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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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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的第三个代价是良心谴责的代价。一般而言，人在行骗时总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罪与罚》整本书描述的就是一个在冲动之下杀了人，但没有任何目击者的个体内心惶恐不安、不可终日，最后无法活下去的心理历程。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认知失调，因为大家都知道行骗是不道德行为，而自己行了骗，心理就会失调。心理失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愉快的感受，所以如若不能消除，就会经历惶恐不安。那么为什么现在中国有这么多人行骗呢？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行骗的人太多了，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社会通病。既然别人可以做，那我做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这时，人将自己的欺骗行为作外归因，也即我行骗不是因为我是坏人，而是因为人人如此、我随大流，这样内心就不再负疚，于是心安理得。另外一个相关的原因是那些人不仅将行骗看成是被社会可接受的行为，而且认为能骗人是“聪明”的表现，因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像说谎一样，现在有些人就认为太老实的人吃亏，人不能在什么时候都讲真话，于是谎言流行，而且人人振振有词。这两个原因造就欺骗行为的社会土壤，使之如雨后森林里的毒蘑菇一样蔓延开来。
从欺骗的代价分析出发，要杜绝欺骗重建诚信，就需要铲除产生此类行为的经济动因和社会土壤，让欺骗的代价不堪重负。简单地说，社会结构的调整和改变，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实施，监督执行的加强等等都应该是很快可以做的事。社会规范的改变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当人人都为此付出代价之时（交易价格的提高，猜忌提防心理付出的心理能量，甚至不曾欺骗的人也被怀疑），也许就到了新规范诞生之日，所谓物极必反。当作假牵涉到整个国家声誉的时候（如国家统计数据作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有误），则更是到了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2005年2月24日于美国西雅图
社会篇直接与婉转（1）
中美两国文化有诸多不同之处，说话的直接与婉转恐怕是最大的不同之一。美国人说话直截了当，开门见山；而中国人则喜欢拐弯抹角，犹抱琵琶半遮面。比如说拒绝别人的要求，一般来说美国人如果不喜欢，就直接说“不”；而中国人通常会说“让我考虑考虑”。美国人若不了解中国人的说话方式，会以为那人是真的去考虑了，过两天说不定又会回来问：“考虑得怎么样了？”
在谈生意的时候也常常见到这样的风格差别。中国人谈生意之前总要把自己公司的背景、公司的组织结构和人员组成等情况详细介绍清楚，一两个小时后也许才谈及真正要谈的生意；而美国人很可能一上来就直奔主题，所以常常会产生误解。比如下面这番对话：
李女士：这就是我们公司创建者的部分远见。
霍特先生：我知道了，贵公司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或许该谈谈我们该怎样合作。
李女士：你没有要补充的吗？
霍特先生：关于我们？没有了。你是知道的，我们是个年轻的公司，和贵公司不一样。
李女士：好，那么我们可以谈谈业务上的事情了。有了你的承诺，我们从描绘公司的组织结构开始吧，然后再说说这样的组织结构是怎样影响到我们公司的行事原则的。然后，你也说说你们的公司。
霍特先生：我知道了，然后我们谈谈具体条款？
李女士：条款？
霍特先生：你知道的，主要是一些基本事宜。
李女士：我们不是正在谈基本事宜吗？
显然，李女士与霍特先生对所谓“基本事宜”的理解很不相同：一个认为公司的基本背景才是基本事宜，而另一个认为具体的生意条目才是基本事宜。误解由此产生。
再比如拒稿信。美国人写的信，你一般在第三个字就看见了：“I’msorrytoinformyou（我很遗憾地通知你）”但中国人的拒稿信则要婉转数倍。据说有一个英国投稿人收到了来自北京一家经济类刊物的一封退稿信：
“Wehavereadyourmanuscriptwithboundlessdelight。Ifweweretopublishyourpaperitwouldbeimpossibleforustopublishanyworkofalowerstandard。Andasitisunthinkablethat；inthenextthousandyears；weshallseeitsequal；weare；toourregret；pelledtoreturnyourdivineposition；andbegyouathousandtimes；tooverlookourshortsightandtimidity。”
中文翻译为：
“我们满怀喜悦地阅读了您的大作。如果发表您的作品，我们将再无法发表其他水平更次的作品。但是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世纪里，我们要发现与你文章同等水平的作品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我们十分遗憾地不得不将您夺目的大作退还于您，并请您原谅我们的短视和懦弱。”
弄得这位作者云里雾里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的文章究竟是太好了还是太坏了。你说呢？
当然，要谈说话的婉转，日本人可能比中国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都知道日本人从不愿直接说“不”字，所以要表达“不”的意思就要借助各种有创意的手法。记得美国的幽默作家DaveBarry曾经在日本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他要坐飞机从东京去大阪，临时去飞机场买票。
社会篇直接与婉转（2）
DB：请买一张从东京去大阪的机票。
满脸笑容的服务员：嗯，去大阪的飞机票……请稍等。
DB：多少钱？
服务员：从东京坐火车去大阪挺不错的，沿途可以看风景。是不是要买一张火车票？
DB：不要。请给我买一张飞机票。
服务员：那……其实，坐长途巴士也很好，上面设备齐全，豪华舒适。要不要来一张巴士票？
DB：不要。请给我买一张飞机票。
这样来来去去了好几个回合，DB才搞清楚原来机票早已售馨，而服务员又不好意思直接告诉他，才拐弯抹角地试图用其他手段来帮助他到达目的地。真算是到了婉转的极致境界。
说话的直接和婉转文化差异固然巨大，个体差异也不能小视。有时我甚至怀疑有人确实是天生婉转。比如我四岁的女儿，从来都不直接向我提出要求，总是要让我不停地问，直到把她真正想要的东西“问”出来。算是让我费尽了脑筋和耐心。每天早上吃早饭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我们很少连着几天吃同一种早点，而选择又很多，所以要费很多周折才能定下来，而早上的时间又总是不够用。
我问：美眉，今天早上吃什么？
美眉：妈咪，你说。
我问：吃甜面包加牛奶？
美眉：嗯嗯，要别的。
我问：Cheerio和牛奶？
美眉：嗯嗯，要别的。
我问：蛋卷和牛奶？
美眉：嗯嗯，要别的。
我问：烤Waffle？
美眉：要别的。
我（开始不耐烦）：到底吃什么？
美眉：你说。
我（很不耐烦）：我说了这么多你都不要；我猜不出来了。
美眉不语。
然后我突然想到她可能想吃新买的巧克力饼干点心，就问：
“巧克力饼干点心？”
她终于点点头。
于是我就对她说，以后想吃什么，直接告诉妈咪，不要叫我猜。她说好。可是第二天同样的故事又上演一遍。
说话婉转的人可能爱动脑子，可能胆小羞涩，也可能爱操纵别人。说话婉转的人同时喜欢猜测别人话里行间的意思，有时也很搞笑。美国人一般喜欢赞赏别人，所以到中国人家里作客，总会说这个工艺品漂亮，那张画好看。有的中国人以为称赞的言外之音是他/她也想要，会在晚会散席的时候将那件物品当礼物送给他/她，弄得别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说话的直接和婉转也会随着个人经历的变化而变化。我觉得这些年来自己在这方面就变了很多。从前我一直认为讲话是一门艺术，应该有铺垫，有起承转合；而随着在美国生活的长久，不仅觉得生活越来越简单，说话已变得越来越直白。有时回国用同样的方式讲话，被他人视为不给人面子，让我自己也吓一跳。看来只有学会在婉转和直接之间游弋才能在两种文化中都如鱼得水。
2005年2月于美国西雅图
社会篇信封的写法
上星期有机会在女儿的中文课上旁听，老师正好在讲中国信封的写法，并要求每个学生用中文，按照中文的格式写一封信给国内的亲戚朋友，然后写好信封，贴上邮票，交给老师作为家庭作业。
老师先问学生，“有没有人知道中国的信封怎么写？”没有人举手，老师就开始讲解在中国的信封上，要先写收信人的地址：国家、省市、街道、门牌号码，再写收信人的姓名。然后在信封的右下角，写上寄信人的地址和姓名，最后在信封的右上角贴上邮票。老师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了样板。讲完之后，老师又问学生，“有没有人知道美国的信封怎么写？”许多手举起来了，老师就点了一个学生回答。学生说，“在美国的信封上，要先写寄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在左上角；然后写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姓名在先，地址在后——门牌号码、街道、省市/州，然后国家。最后把邮票贴在右上角。”老师说，“很好，大家现在清楚了，除了邮票的位置外，中国的信封写法和美国的信封写法正好相反，记住了？”
正当老师期待同学们齐声回答“记住了”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学生提问了：“老师，为什么中国的信封和美国信封的写法正好相反？”老师一怔，随即回答：“没有什么为什么，这就是不同国家的约定俗成，只要记住就行了。”
我觉得这个学生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一般在中国的课堂上很少听到。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许多有关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理论，其中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蔡安迪斯（Triandis）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个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自我被看成是独立的个体，可以独立于他人和群体而存在，个体的价值通过自我的努力和成就来实现，而每个个体价值的实现带来整个社会的繁荣昌盛。相反，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群体的重要性，而把个体看成群体中的一分子——大海里的一滴水，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个体不能脱离群体而存在，失去了群体，个体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由于对个体认知的不同，造成了两种文化的显著差异。而信封写法的不同，恰恰反映了不同文化对于个体在社会中位置不同的认识，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念。
具体来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调个体主义的国家，因此自我在先，然后他人（所以先写自己的姓名、地址，然后写收信人的）。在看待他人的时候，则是先看见那个个体本身，然后是他所属的社区、郡县、国家，个体永远在先。在中国这个更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当然是先将别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但这个别人是融于社会的一部分，因此要先写国家，再写单位或社区，然后再是街道名称、门牌号码。在将这个个体的社会角色固定下来之后，才道出他/她的姓名。而自我相对于他人就更加渺小，只能蜷缩在信封的末角。所以如此看来，信封的写法背后其实潜藏着深刻的文化理念，反映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
但愿我不是小题大做。
2005年11月于美国西雅图
社会篇不变的喜悦
住在香港的时候因为离杭州近，每年都会回去看一看。每次回去都觉得杭州变了一点，可是比起北京这些年的巨变，杭州的变化实在微不足道。作为一个杭州人，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常有恨铁不成钢的遗憾。
今年因为要返美定居，我们决定带出生在美国的女儿再回国一趟，让她对中国有个感性的认识。因为去年去了杭州和西安，今年就决定去北京和上海。加上我的先生从小在上海长大，一晃也好多年没有回过上海了，心里难免有些许怀念和牵挂，所以春假的时候我们就先去了上海，再去苏州和北京。一出虹桥机场，的士就把我们送上高速公路，我们看见的上海与记忆中的截然不同。别说我这个非上海人认不出原来的道路，就是我先生这个老上海人也傻了眼。他的老家在原来的江苏路边上，当的士开到那一带时，他却只能凭路边尚且幸存的几所老房子来辨认当年那条小巷的影子，一边回忆一边告诉我，小时候他常常走过这条马路去买早点，那边原来是四叉路口，路口的一边是个食品店，等等等等，听得女儿莫名其妙。看着路边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高架公路，我想他的心中一定是失落和欣喜参半的，对他这个回乡探亲的人，也许失落更多于欣喜。那一份童年的回忆怕是再也难以寻找回来了。看着他那种急于要把旧日的情景再现出来的说话表情，我突然觉得杭州的不变也不是那么让人感到遗憾了。
想起今年我回杭州时去看中学好友的事。我们曾经同桌，推心置腹，我出国后就少有联络。记得以前（10年前）我们常常去杭州饭店边上的“怡口乐”去吃冰激淋，那儿环境幽雅，临窗而坐，就能看见苏堤和西湖，夏天有冷气，晚上有烛光和乐队，是谈心的好地方，我们都钟情此地。这次回去我没有事先告诉她，到了杭州给她打电话，约她晚上出来聊聊天。我说这些年杭州有很多变化，让她选一个我们见面的地方。当时我脑子里只有“怡口乐”，因为不知道其他新的餐馆或茶座。没想到她脱口而出的也是“怡口乐”！还没见面，那份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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