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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可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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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辍学之后，就在家里劳动。我的年纪虽然很小，但是也要和大人们干着一样的活。
家里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每顿吃的都是糠粑团子。最幸运的时候也只是有稀米汤、红薯野菜，一年难得吃上一次干饭。而我因为不能继续读书和饿肚子经常跟家里赌气，娘气恼时免不了失手打我。我哭，娘却比我哭得还要伤心。
我就说：“娘莫哭，您打得一点都不疼，您再打几下吧！”
这么一说，娘就再也下不了手了，搂着我，比我哭得声音还大，还不断地捶打自己，一个劲儿地说：“娘没能耐，对不起俺娃，不能让娃继续上学读书，只能跟咱受苦，享不了福。”
我们母子抱头痛哭。虽然满腹委屈，但是看见无可奈何的家庭，我也只能让眼泪往肚子里咽了，把上学读书的“美梦”永远地埋在了心底。
辍学后，我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当年冬天，我与成年劳动力一道搞水利建设，主要工程是将一条乐斯河改道加深加宽，人工造大坝。每天天不亮就下河，天黑才收工。工地上我是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却要和大人一样挑着七八十斤重的泥土爬上三四米高的大坝。而我那时的体重才35公斤。
挑着比自己还重的泥土，回想起在学校里读书时的情景，我常常忍不住流下眼泪，我知道自己今生永远与心爱的学校告别了，不能上高中将成为我无法弥补的遗憾——上大学更成了我一生永远实现不了的梦想。
第二年，我又参加了围湖造田工程的建设。记得在围垦太泊湖和白水塘工程时，我一天干12小时，近百斤重担时刻在肩，一天到晚来回于五六米高的大坝上，每天天不黑不收工，收工后就近住在邻村村民家中的地上，在猪、狗旁放一些稻草，两人合成一组，各人拿出一套铺盖。有时免不了半夜里滚到猪窝里与猪睡一晚上，我就滚到过猪窝好几次。
有一天收工后，下着雪，还刮着刺骨的北风，我要回家更换用坏了的铁锹。一路上，我又冻又饿，雪花落地成冰，路非常滑，我一连摔倒几十次，到家后便不省人事。
到了家，母亲一边为我脱着身上快结成冰的破旧衣服，一边抚摸着我手上冻裂达一厘米宽的伤口和冻得快要腐烂的脚后跟及脚趾，伤心地哭着说：“是前世的罪孽让你们兄弟跟我受苦啊……”
父亲说那时他就发誓，今后要好好教育孩子，要让孩子上高中考大学，要进名牌大学，不要像他一样进工地做苦工。
第一章 “富三代”理论军人父亲（图）
2005年4月22日，父亲在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节目中做嘉宾。这是父亲与央视著名主持人张绍刚在演播厅共同做完谈话节目之后的合影。
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没上过高中，也没读过大学，但他的一生中却有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当兵历史。
1978年，我应征入伍，来到铁道兵第一师第五团十三连。当时部队正兴起学文化的热潮，连队开了初小、高小和初中文化补习班，我拼命地学习，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文化知识。
由于我学习认真勤奋，各方面的表现突出，入伍第一年的9月份，我被提升为副班长，并任连队团支部副支书。
连队对通讯报道工作很重视，连队领导经常号召人人拿起笔来写报道。为了提高官兵的写作水平，激发学习积极性，连队每年专门举办一两期的通讯报道学习班。记得连队当时有一位副指导员，名叫赵世松，是我的湖北同乡，可能是出于同情，看在同乡的分上，有意照顾我休息几天，便让我参加了一期通讯报道学习班。
说心里话，入伍前我连写信都困难，报纸上的字有许多不认识，怎么写通讯报道啊？选即使在今天来讲，写文章登报的事也是难于上青天，更何况我是个半文盲。但我把这视为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认真地学，拼命地学。
每当休息时，战友们就三三两两聊起了天，或是相约打球，我则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读报，练习写作。拿到一张报纸，我就从头看到尾，一篇一篇地仔细研究人家是怎么写的，假如是我又要怎么写。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想到，通过这7天的培训，奇迹竟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创造了一人两篇文章见报的“神话”！
那一期学习班一共5个人，其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新兵，而且也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个。但是我的文章却发表了。一篇登在《铁道兵报》上，内容是战士们积极学习文化知识的情况，另一篇被《安康报》刊用（现在叫《安康日报》），内容是讲要孝敬父母。这两篇小稿虽然署名是我，其实是老兵帮我重新写了一遍之后投给报社的，而我仅仅是提供了两个素材而已。
自从这两篇小稿见报之后，我几乎成了全连的明星，领导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表扬我。不但连队里的通讯报道学习班我能参加，还有幸可以参加营里每年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通讯报道学习班呢。可是，自此以后，一年多时间里，虽然我天天在写，可就是见不了报。不过，我有自知之明，凭我的水平，只怕是我的名字再也变不了铅字出现在报纸上。原来，自那两篇小稿见报之后，老兵再也不肯帮我改稿子。
领导经常问我：“小库，怎么不写了呢？要多见报才好。”他哪里知道，我几乎是天天写啊！但寄出去的稿子都如泥牛入海！有时，稿纸用完了，我不好意思去向文书要，就用自己的津贴买。那时投稿是免费的，信封、稿纸是可以随便领用的。没有这些条件，我是不能天天投稿的，因为我买不起邮票和稿纸啊！可是，天天投稿不见报，这日子也难过呀。
我深知，吃文化饭的不容易，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半文盲，岂是吃文化饭的料？我几乎天天发稿，可就是不见报，委屈的泪水不知流了多少！
真是黄天不负有心人，1981年春节，我自己写的“作品”终于出现在《铁道兵》报上了！日日夜夜的奋战终于成功了，我的名字再一次变成了铅字，那是我向往已久的事啊，也是我坚持不懈的结果。这篇报道才是我自己写的第一篇文章！
后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河南日报》、《大众日报》、《陕西日报》、《湖北日报》、《黄冈报》等媒体上经常见到我的“豆腐块”。有时刊发的是通讯，有时是小说，有时是诗歌，有时是寓言、特写、报告文学等。
那一年，不但我的命运有转机，全家人的命运都有所好转。
大弟在省级重点中学读书，以全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二弟每次期中期末考试在全年级也是名列前茅。当时武穴中学一般都将每次考试成绩悬榜在大街上，许多亲戚和乡亲只要从县城回来，都要告诉我父母，说你的儿子又考了第一名。弟弟学习这样好，与我每月一封信鼓励也大有关系，我向弟弟讲部队的情况，讲外面的世界，讲只有学习文化才能救自己，才能出人头地有出息啊！
我家虽然很穷，但为什么我们四兄弟又都读了书呢？这是“逼上梁山”造就的一段“神话”。我们四兄弟知道家穷，家庭不会带给我们幸福的生活。但我们都记住了父母的话：用心读书，做人上人！
在部队时，由于自己努力，“库金会”三个字在《铁道兵》报上频频亮相，我被团政委马春强同志发现，一纸调令将我由一个凭体力干活的施工连队（属二营）跨营调到机械化四营，在营部任专职新闻报道员，从此脱离了干体力活的命运，耍上了“笔杆子”。当时的营教导员是我现单位武汉中铁十一局集团党委副书记朱本林同志，两位副教导员一位是现供职于广东省澄海县人民法院的许坤通先生，另一位则是现供职于济南中铁十四局集团战备处的柴广平先生。
在四营不到一年，上级又调我到师、团工作。在此期间，我几乎是“平步青云”，入了党，立了三等军功，当上了干部。1988年，我试着到湖北省武穴市人才交流市场参加竞聘，被市司法局办公室录用，成为一名政府公务员。1990年，中铁十一局集团党委书记朱长洪和王国平同志又把我调到现单位工作至今。
第一章 “富三代”理论每年一份遗书的父亲（图）
父亲与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马斌一起做完谈话节目后的合影。此节目于2005年5月6日在央视《大家看法》五一特别节目中向全国播出。
26年来，父亲在报刊上发表各种体裁作品一千多篇，仅在近两年多的时间里，四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七部计150多万字的著作，由一个半文盲成长为一名作家，被吸收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圆了父亲的作家梦，并成为了“名人”！
回想起当年走马灯似的调动升迁，没费“一枪一弹”，既没有求过人，也没有花1分钱送礼跑“官”，全凭“读书”二字！
如今，在农村老家里，我们家算得上是最幸福的家庭之一。我们四兄弟为母亲盖了一栋在全村最为漂亮的名副其实的“小洋楼”，内外进行了装修，卫生间与城里一样，甚至比城里还先进，因为卫生间有一口压水机井，不怕停电停水，厨房里也有机井。母亲足不出户就可以住家洗衣洗菜做饭，即使停了电，冰箱不能用，还可将肉食放入水井，因此不怕停水停电。
上面讲述的实际上是我的家史和我个人的成长史。母亲多次在电话中告诫我：“讲家史要一字一句实事求是，不可诳人家，人家花钱买你的书，花时间读你的书，一定要使读者能从中受益才行，否则就是谋财害命！咱们家什么样的苦难都经历过，亲人去世，讨饭，受冻，挨饿，这些苦难咱们都能挺过来，如今还图什么名和利！要写书出书，就是诚心实意地去帮助人，使别人能从书中受益……”是的，我就是按母亲的要求去做的，我要告诉人们，苦难、贫穷、被人欺负不可怕，但信心不可无，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肯吃苦，只要去拼搏，就没有过不去的坎！这就是我排除万难，16年如一日，坚持搞我的家教实验的真正动力！
在我的一生中，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在刚辍学去修筑大坝的时候，我就想：我可能随时死在工地上。后来，也有几次“死”的经历。有两次都是15岁时给生产队棉花打农药中了毒，经医生全力抢救才脱险的。
经历过无数次的打击和挫折，从死亡中一次次走出来，每一次惊险过后，都坚定了我的信念：我死不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儿子考重点大学。
我记得最牢的一次死亡经历是，2001年11月3日中午12时20分，像往常一样，我从家乘坐公交车到市一中给儿子送饭。到达市一中车站下车时，一恶棍无事生非把我踢倒在地，我当即昏死过去……
我醒来时，只见全身是血，口鼻仍在流血。但是我没有顾及身上的痛，我醒来后的第一反应是寻找我儿子的饭盒，还好，饭没有撒……
我爬起来，提起饭盒径直向学校走去，去找我的两个儿子。记得当时周围观看我躺在地上的至少有上百人，但无一人伸出援助之手，只有两位女士见我醒来，便劝我快乘车去医院包扎，止血要紧，而当时我想到的是孩子会饿，会影响学习。
到学校后，正好碰到大儿子的班主任张水松老师，他大惊失色，要送我去医院包扎缝针。我说不要紧，我要把饭送给孩子吃。见到儿子后，我再也忍不住了，再一次昏了过去……
为了父母，为了自己，我没有“死”。为了儿子，我差点死了！
我知道，正是因为没饭吃才使我辍的学，辍学后我就再没有机会进校门，我不能让儿子重蹈我的覆辙，不能影响到他们的一点点学习。我只是把自己大半辈子的人生经历浓缩，告诉儿子，一定要好好读书，要考重点大学，只有这样，今后才会有一个好的前程……
我相信这一次“死”过去，会永远激励儿子用心读书。这刻骨铭心的一幕，儿子们时常与我谈起……
我就是要让儿子们明白，惟有读书，才是最好的出路。
自1988年起，我每年要写一份遗书《库金会的话》留给家人，以防不测。我不是怕死，而是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啊！！！其实，写遗书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人，祸福相依，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全世界，每天至少有1000人意外死亡。在夏秋季节，每天被洪水等灾害“杀”死的人就达上千人啊！还有地震，恐怖袭击，战争等。这意外死亡，谁都不敢保证轮不到自己头上。因为，有时走在大街上，从阳台上掉下一盆花砸在你头上，你就有可能一命呜呼。还有，在马路上，在大街上，虽然你小心让车，但方向盘失灵时，你就有可能遭遇不测。还有很多心脏病、脑溢血等突发病，等等。总之，写遗书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啊！我已写了十几年了，却越写越健康。千万不可迷信，凡是意外死亡的人，几乎100％都未写遗书，不是照样死了吗？
父亲说，他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放弃一切娱乐休闲来培养我们兄弟，就是不想让我们这一代也跟他过去那样受穷。再说，如今是市场经济社会，竞争如此激烈，如果像他这种文化生在今天的时代，是不会有所作为的，他也不可能当作家，更难成家立业。
父亲说，中国在上个世纪1993年之前，那时是“关系经济，条子经济”。那时你虽然没有文化，但如果在政府里有人为你写个条子批点化肥、煤炭、钢材什么的，你拿去倒卖，一夜之间就可暴富。或者说，假如你信息灵通，探听到甲地大米、花生或水果比乙地贵几倍，如果你在铁路部门找到关系能批到车皮，并迅速组织货源，再找熟人从银行贷到款，你也能一夜暴富。但今天是市场经济，信息又如此发达，上述赚钱的手段都使不上。
这且不说，如今如果没有文化，你也当不了官。因为政府的公务员必须有过硬的本科以上的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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