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88-在我母亲家的三天-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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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走的。有一天，我到布尔东大道的一大套房子里参加家庭聚会。在那里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布瓦尔与佩居榭》。晚会上，有一位来自丹麦、长着一对青莲色眼眸的文笔优美的年轻女作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开始跟她谈论卡尔·德雷耶丹麦导演。的电影，想博得她的芳心。可她并不知道这位导演是谁。我没敢提克尔凯郭尔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名字，不得已选择了安徒生，使这么一招在她看来我一定很不成熟，我也许真的不成熟，但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另有原因。我没有任何时间观念和年龄观念。我想起我在蒙特利尔和一名年轻女子发生的故事，这名女子在餐厅里跟我说：“不要这样亲我，否则我会当着侍者的面叫你爸爸。”前不久，另外一个年轻女孩直接在我的衬衫里面亲了我几下、摸了我几把，然后对我说：“以你的年龄可以做我的爷爷了。”这不是布尔东大道的那名年轻女子，但对她也一样，依我这把年纪也可以做她爷爷了。在税务局接待我的那个女孩也一样。直到目前，在税务局里，我都是由那些做了妈妈的女人来接待，她们在办公桌的显眼位置放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圣于思特节的那一天，情况大不一样。我的钱被税务局的人抢了，由于当时我们正在离法兰西喜剧院不远的地方，我当即准备朗诵《吝啬鬼》中的一大段台词：“唉！我可怜的钱啊，我亲爱的朋友！有人把你从我的身边夺走！”在我看来，那名女子能够听得出这很风趣。那次造访帮助我写出了一页纸，我会把它放进我的一本书里，不久之后就会看到：　　　　　
　　　　“一名年轻的女子穿着一件紧身的超短裙，裙子的背部安了拉链，一开始他还以为她和他一样，是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纳税人。年轻女子叫他跟着她来到一间非常热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空无一物，就像是监狱里的接待室。她打开了手上的卷宗，他认出了自己才寄出的那封信：　要是他早知道这封信会落到一位如此迷人可爱的女读者手里，他会更细心地写得更漂亮一些。这位经济部的年轻职员对他说让他们一起来把这份‘给予延期付款’的表格填好。她要他马上签一张支票：‘至少一千五百欧元。’这可是一万法郎啊！当她朝他俯下身子问：‘您带了支票簿吧，我猜想？’他发现她没戴乳罩，一条袒胸露肩的裙子下面是没戴乳罩的高耸的胸脯，这裙子更像是一件游泳衣。他开错了第一张支票，立即把它撕碎，塞进裤子的右边口袋里，这条漂亮的平绒裤几天前才买的。他乱了方寸，在填写收款人的时候，他写的不是‘财政局’，而是‘欢蹦乱跳的乳房’。到了他恢复镇定的时候了。他们俩可不是在鲁台西亚酒吧的一个隐蔽的角落，在那里等待着使他们投入双方怀抱的冲动。他们是在归属公共财务制度总局管辖的一个办公室里面。他赶紧向沉着冷静的康德求救，由于正在写的这部小说的需要，他最近看了几页康德的书。康德可不是那种让自己被一个没戴乳罩的女子打动的人，他在《判断力的批判》一书中，质疑让人说出‘这是一个漂亮女人’的心理机械论。那么，在他看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想的：　在女性形体中——康德永远也不会跟你说什么高贵或者淫荡的形体——自然以一种完美的方式表现女性构造的精致。他建议借助一个概念，以便通过逻辑上有条件限制的美学判断来思考客体。康德教授，当一个人因为偷看乳房而填错了支票的时候，如何采取一种逻辑上有条件的观点？这位漂亮的会计员，是个客体吗？她的颈项，她那几乎一丝不挂的肩膀，是概念吗？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建议她的纳税人每月支付五次欠款，以结束这份卷宗（他想要十次，但他什么也不敢说，不论她跟他提什么建议他都会答应的）。她站起来：‘我过去让我的男人签个名。’啪嗒！她跟税务局的会计员有一腿子！当她走出去，在办公室留下一屋子的茉莉花和晚香玉的芳香时，他明白她说的是‘我过去让我的头儿签个名’。她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一副漂亮的嗓音，嘴唇上抹了漂亮的口红，一条漂亮的裙子，一副漂亮的胸脯，一手漂亮的字——他刚才还把她逗笑了——笑起来依然是那么漂亮。也许她还有一个漂亮的丈夫，两个漂亮的孩子，一个漂亮的女儿和一个漂亮的儿子。”　　　　
　　　　我在应付票据登记簿上签了字，但我非常清楚，一到下个月，我就不会遵守约定了。她也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她对我说：“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就给我打电话。”走在大街上，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她的名字。她名叫克莱尔—玛丽。她的父母亲叫她的小名克拉丽娜特吗？或者叫玛丽奥娜特？她是布列塔尼人，刚被任命到巴黎工作。我的下一本书一出版，我就给她寄一本。唉，在那本书出版之前，我肯定会再见到她。　　　　
　　　　我给戴芬娜带回来一束花，因为花的名字，我一看见它们就买下了，一束紫红色和粉红色的翠雀花法语中翠雀花的名字delphinium与戴芬娜的名字Delphine名字相近。。“这花送给你！秋天的翠雀花比所有的花都美。”我们说起过我梦想送给她的乡间别墅周围的花园，一座风吹不到的花园，地上是腐殖土，种了很多树。花园里的翠雀花一年开两次。我常常想自己正在一家房地产交易所付定金，那情景就像五十年代的宽银幕电影里放的一样，我对戴芬娜说：“这是我们家的钥匙！”我很希望看到她幸福快乐的样子！让她幸福快乐？在这种事情上，我应付起来就像个笨蛋一样。她对我说的、写给我的，都是些美丽动人的话儿，我却翻来覆去地思量在她比我更心乱如麻的时候，从她的嘴里脱口而出的句子。昨天，我很晚才睡醒，在走廊里发现了这句话：“我出去溜达。我亲你，我的睡鼠和亲爱的。”　　　　
　　　　我有时候想：“戴芬娜，别太早回来，请让我一个人呆一下，至少一到两个小时。”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已经找不到方位标了，我可能会像《狐狸》中的狐狸一样哀号：“我迷路了，我完蛋了。”当我在慕尼黑处理我前一本书的德语译本时，我急不可耐地等着她发传真到酒店。她给我写的是：“我喜欢重读你的信，重读你说你正在重读我的信的那些信。”我的书一写完，我们将去露天座吃晚餐，我们会重新开始火热的交谈。上个月，她从希腊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伯罗奔尼撒近在眼前，手里端着一杯希腊茴香酒，心里念着你。”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查阅有关蟒蛇的内容

　　　　３　　　　
　　　　我第一次面对一条被我当成是将猎物卷缠绞死的蟒蛇的蛇，是在一本书上，照片下面的文字告诉我，那不是蟒蛇，而是一种在亚马孙丛林里非常罕见的蛇，叫苏库里尤。八九岁的时候，我杀死了一条蝰蛇，并成功地把它装进了一个瓶子里，马上就往瓶子里装了漂白水，我打算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展示，在放暑假前我曾大肆吹嘘过博物馆在九月份的开幕典礼。蝰蛇是分泌毒液的，蟒蛇和苏库里尤则不同，但它们也不会进到一只瓶子里面去。第二天，这条不幸的爬行动物，经过漂白水的浸泡，就只剩下几根脊椎骨了，我一把撕掉了才准备好的卡片：“蝰亚目，蝰蛇科，欧洲蝰蛇（弗朗索瓦·维尔格拉夫捐赠）”。当我在卫生间里倒瓶子的时候，母亲走过来问我在搞什么名堂，然后递了一块跟她的后怕成比例的大肥皂给我。作为一家未来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我并不知道被蛇咬死的人数量惊人——在缅甸和印度肯定是这样，我同意，但普罗旺斯不会有这种情况。我答应我母亲今后只抓蜥蜴。　　　　
　　　　有一些蛇身体超过七米长，体重五百公斤，是真的吗？它们把你盘缠住，让你窒息，在把它们的毒液渗透到你的全身后，嚼都不嚼就把你整个儿吞下去，是真的吗？我问我的母亲，她只说到将猎物卷缠绞死的蟒蛇。在我看来，她低估了苏库里尤蛇。我告诉她，当人们砍下一条苏库里尤蛇的头时，放出来的血有一头牛那么多。我在我的书本上读到过。我母亲觉得，这些巨蛇并不直接攻击人。当时，我们母子俩都在厨房里，母亲站在洗碗池边，把洗好的盘子递给我擦干，而此时此刻，在南美洲将猎物卷缠绞死的蟒蛇刚刚肆无忌惮地吞下了它们的猎物，有野猪、猴子和小男孩。我母亲跟我解释蟒蛇的嘴巴是如何张开，以便吞下几只山羊。她是那么有说服力，使我感觉到我的骨头已经被一条鳞光闪闪巨蛇束紧、压碎。她补充说，蟒蛇并不属于好攻击的动物，但她说这些话已经太迟了。我已经看见自己被一条五百公斤的蟒蛇卷缠窒息了。“你们俩刚才在说什么？”我们吃饭的时候爸爸问。母亲用一种我不觉得有什么热情的语气对他说：“弗朗索瓦对蛇感兴趣。”　　　　
　　　　我到拉鲁斯家庭百科词典中查阅有关蟒蛇的内容，苏库里尤甚至都没有提到。词典上写着蟒蛇“只是由于体积庞大、力大无比才充满危险”。好一个“只是由于”！就好像体积庞大和力大无比没什么了不起似的！我怎么会异想天开地认为我母亲就是一条将猎物卷缠绞死的蟒蛇呢？我还觉得，如果事情往坏的方面发展，我还有能力驯养它，这条蟒蛇不会攻击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条天使般的蟒蛇。但蟒蛇有那种纯粹而简单的、好心好意地把你紧紧抱在怀里的愿望，就像大多数母亲一样，我的母亲当然也一样，结果是做孩子的窒息而死。尽管心里好害怕，但我并没有因为自己有一个将猎物卷缠绞死的蟒蛇的母亲而不高兴。我那些伙伴的母亲假装成护士或秘书。这个小伙伴不知道他放学回来投入到一条凶残的响尾蛇的怀抱，那个小伙伴请的是一条响尾蛇帮他做作业。我小心翼翼，没表露出对我母亲的任何怀疑。我比以前表现得更听话一些。她是不是意识到自从我发现她是条蟒蛇后，我对她的爱加深了两倍？但我不打算就那么轻易地被她吞噬掉。为了勇敢地抗击我的母亲，我也得变成一条蛇。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自己童年的时候

　　　　一条眼镜王蛇吗？一条可怕的专门吃蛇的蛇，极其狂躁易怒。它们总是先发制人。它的毒液非常危险。在被囚禁期间，它一天要吃掉好几条蛇。我列出一串有意思的蛇的名单：　虎蛇（非常狂躁易怒），黑曼巴（树眼镜蛇，动作敏捷，非常危险），在水中生活的美洲蝮蛇（游泳健将，非常可怕，攻击人的时候毫不迟疑，被它咬到后必死无疑），加蓬巨蛇（世界上最可怕的蛇之一）。　　　　
　　　　如果不是那一天我好不容易淘到一本书脊磨破、封面撕烂的旧书《亚马孙丛林的人间猛兽》，我就永远也想不起苏库里尤蛇，那本书是在一家我定期去的旧书店里找到的，老板不敢要我付钱。“看它已经很破旧了，我就送给你了。”他对我说。我认出了这本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从父母亲的书架上把它拿下来过。我母亲并没有问过我，我是怎么知道苏库里尤蛇的。她一定以为我是从卡斯托神甫漫画故事中看到的呢。她一定不希望我才九岁就读《亚马孙丛林的人间猛兽》，一本她不会怀疑含有恐怖内容的书，因为最恐怖的那几页已经被我撕下来了。我之所以把这本书带进我的卧室，与蛇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由于印第安人的猎头的缘故，我对那种活动一无所知。我在读那本书的时候，自己仿佛正置身于丛林之中，每时每刻喉管都有可能被一支毒箭穿破，要不就是被一只有螃蟹那么大的蜘蛛或者一队红蚂蚁咬死，《亚马孙丛林的人间猛兽》的作者和读者很侥幸才逃脱了这些危险。去掉一个人的头比人们想像的要容易得多。在敲碎颅骨的时候，要小心翼翼地用棕榈树叶保护好面部皮肤。把敲碎的头骨和脑浆从喉咙的开口处吸出来，然后再把里面好好地刮干净，装进沙子和灰，脑袋几个小时之内就缩小了。这才是吸引一个小男孩的地方，他却不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而我这一辈子无论如何也不会去读《小王子》那样的书的。　　　　
　　　　我完全可以连篇累牍地叙述我的童年，我在别的作品中已经写过，我还会继续写下去。这是多么愉悦的事情啊！在叙述自己的童年的时候，是不会有任何风险的，起码在写童年的时候不会有风险，因为一说到童年就很容易把自己也牵连在内。法官和精神分析医生收了钱后才会去倾听人们的童年经历。法庭辩论的口述性原则一直沿用到新的基本司法秩序，只是碰到特例的时候，才允许一个证人借助书面材料出庭作证。重罪法庭在审议厅里，是不会有人携带案件卷宗的。再说，法庭辩论都是自相矛盾的。犯人有权向证人们提问题。为什么用的是复数“证人们”？我只知道我自己，有时为自己作证，有时又不为自己作证，不断地遭受我的“超我”提出的问题的折磨、恫吓和震慑。我到底是证人、犯人、辩护人、法官，还是一名埋头在法庭记事簿上做记录的普普通通的书记员？人们把判决书称之为“法庭记事簿”，里面写了判决词的记事簿，这个词是从一个古老的动词“plumeter”发展演变过来的，作记录、打草稿的意思。就去整法庭记事簿吧。可我该记些什么呢？　　　　
　　　　我刚才传真了一封信给我的银行，我在信中非常关心我的债务变化。我还在信中向办事处的负责人提及经济学家米勒和莫第格里亚尼的著名主张；这两位经济学家提出，一家负债的公司与一家不负债的公司具有同等价值。我还跟那名负责人讲了查理·昆特即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1516—1556），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1500年2月24日生于比利时，卒于1558年9　月21日。造访奥格斯堡的银行家的故事，那些银行家当着他的面，把他签过的那些借据放进檀香木火堆中焚毁，那是何等的大家气度。查理·昆特寄住在他的银行家福格家族的家里，福格家族对他好得不得了，这个故事属于此刻我正在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