看来却如同家庭妇女。　
　　也许刚从锅台边走来，也许刚从菜市场走来。　
　　风霜满脸，笑容满脸。微微突出的下唇动作很快。每句话都是急促的。每句话的结尾都提高了八度。显得干练、精明、风风火火。难怪共和国最权威的一个文学出版社要她来当总编辑。　
　　她从编辑的角度，谈创作。真实、虚构、细节、波澜、美感。像邻居间的家常话。没有主题，散漫而坦诚。　
　　　
　　肖军。　
　　“我来先拜个早年，诸位新年好，诸位学习好。”还只是十二月十五日，他就先拜年了。　
　　他讲课了，完全军人式的姿势坐着。他会武打。年少时，在学校和旧军队里干过很多次架，几次遭到开除。他曾受到政治上的高压，却不事趋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鲁迅曾称赞的《八月的乡村》的作者。我以为他是一个严厉的老头儿，没想到那样和蔼可亲。说起话，像慈祥的老人谆谆告诫晚辈一样。　
　　已经是银丝满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