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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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文章上。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但尽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汉书》，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郑樵《通志》里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在《文选》里班固有《两都赋》、《幽通赋》等，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但若说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那话或许讲得过分些。写史当然要抄书，太史公《史记》也何尝不是从旧史料中抄来。《汉书》最后一篇《叙传》，正是学《史记》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写书归之其父之遗命，即在《报任少卿书》中亦然。而班固的《叙传》却并没有讲到他父亲，说他自己的《汉书》只是承续父业。有人为班固辩护，在《汉书》里也曾称到他父亲，而称“司徒椽班彪”。看这五字，便见与司马迁不同。司马迁称他父亲为太史“公”，不直称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见是司马迁之尊亲。而班固称他父亲便直呼“司徒椽班彪”，这可说是班固的客观史笔吗？班固写《汉书》，或说开始固是继续着他父亲的写下，后来则是奉了朝廷诏旨而写，因此他不能说我这书是继续父亲的，这也是强为辩护。无论怎么讲，总觉得班马两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继承父业，而把父业抹去了，在他《叙传》里没有大书特书地把他父亲写出来，单拿这一点论，郑樵称之为“浮华之士”，实不为过。

　　　　　　　　　　　　　　　　　　　　　　　　　　　　　　　　当时有人说班固写《汉书》有“受金之谤”。别人贿赂他，希望写一篇好传，或者把坏事情少写几句，这话见于刘知几《史通》。当然是相传下来有此话，所以刘知几《史通》也讲到了。在先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史传篇》里已为班固辩诬，说“征贿鬻笔之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来批评《汉书》。可是郑樵《通志》又说，东汉肃宗曾对窦宪说：重视班固而忽略了崔骃，那是不识人，等于叶公之好龙。平心而论，班固在人品上学术上或许不如崔骃，是可能的。然而《汉书》一出，“当事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在王充的《论衡》里也就屡次提到班固《汉书》，可是后来又有人说王充看见了班固，那时班固还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头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大事！这就不可靠，不过王充曾称赞过《汉书》则是事实。只举一人，后来写《后汉书》的范晔，在他的《后汉书》里便有班彪班固的传，他曾批评司马迁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马迁的文章“直”，而事则“核”，是经得起考据和批评的。当然《史记》里也有事情讲错的，不晓得多少，大体言之，文直事核，纵有忽略，也可原谅。“赡”就不如“直”，“详”亦不如“核”。若使文赡而不真，事详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说《汉书》叙事不过激也不诡异，不把一人一事过分压低，或过分抬高。“赡而不秽”，是说整齐干净不脏乱。“详而有体”是说每事本末始终，表里精粗都有体。故能“使读之者亹亹不厌”，《汉书》能成大名，确有道理。我觉得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但范氏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这些病痛，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诸位如读太史公书，即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此等文字，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写之，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想见其人。《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何处见他排死节？何处见他否正直？例如《龚胜传》，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而班固说他“竟夭天年”，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而死节转贻讥了吗？又如王陵、汲黯，此两人，太史公《史记》里都有，《汉书》称他们为“戇”。又如《王章传》，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而是把是非颠倒了。范蔚宗说他“轻仁义，贱守节”，一点也不冤枉。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免极刑”。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但他总不失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辈子工夫，《汉书》也是写得好。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论《汉书》，本亦承之华峤，而傅玄亦贬班固，谓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可见当时史家公论。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死在监狱里，但范蔚宗《后汉书》，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彪识王命，固迷其纷”。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不为隗嚣所屈，可说有见识，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对种种世俗纷纭还是看不清。把他们父子相比，也复恰如其分。总之，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对其所写，有较高境界，较高情感的，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不能领略，则在其笔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细细传下。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不细读一部书，只一条条地检材料，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如我此处所辨，也将被认为是一番不关痛痒之废话，与史学无关。诸位若知做学问与读书自有一条路，自己做人与论世也自有一番胸襟与眼光，读史书自也无以例外。

　　　　　　　　　　　　　　　　　　　　　　　　　　　　　　　　今再说班固《汉书》，略论考史方面，有他父亲六十几篇的传，有刘欲之所编录，选材大概是不差。论“写史”，班氏文笔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论史”。当知在考史写史中，无不该有论史精神之渗人。如太史公写《孔子世家》，主要并不在考与写，而在其背后之论。我们读太史公书，常会“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写，如信陵君、平原君、聂政、荆轲，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见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赏这许多人，写来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跃然纸上。一部《史记》，所以都见其为是活的，乃因书背后有一活的司马迁存在。所以司马迁《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书。文学书，而还有其教育意义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传》，这是在太史公当时武帝朝上两位大臣，同时也是政敌，一升一沈，一得意，一失势，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实在写得好，显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渗人其间。又如他之对李陵，因而及于陵之祖父李广，史公付以极大同情，而对同时卫青之为大将军者，反而对之漠然。今试问太史公在此等处，此一种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盂子荀卿列传》等，在学术上的高下是非讲得极清楚极正确，即对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两人之相轧，在当时政治上也曾发生了大波澜，其实从古今历史大体言，也可说没有什么大关系，然而太史公这一篇《魏其武安列传》，绘声绘形，写得真好。至于班固的《汉书》，往往有其事无其人。如说杀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则没有传下。我们若用此种标准来读此下的历史，则真是差得又远，还更不如班固。班固《汉书》赡而能详，他把事情详详细细地都摆在那里，又不乱七八糟，叙事得体，范蔚宗的批评正说准了他的好处。而范蔚宗《后汉书》长处自也不须多讲。我们果能用这样般的眼光来读书，自能增长了自己的见识，抑且还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读《论语》《孟子》，才知讲道理。读历史则只讲事情，其实在事情背后也还有一个道理。果自己无本领批评，诸位且莫尽看重近代人批评也该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评。即如比论太史公《史记》和班固《汉书》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评岂不更值得我们之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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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9－《后汉书－三国志》

　　　　　　　　　　　　　　　　　　　　　　　　　　　　　　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

　　　　　　　　　　　　　　　　　　　　　　　　　　　　　　　　我们续讲《汉书》和《史记》的比较。《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记》里称做“书”。《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成了《郊祀志》。封禅是汉武帝时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父亲就为对这事意见和当时朝廷不同，不见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专记这事成一篇。实际《史记·封禅书》也不是只讲了汉武帝一朝的封禅，但班孟坚就把这题目改称《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从来政府一项大礼节，封禅只是在此项目中的一件事。班书从上讲下，讲的是这郊天祀地的演变，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别。以后历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记》里的《封禅书》，却像只是当时一项特殊事件。又如《史记》里有《平准书》，《汉书》把来改成《食货志》。“平准”乃是汉武帝时一项经济政策，这是一项极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把来作“书”名。而到班孟坚，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货”，此又加上了“食”，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食’与“货”。这一篇志，便成这一代的经济史。后来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货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项平准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书》，因汉武帝时及其以前黄河决口，汉朝屡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孟坚再把此题目扩大，改做《沟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样、宣帝时怎样，都是比较简单。但要知道汉代一代的经济水利等，像此之类，题目较大，必要一路从上贯下，不能把年代切断。若照《史记》封禅、平准等篇名，好像只是当时一特殊事项，从班孟坚改换篇名，显然性质大变。

　　　　　　　　　　　　　　　　　　　　　　　　　　　　　　　　而且也有《史记》里没有，而《汉书》添进去的。《史记》只有八书，而《汉书》有十志。如《汉书》里的《地理志》，此后讲到中国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参考书是《禹贡》，实际《禹贡》只是战国晚年时的伪书，第二部书便是《汉书·地理志》，其效用影响甚大。地理内容又可分两部分，一是当时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国，共一百零三个，使我们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双代的政治区域大概划分，尽在这里了。以后历代政治区域划分不同，也几乎每一断代史里都有《地理志》。会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沿革地理。而同时班孟坚又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把各地民情风俗彼此不同处，都扼要地写上。这一部分却又是《汉书·地理志》里极重要的，惜乎后人不能根据此点继续班氏来写得更深更好。如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台湾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广东不同。每一时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学班固《地理志》写出，这将为读历史人贡献了一个极大重要之点。故自有《汉书》以后，历代学历史的人，特别对于《汉书》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讲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晓得多少，这在史学中已成了一种专门之学。又如《汉书》另有一篇《艺文志》，亦为《史记》所没有。《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来。刘向歆父子在当时是监管汉代皇家图书馆的，外边看不到的书，尽在皇家图书馆里，他们父子把这许多书汇集整理分类，成为《七略》，此是一种有提纲的分类编目，班固根据这编目来写《汉书·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