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88-在我母亲家的三天-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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蚋径�人都有强烈的虐待狂倾向”吗？他会不会明确地指出：“男方不缺乏明确的受虐狂意愿”？假如身处“伟大的世纪”法国人指十七世纪。，人们会怎么想我们？一些廷臣看见我们从凡尔赛宫花园里走过，他们会说：“快看这个风烛残年的王妃和她那老气横秋的丈夫。”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名初中生，当时我把它套用到我的父母身上。我已经不记得这句话的出处了。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的年纪跟我现在的年纪一样。她众多信奉天主教的朋友——不管是伪装虔诚，还是真的笃信宗教——连同我的姐姐、妹妹和我本人，都一致认为，她符合圣保罗圣保罗（？—67？），基督教使徒，《圣经·新约》中《保罗书信》的作者。描述的寡妇形象。对于我的孙辈们来说，圣保罗将只是巴黎的一座地铁站的名字，或者美国明尼苏达州州府的名字——我不希望我的孙子们去那个地方，那也是弗兰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S．菲兹杰拉德（1896—1940），美国小说家。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奠定了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出生地。明尼苏达州没有蓝色海岸那么富有魅力，菲茨杰拉德是不会对我这句话做出反驳的，即使蓝色海岸很久以来已经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天堂了，不过当我从卡西的白岩饭店的阳台上眺望卡那依海角，或者当我在昂蒂布城根一带散步时，我坚持认为蓝色海岸依然是某一类天堂。在我死后，我的孙子们在我的书架上发现菲茨杰拉德的作品的那一天，他们会很纳闷我怎么会对这些太过多愁善感的故事感兴趣。别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圣保罗吧，他可是基督煞费苦心、亲自出马并使其眼睛失明三天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使徒之一在保罗前往大马色去捉拿信徒的途中，被天上的光照射，眼睛失明，后耶稣的门徒亚拿尼亚使他双目复明，从此保罗皈依耶稣。。圣保罗记录下了他对于婚姻以及与之相关的大事小事的诸多劝勉，这都是些使人沮丧的劝勉。他说寡妇可以自由地嫁给想嫁的人，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但他接着又迫不及待地补充说，一个寡妇若不再嫁会更有福气些见《圣经·新约》中《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十九节：“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圣保罗是这样一类人，对什么事情都要评头论足，连头发的长短和吃肉的方式都不放过。他对奴仆们说：“凡事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还要妇女们“在会中闭口不言”。　　　　
　　　　在过了几年圣保罗式的寡居生活之后，我母亲爱上了一个年龄比她小的男人。　　　　
　　　　她首先把这条消息分别告诉了她的五个女儿，然后才到我，她的独子，我却早已从她的几个女儿嘴里知道了这个事儿。我的姐姐克莱尔以前一直在说：“妈妈应该开始新生活。”她希望母亲再婚吗？我讨厌婚姻。我觉得万幸的是，那名男子已经结婚了，这种情况可能会让圣保罗暴跳如雷。那男的有四个孩子，全都成家了，他本人跟他妻子住在一起，那个女人病得很严重，绝不能让她知道这件事情。晚上，他得随便编一个借口，走到外面去，把自己关在一个电话亭里面，偷偷地给我妈妈打电话。有一天，她在等他的电话，却迟迟都等不来，她便把心里话告诉我：“你明白的，我并不想伤害他的妻子，她那样已经够痛苦的了，我不希望她死，但那毕竟会缩减她的痛苦。”　　　　
　　　　那人名叫佛雷德里克·特鲁贝，经营一家纸板厂，自己做老板。他编造借口，要到国外去做市场调研，时而去南韩，时而去芬兰，然后把我母亲带到阿讷西湖边，或巴黎周边那些漂亮舒适的宾馆里。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母亲的感情生活

　　　　当他从圣日尔曼—昂莱打电话给他的妻子，如何才能让他的妻子相信他是在赫尔辛基呢？怎么设法应付宾馆的电话号码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知道他在我母亲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之前，我见过他的一幅照片，在一家大酒店的游泳池旁边，他站在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子旁边。那是一幅冲印出来的彩色照片。当时，我的心思都放在照片上那个着泳装的女孩身上了。她是谁？我母亲告诉我，她是我一个外甥女的朋友。我会更愿意向这个游泳的女子献殷勤，她站在跳台旁边，还没料到她的父亲就要变成我母亲的情人。和母亲情人的女儿上床，这样的乱伦如果按震级来算，该是里氏多少级？　　　　
　　　　不只是佛雷德里克比我母亲年纪小，他还真的以为母亲比他小呢。我母亲为此沾沾自喜：“我没有把他的错误指出来，他从没看过我的身份证。幸好在宾馆里从来都没有人问我要。我并没有撒谎，如果他认为我比他小五岁，那也不是我的过错。”所有的人都同意她的说法。我母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　　　　
　　　　“这只是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我的姐姐和妹妹们都这么说，她们生活中的男人可不在少数。我又想起我的一个外甥女，她打电话给我，要我帮她完成一篇“论文”。突然她要结束和我的谈话，就像她说要买一台微波炉一样，语气冷漠地对我说：“妈妈带她的情人回来了，我要让他们单独呆在一起，我挂了。”我甚至没有时间问她，她的父亲在哪里。　　　　
　　　　我的姐姐和妹妹们说到她们的母亲的感情生活时，带着关切，就像巴黎歌剧院的特级舞蹈演员指导歌剧院舞蹈班的年轻学生一样。妈妈把佛雷德里克·特鲁贝介绍给我们的那一天，对特鲁贝来说，问题就不是去斯堪的纳维亚谈纸浆生意那么简单，也不是对抗他的董事会了，而是要接受由我姐姐、妹妹和我这些神情严肃的权威人士组成的“刑事法庭”的审讯。我们前一天就在电话里通过气：“那一定得是个心地善良的家伙。没有别的可能性。”我们家就像天底下所有的家庭一样，是个危险的家庭。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在哪里会突然出现什么意外。倘若我们不是在一起长大的，我们的关系肯定融洽不到哪里去。再简单不过，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见面。但我们拥有这种使我们像骨肉一样难以分离的共同的童年，有这种难以抹去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可言喻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从没停止过给我们带来益处或伤害，有时是益处，有时是伤害，要看是在什么时候。我还想知道，我的初恋对象是不是我的姐姐克莱尔。如果我告诉她，我到达性欲高潮时叫的是她的名字，而不是那个与我做爱的女人的名字，她是不可能一点都不吃惊的。她只要去问问戴芬娜就行了。当我喃喃地说着我正在抚摸的那个女人的名字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所有跟我睡过的女人的名字一起涌上心头，我必须拼命克制，才不至于把她们其中一个人，有时甚至是几个人的名字叫出来，反而不是那个本来应该喊出来的女人的名字。碰到这种时候，我一边相信我搂在怀里的女人可以替代、概括或者废除其他所有的女人，一边消除疑虑，但这么做非但不让人放松，反而使人心情更加沉重。两种能够被感知的东西总有一些共同之处，这就是相似的规律。一个音节，有的时候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元音，就足以让一个含有同样元音和音节的名字冒出来。出现把克莱尔和戴芬娜的名字弄混的情况后，我费了一些时间来回忆，这才想起我小时候给克莱尔取了个绰号叫“戴丽丝”。我们常常受到一些陌生的规律的支配，一些不可改变的硬性规律，就像句子中，一个词语与另一个词语相互关联的语法规则一样。当那些从属连词后面需要接虚拟式的时候，就不能随便使用直陈式在法语中，像avant　que，　pour　que，　�仭�condition　que，　bien　que等表示时间、目的、条件、让步等意义的连词或连词短语引导的从句要求用虚拟式。。同样，我也不能随便把一个女人的名字和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割裂开来。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见面安排在夏天

　　　　与佛雷德里克·特鲁贝的见面安排在夏天，在八月份，我们的父亲去世五年半之后，在普罗旺斯那栋房子的晒台上。我们曾不止一次在那栋房子里度假，而房子现在只剩妈妈一个人住。从前那是一座隐修院的房子，父亲只花了一点点钱，就把它从迪涅的主教手里买了下来，那是在1954年或者1955年。房子刚买下来的时候破旧不堪。去那里要走泥巴路。当时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要到附近一家古老的隐修院的水井里汲水，而那座隐修院已经一块石头都不剩了。我姐姐、几个妹妹和我，与蜘蛛、蝎子一起分享里面的一间宿舍，它曾经历过美好的岁月。对于了解该地区的人，我可以告诉他们，那是在卡尼奥尔和雷维德布鲁斯之间。也是在这栋房子里，冬日的某一天，1974年2月5日，我父亲为了赶出一篇文章，必须通宵达旦地工作，他叮嘱我母亲务必在中午之前叫醒他。她上楼去叫他起床，前后叫了他二十回，最后实在叫不醒时，就去摇他，这才发现他已经撒手人寰了。　　　　
　　　　在夜间守灵期间，我父亲躺在一张灵床上，那是当天早晨我和母亲两人亲自动手用绣花的白色亚麻布铺好的。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我们当时是怎么把床单垫在下面的了，因为一个死人比病人更不容易对付。入殓的时候，殡仪馆的两名工人直截了当地把父亲的遗体塞进一个特别大的灰色垃圾袋里，然后把这个包裹放进棺材，我感觉我母亲都要晕过去了。　　　　
　　　　下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墓地回来了，这块墓地完全可以在《米其林指南》中享有一颗星。我们在富卡吉埃停下来，想在塔各里亚那兄弟的肉铺里买点猪肉，那兄弟俩不愿收我们的钱，说：“你们的父亲和我们是好朋友。”父亲生前特别喜欢吃他们店的百里香油橄榄。我姐姐和四个妹妹穿着黑色的西裙套装，漂亮极了，几个女儿都如花似玉，她们的父亲会为她们感到骄傲的。她们临时安排了一个冷餐会，为所有来送葬的客人准备了饮料，他们大都来自很远的地方，给我们送来勇气和安慰。为什么生命要在我们的葬礼之前戛然停止？而葬礼却是我们保证能够成功的为数不多的机会之一。我常常想像自己的葬礼。我在一名年轻的女画家那里预订了一副棺材，当然啦，我和这位女画家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艳遇。葬礼仪式在一座机场，或者在一家剧院里举行，有时是在上拜恩德国地名。的一座巴罗克式教堂里。这种别出心裁的葬礼，就像人们所说的“别出心裁的樱桃酒”（这种酒里并不含樱桃）一样，它的意义在于死者在其中扮演的是主角，尽管他不说话。能够把自己的葬礼想像得奇异无比，足以证明这个人依然活在人世。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在非洲的旅行经历

　　　　借着招待佛雷德里克的机会，妈妈成功地把她的六个孩子聚到了一块，这是父亲死后的头一次，可以说母亲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母亲把她珍藏的水晶高脚酒杯都拿了出来。在晒台上，在椴树下面，我一边回忆爸爸的葬礼结束之后我姐姐和妹妹们为客人倒酒的情景，一边把佛雷德里克带来的标有酿制年份的第一瓶香槟酒的木塞拔掉。佛雷德里克显得无拘无束，依次向我们每个人投来微笑。他跟我们说起他在非洲的旅行经历。他对肯尼亚非常了解。他想带我母亲去游览离蒙巴萨肯尼亚城市。不远的印度洋边的海滩。母亲回答说，她更喜欢回到威尼斯。他说到乞力马扎罗的山坡。母亲问他是否看过《乞力马扎罗的雪》根据海明威小说改编，由亨利·金导演，苏珊·海华德和格利高里·派克主演。，那是她最喜欢的演员格利高里·派克主演的。佛雷德里克几乎不进电影院。我告诉他我母亲是个超级影迷。他们还没有时间涉及这个主题。我妹妹贝内蒂克特虽然拿的是心理学文凭，但曾作为会计在南非工作过，她问的是茅茅人茅茅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肯尼亚吉库尤人的一个秘密组织，以暴力驱逐白人。的暴动给肯尼亚烙下了什么印迹。我们觉得佛雷德里克是一个离政权很近的商人。他经常与乔莫·肯雅塔乔莫·肯雅塔（1891—1978），肯尼亚民族主义之父，1964—1978年任肯尼亚总统。会面。我已经记不得是谁开始说到外号，我很担心佛雷德里克要我们叫他的外号佛雷德、佛雷地或者佛雷多什么的，但他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而且他也没犯任何错误。喝过香槟酒后，他邀请我们去吕贝龙酒店。为了以防万一，他事先在阿普特的一家餐厅订了一桌八个人的酒席，那家餐厅才开业不久，面朝河堤，他和我母亲已经去过了。我们开了好几辆车。我母亲上了佛雷德里克的那辆。我姐姐和所有的妹妹都开车。我也一样，也开车，但我早该放弃的。我一握方向盘就特别紧张，我的视力出了问题，当我超车时，估摸不出迎面开来的汽车的速度。我看不出车距在缩短。在六十年代初，我从汉堡开车，穿越德国到那不勒斯几乎是一路不停，只是偶尔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停下来，在车里睡那么两三次。那时我二十五岁。　　　　
　　　　当我们离开餐馆的时候，佛雷德里克独自一人上了他那辆沃尔沃。他要去于泽斯与正在他大儿子家度假的妻子会面。开车要不了一个小时。那天晚上，母亲上楼睡觉去了，我的一个妹妹在厨房里开始说道：“真奇怪，他让我想到爸爸，他跟爸爸一样高，音质也一样。”妈妈从不掩饰她对男低音的偏爱，低沉的声音，沙哑热情的声音，就像她的丈夫一样，她丈夫可是演讲高手。她也只喜欢个头高大的男子。我父亲身高一米九，我母亲身材却不高，估计只有一米六。所以，她一辈子都得穿高跟鞋，也因此患了脊柱侧凸或脊柱后侧凸俗称驼背。，让她吃了不少苦。　　　　
　　　　我们都知道妈妈是在一场晚宴上与佛雷德里克认识的，酒精无疑为她壮了胆。我母亲生活中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