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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爱与死-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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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é de Fonscolombe）是安东最欣赏的表哥，他是退休的外交官。安德烈认为，他的家族很可能受到激进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这一切从18世纪的祖先埃马纽埃尔说起。
18世纪正值启蒙时代，许多贵族子弟纷纷受到克洛德·圣西门伯爵（Claude de SaintSimon）潜移默化的影响，圣西门率先倡导人人平等、财产共享的民主运动。埃马纽埃尔结识了作曲家费利西安·大卫（Félicien David），而他正好是圣西门的门生。1896年，圣埃克苏佩里家族与丰斯科隆布家族结为亲家时，许多保皇派人士仍然认为，圣西门的思想余毒简直是背叛了祖国。
在世代从军的圣埃克苏佩里家族眼中，作曲家埃马纽埃尔·丰斯科隆布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埃马纽埃尔是安东的外曾祖父，他是罗马圣塞西尔学院（the Academy of Saint Cecile）成员，同时也在艾克斯教堂指挥音乐。他编写弥撒曲、圣歌，另外研究威尼斯音乐家卡里西米（Carissimi）。玛丽的父亲夏尔也是作曲家，他坚持让两个女儿学琴，即使搬到圣摩里斯，两姊妹还是继续上钢琴课。玛丽的五个孩子都会弹奏乐器，而她本身的另一项音乐天赋是编写圣乐，然后配上普罗旺斯方言歌词。
安德烈·丰斯科隆布时常走访圣摩里斯，他记得城堡里的表亲在专业音乐老师指导下认真演奏音乐，包括阿恩（Hahn）、福雷（Fauré）、舒曼（Schumann）、舒伯特（Schubert）与马斯内（Massenet）等人的作品。安东学的是小提琴，但是他主要的才华是吟唱通俗歌谣，他时常在同学和同事面前唱这些歌谣。尽管安东很欣赏母亲对于现代钢琴乐曲的喜爱，但还是会忍不住嘲弄一番。母亲尤其喜爱德彪西（Debussy）的音乐，安东最喜欢开德彪西的玩笑：他把几个甜橙放在琴键上左右来回滚动，然后跟朋友说，甜橙弹奏的音符还比不上德彪西的演奏来得好笑。
玛丽能摒除成见，完全接受现代文化与现代画风。她是位杰出的水粉画画家，有一位祖先名叫洗礼者让·丰斯科隆布（JeanBaptiste de Fonscolombe），他是马赛美术学院成员，另外也曾加入意大利设计学院。玛丽作画的灵感跟他比起来更接近现代风格，她后来绘制的半身像则在画风上接近玛丽·洛朗森（Marie Laurencin）。
由于费尔南·圣埃克苏佩里对于圣西门思想心怀偏见，因此他无法苟同媳妇的做法：鼓励孩子们追求自我、宽以待人、文化生活与宗教信仰并重。每当家族中发生争执时，她很少能做主孩子的教育方式。
法国法律认为，妇女没有能力单独作决定，而且必须事事听命于男性，感性需求并不重要。安东与弟弟弗朗索瓦实际上的监护人是以祖父为首的圣埃克苏佩里宗亲会，若出现宗教、心灵层次的问题，安东必须寻求罗歇叔父的开导。由于安东的父亲早逝，因此罗歇更是对安东寄予厚望，希望他以宗教为职。
安东九岁时，家族认为他必须为将来铺路，好当一位称职的一家之主，并且投身军旅生涯。就这样他一夕之间被带离圣摩里斯城堡，告别了女性当家和可以尽情玩耍的生长环境，一头栽进严苛的纯男性世界：勒芒耶稣会学校，他追随父亲与叔父的脚步，成为这里的学生。
第一部分 1900—1930年教条至上的学府
圣十字圣母学校坐落于勒芒市中心狭窄的安东·圣埃克苏佩里路上，这条路原本名为维涅路（rue des Vignes）。1909年10月7日，安东进入这所耶稣会学校就读。这条路现在虽然以本书的主人翁为名，其实跟他的求学经历没有具体关联。安东在1915年6月离开耶稣会学校，在此之前，学校迁移过两次。原本的哥特式建筑于1911年被国家征收，作为兵营。总的来说，位于现址的学校中，与安东密切相关的只有一栋建在校园中央的楼房。这栋建筑物在普烈马丁路（rue Prémartine）旧址时被当作教室，而安东曾在那里上课。
学校里的神父专注于天主教基本教义，每天严格督导学生恪守牺牲奉献原则以及铁的纪律，但如今已不再实行军事化管理。圣十字圣母学校现在仍然是隶属耶稣会的私立天主教中学，但校长不是神职人员，而且实行男女合班。学校课程不像从前那样严苛，宗教也只是一门普通科目，不是强制实践的神圣使命。
安东在此求学时必须穿着海军蓝制服，看起来很像军校生，不过如今的学生已经不穿这套制服了。他们和普通法国青少年一样，穿着轻便的服装上学，而且不大尊重迂腐的学校官僚。中央大楼的内部经过大幅整修，几乎没有任何线索能让人拼凑20世纪初、欧战开打前严格的军事化教学情形。大楼外有一座战争纪念碑，透露出学校曾经非常重视军事教育。许多男生在此受教是为了顺利进入正规军校，这所学校孕育了许多职业军官，大约有五十几名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的姓名都被刻在纪念碑上供后人追念。在法国，很少有一所学校有这么多校友被后世瞻仰。
圣十字圣母学校的耶稣会教士倾全力捍卫以宗教为主的教育，抵抗主张政教分离的共和政府。自从普鲁士在首相俾斯麦的指挥下打败法国后，校方更是采取非常手段，持续以天主教信仰对抗共和政府。当时共和政府下令禁止各校提供宗教课程，为了保卫宗教不可侵犯的地位，学校从全国各地招生，希望培育出来的学生能加入卫教行列。许多耶稣会学校刻意训练年轻学子，使其毕业后能进入公职人员学校与军校。然而在巴黎革命之后，这些校友却加入反对政教合一的阵营。贵族与一般中产阶级家庭纷纷出钱出力支持教会推行的政教合一运动，到了1939年，公职人员学校与军校里已经全是保守派子弟。
安东在勒芒上学时，罗歇叔父成为他宝贵的消息来源。罗歇告诉他，这里曾有一场对抗“无神论”政府的圣战。罗歇在1876年进入圣十字圣母学校就读，比让晚了四年。圣埃克苏佩里家族和其他贵族家庭一样，全力支持学校。这所学校在1870年普鲁士入侵法国时，成为抵御外侮的重心，并将当时极其宏伟、类似修道院的校舍提供给法国军队，作为驻防地，后来这些建筑物又成为部队医院。在校方取回校舍之前，普鲁士军队又进驻此地，并将教室充作马厩。这段历史成了不堪回首的记忆，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家人为了安全起见将安东转学到了瑞士的学校。
普法战争过后，耶稣会派另一批人掌管学校。从此学校抹上了浓厚的教条色彩，反而失去了百年树人的教育使命。神父们以狂热激进的态度对抗共和政体，后来，他们也以同样的狂热抵抗共产主义，全力挞伐公社成员。1871年巴黎革命全面爆发，军队在保皇人士和教会支持下全面屠杀公社社员，之后造反人民又组成政府，处决了宗教领袖，大屠杀的梦魇始终挥之不去。
在被送往勒芒之前，安东只在里昂的天主教预备学校接受了两年正规教育。到了勒芒的学校之后，安东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一个思想偏激、目光狭隘的宗教团体，同时因为遭受种种非人待遇，使他还来不及发展成熟就提早步入成年。1909年，学校仍以原本的哥特式建筑作为教室，然而耶稣会和政府之间的对抗在此时达到了高峰。当时争议的焦点在于私立学校这种以宗教为主的教育方式，后来双方的战火更燃烧到德雷福斯事件。学校俨然成为法国反犹太势力的大本营，专门号召以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为首的保守派人士。
圣十字圣母学校弥漫着斯巴达式吃苦耐劳的气氛，由于学校经费吃紧，因此一切讲究节俭第一，就连学校餐厅也不提供暖气。每到用餐时间，只见250名学生穿着厚厚的外套，安静地喝着少量配给的微温清汤，餐厅里还有人朗诵《圣经》。
安东大部分的同学都来自坚守王室传统的大家庭。常有10到12位学生顶着相同的头衔，或来自同一个中产阶级集团，然后校方再将这些学生分散到各个班级。最高记录是罗马内家族（de Romanet）和莫里家族（de Maury），各有19名子弟就读于此。从父执辈之后最重要的教学变革是：校方不再坚持以拉丁文作为主要授课语言，除此之外，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仍然秉持中古时代的作风。不过和住校生比起来，只上日间课程的安东已经轻松多了，住校生每天得五点半就起床。
安东和弟弟跟祖父住在一起。祖父家是一栋灰色、标准的中产阶级房舍，地址是皮埃尔贝隆路（rue PierreBellon）39号，徒步上学需要半个钟头。母亲到校为他注册，然后每年到勒芒陪儿子住一段时间。玛丽来到勒芒时和儿子住在克洛马戈路（rue ClosMargot）21号的租借屋，这间房子的空间极为狭窄，无论是室内或庭院都小得可怜，祖父家就显得宽敞许多。玛丽如果不在勒芒，就是回里昂或圣摩里斯照顾女儿。安东和弗朗索瓦则由安妮姑妈（Anas de SaintExupéry）负责照料，安妮常与芙诺默公爵夫人（Duchesse de Venme）作陪。
被迫离开圣摩里斯充满欢乐的家园之后，安东的日子一点也不快乐。在一张全班合照中，所有同学的脸上都缺乏九岁男童所应有的笑容，安东和同学们的表情严肃，好像被学校种种严苛的纪律吓得不知所措。有一位走读生名叫保罗·戈尔捷（Paul Gaultier），正好是安东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记者。1971年，学校出版百年纪念刊物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描述当年艰苦的求学经历。当年所有的男生都必须参加周一到周六早晨七点半的弥撒，以及周日早上八点半的大礼弥撒。平时自习时间到晚上七点钟，只有周日下午可以在家休息。由于害怕遭受处罚，学生们必须忍受寒冷，眼睁睁看着午餐时间慢慢逝去，玻璃瓶里的水冻结成冰，以及忍受冻疮的折磨。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留校察看，通常在周四和周日下午休息时间执行。周日上午大礼弥撒过后，学校会多上一小时的主日学。虽然有下课时间，但因为同学们在课堂上吵闹、不注意听讲或是不专心上课，因此下课时间通常变成课堂自习时间。
操场上的活动也在神父的严密监控之中，就连犯点小错也会立刻受罚：绕着大操场跑五六圈，或者整节课在树下罚站。如果犯了大错，神父就会祭出鞭子。
学生在这里别想保留个人空间和时间。每次远足都是一大群人一起出去，而且通常是去宗教场所或遗迹朝圣。有一年初夏的郊游活动中，学生们挤上马车前往索莱姆地区（Solesmes）的圣本笃修会修道院。1910年，安东曾在家书中向母亲描述这次旅游，他的笔调幽默，让人感觉不出来他心里有埋怨。数年后，安东才透露出勒芒求学时期的种种悲惨遭遇：只要母亲回到里昂，就没有人可以保护他。
他在信中写道：“我记得你曾到学校见神父，要求他们取消留校察看的规定。我回家后背着又大又重的书包，不停地哭泣、抽噎，因为我被处罚了。反正，你也知道勒芒学校的作风。你的拥抱与亲吻总让我忘记一切不愉快的事，你的支持让我更有勇气面对老师和神父。我们和你在一起时觉得很安全。除了是你的儿子之外，我们什么也不是。这种感觉真好。”
一直要等到放暑假前几天，学童们才可以稍微透透气。在那几天，他们获准在附近的河流游泳。除此之外，体育课总是激烈的团体竞赛。根据校友安德·迪南（André Dunant）的回忆，学校的体育活动通常都阳刚气十足，就连踢足球也很少有人遵守规矩。
大部分竞赛都必须运用军事策略，尤其是“攻防游戏”。老师会将一个班级分成两国，互相争球，同时设法夺取对方的旗子。
安德·迪南说，大家对于严苛的纪律并无怨言，因为大部分的学生将来都会进入军校或公务员学校。他说：“我毕业后进入圣西尔地区（SaintCyr）的陆军军官预备学校，我发现圣十字圣母学校的教育和正规军队训练没什么两样。”
经过严格的团体生活锻炼以及密集的宗教课程，许多学生后来成为奉献自我的神职人员，安东有一位学长后来甚至成为勒芒地区的主教。
安东只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到过勒芒，其他的书信、作品则鲜有提及。日后他告诉朋友，在那里很少觉得快乐。安东是个纤细敏感的人，身处苛刻的环境，尤其又必须与母亲分离，等于是痛苦的折磨。他的对应之道常常是默默承受一切。
安东的品德、体育和卫生成绩通常很差。刚入学的前几个月比较难熬，但最悲惨的岁月是1913、1914两年。在此之前，他沉默寡言、举止有礼。早年的成绩单上显示，他的礼貌无可挑剔。但是到了1913年和1914年间，他的礼貌成绩突然降到戊等，而操行则是戊下。这种巨变并非单纯的“年少轻狂”四个字可以解释，而是叛逆心驱使，因为安东已经接近退学边缘。
成绩中每得一个戊等都要罚两小时的留校察看。安东得了七个戊下，到了1914年放暑假前三个月，他已得到六个己等。换句话说，他大部分的自由活动时间都被留校察看。秋天开学后，他没有上学，一直等到1915年才回去上了半年课。但是他的操行毫无改进迹象，不过至少也不再粗鲁无礼。
种种行为问题的根源源自祖孙两人严重失和。安东小时候把祖父当成绝对的权威，祖父留着胡子，时常坐在大桌子后面。《小王子》里留着白色胡须的地理学家就是祖父的化身。祖父在皮埃尔贝隆路的房子比起圣摩里斯城堡，显然呆板、逊色许多。然而房子里却有一间藏书丰富的大图书室，从曾祖父开始收藏了很多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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