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9-废都后院-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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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换个说法呢？　　　　　
　　　　1998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午后，新西兰《华文双周刊》主编、旅新作家夏菲会见平凹时，他站在这张照片旁说：“我那天穿了一件红衣服，所以我现在还活着，路遥和金铮己经走了。”　　　　　
　　　　可是，我注意到，平凹再没穿过那件大红T恤衫。　　　　　
　　　　润格告示　　　　　
　　　　平凹最早的一幅润格告示，是写在16开的宣纸信笺上的：　　　　　
　　　　“凡索字者，每幅千元。否则，免开尊口。拒赴堂会，望合作。”落款是“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主人”。在“主人”二字后，加盖的是一方新启用的“贾平凹”印章。　　　　　
　　　　刚好这个月的28日，我和燕玲陪同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主任王春才拜访平凹时，看到了这幅贴在门后的润格告示。　　　　　
　　　　我开玩笑说：“平凹，我把这润格告示扯下来，给你做个宣传。”说着，佯作就要动手，平凹连忙制止：“不行，不行。”我说：“那你给我重写一个。”他又是“不行，不行。”我说：“要么你给我写到本子上。”我顺手把采访本给他，平凹不接，还是那一句：“不行，不行。”无奈，他的21字润格告示，任凭你费尽口舌使尽方法，也是“骗”不到手了。我只好“亲自”动手把它抄录下来。　　　　　
　　　　平凹写这幅润格告示，也是出于无奈。有一次，西安北郊一个老板慕名邀请平凹赴“堂会”，自以为财大气粗，一而再，再而三地执意索字，气得平日从不多言、更不发火的平凹当场把笔甩了。　　　　　
　　　　又有一次，也就是这幅润格告示问世前的11月12日晚，位居西安南梢门的一个饭店经理趁平凹与我等几位朋友聚宴之时，提出“免费招待”，条件是饭后“笔墨纸砚伺候”。不料，平凹十分反感，气愤地说：“好像我是来讨饭的，我不信我的字就不值一桌饭钱，这是糟踏人么！”最后，不得不取消了原有的安排。后来，平凹索性明言拒绝这样的吃请“堂会”了。


《废都后院》　祈福龙安贾平凹的“后院生活”（3）

　　　　1996年4月9日，我和燕玲去平凹家，忽然发现门后的润格告示不见了。落座一看，在客厅的大画框里，装裱了一幅更大的润格告示。自右至左，上书：“老树如卧”四个大字，右方竖写四个小字：“微波若清”。后书“平凹”二字，并盖红印。大段文字自右至左竖排。好在文字精练，文采飞扬，权当一篇精短美文抄录于后：　　　　　
　　　　平凹九六年润格告示：　　　　　
　　　　自古字画卖钱，我当然开价，去年每幅字千元，每张画一千五，今年人老笔亦老，米价涨字画价也涨：　　　　　
　　　　一、字。斗方千元，对联千元。中堂一千五。　　　　　
　　　　二、匾额一字五百。　　　　　
　　　　三、画。斗方一千五。条幅一千五。中堂两千。　　　　　
　　　　官也罢民也罢，男也罢女也罢，认钱不认官，看人不看性。一手交钱，一手拿货，对谁都好，对你会更好。你舍不得钱，我舍不得墨，对谁也好，对我尤其好。生人熟人都是客，成交不成交请喝茶。　　　　　
　　　　我和平凹的西北大学同班同学冯有源一起抄完润格告示。友源说：“这幅字给他挡了不少驾，解了不少围。”　　　　　
　　　　我也问平凹：“这润格告示公布之后，前来求字求画的人多了还是少了？”　　　　　
　　　　他高兴地说：“少了，少了，闲人少了，杂事也少了，我正好弄我的长东西。”长篇小说《土门》就是在这之后写出来的。　　　　　
　　　　此后，有很多朋友通过我向平凹求字。我曾让平凹写过一个“字画价目”，出示给欲求字画的朋友。这样简单明了，使我省了不少口舌。原文是：　　　　　
　　　　军民：谁若要字画，条幅斗方皆2千元。　　　　　
　　　　（如特殊关系，不得低于1千5。）　　　　　
　　　　画、3千——4千元。　　　　　
　　　　匾、一字五百，原价。　　　　　
　　　　平凹98。2。19　　　　　
　　　　当我12月14日去太白大堂时，平凹又写了一个润格告示：　　　　　
　　　　书法：中堂三千，条幅两千，斗方两千，牌匾一字五百。　　　　　
　　　　绘画：四尺五千，条幅斗方三千，小品五百至一千。　　　　　
　　　　不应酬，不赴堂会，敬请遵守之。　　　　　
　　　　2002年3月18日，我建议平凹借着出书办展的有利势头，也为了拉开真假字画的价格差距，并防止中介人员乱抬价格，“今年必须再写个润格告示。”平凹也说：“我考虑一下。”没过两天，再去大堂时，平凹新的润格告示已贴在柜橱的玻璃上：　　　　　
　　　　字画价，壬午岁初平凹立　　　　　
　　　　四尺整张画一万五至两万，斗方五千至八千。　　　　　
　　　　书法四尺三千至四千，斗方条幅二千。　　　　　
　　　　当我6月21日去大堂时，平凹把“字画价”又换成了“书画价”。内容如下：　　　　　
　　　　书画价　　　　　
　　　　书法：　　　　　
　　　　四尺三千元——四千元　　　　　
　　　　三尺两千元　　　　　
　　　　斗方两千元　　　　　
　　　　条幅两千元　　　　　
　　　　匾牌一字一千元　　　　　
　　　　画：　　　　　
　　　　四尺一万五千元——二万元　　　　　
　　　　斗方五千元——八千元　　　　　
　　　　凡索字画者，请遵守。平凹。


《废都后院》　祈福龙安序

　　　　我和鲁风自小同学，喜欢音乐。　　　　
　　　　在我组织的“小乐队”里，小伙伴们每天放学后排成一行，拍着书包敲打着鼓点儿回家，鲁风是最积极的一个，路过了家门，他还要再敲上一段儿。我们用大扫帚、鸡毛掸子当做大提琴、小提琴举行的“演奏会”上，他又是最投入的一个，玩得认真，玩得疯狂，甚至玩得直叫喊肚子疼。　　　　
　　　　小学毕业，我俩一起考过音专附中。看多了听惯了脚踏风琴和手拉风琴，考场上空旷、悠扬的钢琴声，我觉得蛮好听的，却把鲁风吓得直哭。　　　　
　　　　没考上，我俩也没有泄气。那时，上映着苏联电影《天职》，描写的是一个孤儿，经过勤奋努力，最终成长为一个出色的音乐家的故事。为了争论主人公一边走路一边敲打铁栅栏而获得的主弦律，也为了学习主人公不屈不挠的精神，将来能成为音乐家，我俩节省下父母给的买早点的钱，一连看了四五场电影。　　　　
　　　　上了中学，我俩痴心不改，依旧迷恋音乐。在方强老师的精心辅导下，我俩学习作曲，三年后一同考上西安音专。当时，有个叫张庆祥的考生，又擦黑板又扫地，显得格外殷勤。专业考试前，他好像又在显派，高声问：“老师，是用五线谱，还是简谱？”江静老师说：“你会什么就用什么谱曲。”我和鲁风不服气，我俩商量：“老师给的三首歌词，全部谱完，怎么样？”我俩一鼓作气，谱完三首歌词，提前交了考卷。　　　　
　　　　可是，很快，还没放假呢，鲁风就被保送上了军校。从此，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然而，无论生活怎么折腾，命运如何作弄，音乐，总是把我俩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他在上海部队，我把我在音专的学习成绩单寄给过他；他在五七干校，他把自己为毛主席题词谱的曲子抄写给我；他在兵工厂里，写了不少青年和工人师傅喜欢的歌曲，让我帮他定调、修改；他调到报社，负责文化艺术版的主编工作，我又给他介绍了很多搞演艺搞摄影的朋友，至今，他们之间的往来比我还多。我也曾想帮他调到音协工作，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纠缠，他放弃了他喜爱的音乐。　　　　
　　　　艺术是相通的，艺术的潜能只要充分发挥，也会像火山爆发一样，通过另一种形态表现出来。　　　　
　　　　后来，他致力于文学创作，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小小说和报告文学，不断地见之于报章杂志，展示着他的文学才华，也展示着他的人格魅力。　　　　
　　　　在如今人事繁杂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当人与人的交往成为一种负担，成为一种累赘时，人们往往首选的是一种真诚和轻松。　　　　
　　　　时至今日，我和鲁风依旧是亲密往来的好朋友。在我的心中，鲁风为人实诚，是个可交之人。在我的眼里，鲁风做事认真，是个可信之人。　　　　
　　　　我知道这些年来，鲁风与贾平凹交往甚密，这是鲁风为人做事的必然。我也知道这些年来，俊民一直潜心聚气写这本《废都后院——道不尽的贾平凹》，这也是鲁风呕心沥血的结晶。　　　　
　　　　但我没有想到，鲁风数十年来尝遍了人生的甘苦，也经见了世态的炎凉。他很少向我诉苦，他说得很少，做得更多。好在一切挫折、磨难，都成为过去。更可贵的是，他把一切挫折、磨难，都变作了财富。　　　　
　　　　他以滴水穿石的精神，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对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跟踪采访，连续报道；对贾平凹的日常生活不断采撷，适度披露。　　　　
　　　　从鲁风真诚而又细致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贾平凹许多鲜为人知的轶闻趣事。是他，把一个说不清道不尽的贾平凹，从鬼神莫测的云雾山中，拉回到众多读者的面前，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有悲、有爱有恨、有情有义的真实的贾平凹。　　　　
　　　　贾平凹，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一直把他称作“关中大鬼”。如今，贾平凹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和符号，他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和潮流。贾平凹以独特的文学风格，旺盛的创作活力，轰动的社会效应，一次又一次地证实着他在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他的长篇小说《浮躁》和《废都》，不仅在国内引起诸多关注和争议，而且得到世界文坛的赞誉和肯定，《浮躁》获得了1988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废都》获得了1997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在此我衷心祝福贾平凹身体安康，文学创作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平生第一次为人作序，不只因鲁风是我的同学，平凹是我的朋友，我是被书中的很多故事感动着，缠绵着。当然，这本书对帮助读者解读贾平凹，有着现实意义。在诸多研究贾平凹的著作中，相比之下，这本书具有一定的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和史料性，也会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我是先睹为快了。我也愿意把《废都后院——道不尽的贾平凹》推荐给读者朋友们，它会带给你如同欣赏经典音乐一样的愉悦和快乐！


《废都后院》　祈福龙安祈福龙安（1）

　　　　平凹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他得的是乙肝，这号病怕劳累，还得吃好的。这几年医院没少住，药也没少吃，可是病情总不见好转。　　　　
　　　　然而，七八个月的流亡写作，妻离子散的情感烦扰，以及《废都》出版之后的纷纭评说，恐怕摊在任何一个男人的头上，不是被压垮整惨，也要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一败涂地。　　　　
　　　　1993年10月，心力交瘁的平凹从四川绵阳回来不久，又住进了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干部病房。　　　　
　　　　平凹是1952年2月21日出生的，属龙。当时，医生给他以“龙安”之名办理了住院手续，为的是期盼吉祥，期盼安宁。　　　　
　　　　而且，在他住院治疗的5楼最西端的病房门上，贴着一张大纸，上面写着：“生病期间，概不会客，谢谢合作。”　　　　
　　　　他的新家门上，也贴着西安市文联、西安市作家协会和《美文》编辑部的联合告示：“有病期间谢绝探访，有事请与《美文》编辑部联系。”　　　　
　　　　用平凹自己的话说，那就是：“现在一切为了保命。”　　　　
　　　　当平凹说给我听时，我心中不免生出一种淡淡的凄凉和隐隐的忧伤。这使我不能不忆及英年早逝的路遥、邹志安……　　　　
　　　　平凹病了，无奈他也很难安宁，探访者络绎不绝，川流不息。其中，有爱护他的省、市政界要员和文化艺术界的头头脑脑，有关心他的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行当的亲朋挚友，也有崇拜他的文学新人和热心读者。　　　　
　　　　就连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也要“明知故犯”，动不动借会诊看病、打针送药之名，递上贾氏著作让平凹签名留念。　　　　
　　　　待人敦厚与人为善的平凹，此时此地已是病魔缠身，哪有气力去“婉言”去“谢绝”？只有听之任之，由人摆布了。　　　　
　　　　我原先就认识平凹。1985年，我在东方机械厂担任《东方报》文艺副刊编辑时，就请平凹为即将问世的神剑文学艺术学会的刊物《东方剑》题写过刊名。当时，平凹用钢笔在一溜宣纸上写的“信”，我至今还珍存着。　　　　
　　　　那时，在我的学兄徐剑铭家里搬砖垒“长城”，他为一枚5分钢儿，还躲进茅房赖账呢。　　　　
　　　　然而，他毕竟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我仅仅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编辑。　　　　
　　　　我生性不爱攀龙附凤、趋炎附势，对于日益走红，而且大红大紫的平凹，我只是常常开会与他碰面并不多拉扯闲谈，时时拜读他的大作也不曾登门拜访。　　　　
　　　　我相信这样一句话：“山远有色，水近无声。”　　　　
　　　　当我经历了人生的坎坷磨难，并获得新婚的美满幸福之时，我便自然想起离异之后饱受煎熬的平凹，我想起《废都》之后倍感压抑的平凹，我想起住院之后时常孤独的平凹。　　　　
　　　　我和新婚妻子李燕玲，都乐意为他分担忧愁，都情愿给他带去欢乐。所以，在平凹住院的日子里，我和妻子经常去看望他。　　　　
　　　　使我难忘的是1993年10月13日晚，我和妻子燕玲去家中看望平凹。　　　　
　　　　那天，他刚从医院回来，一脸的疲惫，一脸的憔悴。　　　　
　　　　上午挂上吊针，两瓶一吊就是多半天，叫他动弹不得。为了能获得一点儿“自由”，抽支烟，解解闷儿，他不得不总是在左手腕上扎针，腾出右手好抽烟，也好突发灵感随时记在小本本上。当然，也好与前来看望他的众多友人握手致谢。　　　　
　　　　只有在晚上，找借口回到家中，他才像飞出笼子的鸟儿，有了自由，有了欢笑。　　　　
　　　　平凹见到我和妻子，又是沏茶，又是端苹果，非常热情。　　　　
　　　　我和妻子环顾四周，猛然发现平凹的新居，说是新居，却不像个新居的样子。　　　　
　　　　卧室不像个卧室，冷冷清清；　　　　
　　　　厨房不像个厨房，缺这少那；　　　　
　　　　客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