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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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父子把这许多书汇集整理分类，成为《七略》，此是一种有提纲的分类编目，班固根据这编目来写《汉书·艺文志》。虽然只是根据刘向刘歆，并不是班固自己所写，但这篇《艺文志》就变成了将来所谓目录校雠学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国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样的志。后人把此八篇汇刻单行，称为《八史经籍志》。从古书籍，任何一部书，从何时传下，有的直传到现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汉代有的书，到隋代没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没有了。我们只要一查各史《艺文志》、《经籍志》便知。要讲学术史，有此一部两千年积聚下来的大书目，这是历代国立图书馆的书目，真是珍贵异常。可是从来的学者讲究《地理志》较易，讲究《艺文志》较难。直到南宋时代郑樵《通志》里的《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才把《汉书·艺文志》的内蕴讲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为我们讲学术史，特别是讲古代学术史的一个极大依据。当然普通读《汉书》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会看《汉书·地理志》。有的不会看《艺文志》，不懂《六艺略》、《诸子略》这种分类的重要。但亦有人专门研究《汉书》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艺文志》等，其所贡献也往往在研究《史记》者之上。

　　　　　　　　　　　　　　　　　　　　　　　　　　　　　　　　《汉书》也有表，中间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后人批评。因《汉书》是断代的，而《古今人表》，则从古到今把一应人物都列上了，此与《汉书》体例不合。《史记》虽是通史，但古人人列传的并不多。第一篇是《伯夷传》，伯夷前边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这中间还尽有很多人，也全没有了。而这个古今人表则网罗甚备。固然在当时应有书作据，而在现代，十之七八也还可考查得出。清代就专有人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处。不过此表被人批评，重要的并不在这些人之多出在汉以前，而更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颜渊列上中，老子则放在下面去了。当然把历史上人分成九品，不会都恰当。然而大体上说，尧舜在上上等，桀纣在下下等，像此之类，也不必特别太严苛地批评。因有人批评及此，就讨论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因所作，还是后人加上，我们现在不论这一点，只讲《古今人表》在《汉书》里也如《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超出于《史记》之上的一类文章，该认为这是班固《汉书》有价值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讲到下边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这两书，后人把来同《史记》、《汉书》合称“四史”，在十七史廿四史中特别受人看重的就是这四部。我没有查过“四史”一名究竟什么时人才提出，可是我们可想见，汉有前汉、后汉，既有所谓“两汉”，读了《汉书》，自会读到《后汉书》，因此班孟坚的前《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就常成为我们同时并读的书，这就成前后汉，或称“两汉书”，因此就有人把《史记》和两《汉书》并在一块称“三史”，这是历代正史里开头的三部，这也很自然。但照成书年代讲，则《后汉书》在后，《三国志》在前泻《三国志》的陈寿是晋代人，而写《后汉书》的范晔则是刘宋时代人。此两书又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如董卓、袁绍这许多人，《三国志》里有，《后汉书》里也有。因此读《后汉书》的人定会去读《三国志》。又且《三国志》里的蜀汉，国号也叫“汉”，是汉的宗室，有人认为要到蜀汉亡了才算汉代全体亡了，所以读两《汉书》的人自会再去读《三国志》，恐是因于这些理由。读历史的，读了《史记》、《汉书》，就会再去读《后汉书》与《三国志》。至于《晋书》，要到唐代人才写定下来，并且从汉到晋中间自然有个分别，告一段落了。或许正为这些理由，学历史的人开头一口气就会读四史。读了四史以后，或许没有精力读全史，于是喜欢治唐代的读新旧《唐书》，喜欢治宋代的读《宋史》，喜欢治明代的读＜明史》，不一定要从《史》、《汉》以下一起读，这是一点。又有第二点，无论读哪一代的史，总该先懂正史那一个大体例，这就定要先通了《史记》。《汉书》，才能来读下边的。而读《史》《汉》的定会继续陈范两史，这已如上所说，因此从来学历史的人，基本都是先读《史》。《汉》，或先读四史。不像现在，一切没有了个基本。所以诸位学历史，最好还是先读《史》、《汉》，或四史，最好《史》、《汉》一起先读，读了《史记》不读《汉书》还不够，《汉书》才是断代史的第一种，但读《汉书》不读《史记》也不够，因许多大体例都由《史记》定下。至于今所要讲的《后汉书》与《三国志》，实际上已没有什么特殊可讲的。因他们都超不出《史》、《汉》这个大范围、大体例。照此一点讲，《史记》、《汉书》是创造的、特出的，而《后汉书》、《三国志》则只是摹仿、因袭的。固然《后汉书》、《三国志》里也有对《史记》、《汉书》变动的地方，如《史记》、《汉书》里只有讲经学的《儒林传》，而没有讲文学的《文苑传》，到范晔《后汉书》就有，这不是前面阙了，乃是历史演变，古代还没有专门所谓文章之士这一行，在《汉书·艺文志》里只有《辞赋家》，而《汉书》亦没有《文苑传》。如此之类，尚待我们讲了大的，小的自会看。所以我们只说《后汉书》、《三国志》是因袭，只《史记》、《汉书》是创造，开辟了史书一个新体例，但《后汉书》、《三国志》两书也有一个特别共同之点，应该在此提出来一讲。

　　　　　　　　　　　　　　　　　　　　　　　　　　　　　　　　先讲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别的。陈寿是晋人，裴松之是宋人，在经学上有“传”有“记”，史书则无，但因陈寿《三国志》叙事较简，篇幅不多，而当时的史书则已特别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讲三国史的都采来注在陈寿书里。因此我们看了裴松之注，就可看见很多到今已失传的史书，在裴松之时尚存，到以后南北朝长期大乱，及到唐代，很多书都看不见了，幸而在裴松之注里有，差不多有一百几十种书。而裴松之对于这许多书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经书里仅是解释字义般的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大概讲裴注，大体可以分成六项：一、“引诸家论，辨是非”，这属史论方面的。二、“参诸书说，核讹异”，一件事有两说以上不同，他“参诸书说”来校核其“讹异”之所在。三、“传所有事，详委曲”，这些事陈寿《三国志》里有，或者太简单，中间委曲的地方，他来详细地补注。四、“传所无事，补阙佚”，在陈寿《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这事，他补进去。五、“传所有人，详生平”，《三国志》里有这人，可是生平不详，他补进了。六。“传所无人，附同类”，《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讲到这人，他就把这人附在同类人的传里。所以裴注比陈书不晓得要多了多少事情、多少人。在一部陈寿《三国志》以外，同时还有一两百部书，裴松之无不把来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是从头到尾自成篇段。此种史注，前无其例，而此下也更无后起，所以裴注很特别。后来几读《三国志》的，无不兼读裴注，而且陈志裴注总是合刻，不再分行。在陈寿写《三国志》时，这一时期的史书，裴松之看过的就已有一两百部，现在拿来一比较，陈寿的不一定都好，裴松之引进的，有些是理论正确，事情重要，并不全出陈志下。

　　　　　　　　　　　　　　　　　　　　　　　　　　　　　　　　我们试再讲到《后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已在宋代，在范晔《后汉书》以前，写《后汉书》的就有七家。及范晔《后汉书》出来，这七家的《后汉书》都不传了。学术上大体还是有一个公平，可见范书是有价值的。只因范晔是犯了罪死在监狱里，他的书没有写完，因此只有纪、传，而无志。我们不能说范晔不想写志，只是来不及写，已经下狱了。范晔下狱而死，他的书又是一部未完之作，而后来其书独行，即据此点，可想以前的七家或许并没有他的好。唐初章贤太子为《后汉书》作注，在注里就有许多零碎历史事情为范书所没有。这虽不能比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可是也补进了很多历史故事。清代有一个经学大师惠栋（定宇），写了一部《后汉书集注》，他所补进的材料比章贤太子注还多了很多。清人还曾把七家《后汉书》合刻，但都是不全的，实际上这七家《后汉书》在惠定宇《集注》里也都有，不过是分散了，不是一家一家集合在那里。

　　　　　　　　　　　　　　　　　　　　　　　　　　　　　　　　根据上述，可见读《后汉书》与《三国志》，读法要和读《史记》、《汉书》不同。《史记》中春秋战国还有很多材料没有收，但《汉书》，如要补进班因所没有收的材料，就很难。西汉史料流传到今可以补进《汉书》里去的，实在很少了。但《后汉书》、《三国志》，很多材料，在这两部正史以外，为我们可以看见的，当然也可见陈范两人的剪裁所在，但当时的历史，要之不尽纳人此两部正史内。因此《后汉书》章贤太子注不如裴松之注补进很多，但裴注也还有缺漏，此所缺漏，现在我们却反而大家知道。即此可见写史之难。如讲书法足称“钟、王”，王羲之是东晋人，钟繇是三国时魏人，陈寿有《钟繇传》，裴松之当然也注了，但钟繇在后代最大流传的是他的书法，而他之精于书法，陈志里没有，裴注里也没有，这只能说他们两人都缺，而且也缺得不应该。又如管宁、华歆两人年轻时同学，在院里锄地扒出一黄金，管宁连看也没有看，华欲则拿起来看了一下又扔下。有一天，门外有大官贵人过，听到车马之声，官宁没有理会，华歆就到门外去望了一望。等华歆回来，管宁就同他割席而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陈志钟华在一篇传内，华歆亦做了魏国大臣，管宁则始终没有在魏国做过官。后人推尊管宁为三国第一人物，此一故事见在《世说新语·德行篇》，也成了一件传诵千古的故事，几乎是大家知道，但在陈志里没有，而裴注里也没有。其他所缺的不止此两事。清末王先谦，写了一部《汉书补注》，又写了一部《后汉书集解》。民国初年，卢弼写了一部《三国志集解》。《汉书》有颜师古注，出于唐，但清代研究《汉书》的人多，王先谦集来写《补注》，省人翻检各书。但王氏的《补注》还多靠不住，有些问题《补注》引了此说，没有引彼说，所引也不是全部，删节得还颇有问题。不过大体讲，《汉书补注》还是用了很大工夫，而《后汉书集解》就要差一点。至于卢弼，诸位或许不知其人也正为王先谦有了《汉书补注》与《后汉书集解》，而来写一部《三国志集解》。在裴注外，又添进不少材料，如刚才讲钟繇书法，以及管宁华歆同学时故事，他都补进了。卢弼这书，还是花极大工夫。可惜《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有近人作补注集解等，而《史记》则没有。有一日本人泷川龟太郎，写了一部《史记会注考证》。此书开始出版，我在北平偶然见到几本，中间错误很多，当时在北平图书季刊里写过两篇文章批评他。但目前大陆把此书翻印了。我们自己就没有人能来写一部《史记集解》之类，此事自不易。我们此刻讲史学的多不通经学，此是一难。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难。特别是战国史，太史公之《六国年表》就错得多，清人屡经研讨也无结果。要待我的《先秦诸子系年》始得一定论。不晓得哪一天，我们史学界或者有一个或几个人能来成一部《史记集解》，或《补注》，此真不易。诸位且莫看轻从前老一辈人的工作。如王先谦一部《汉书补注》，一部《后汉书集解》，对我们用处大。我们骂前人不懂历史，但他们至少已方便了我们。此间艺文印书馆所印二十五史，除上边几部外，此下还收有《晋书》斠注等好多种，都是清末民初人作，此刻我们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但他们的书究竟是放在那里，供我们阅看，但我们总不问他们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全不理会了，这也是我们目前学术界一个大毛病。

　　　　　　　　　　　　　　　　　　　　　　　　　　　　　　　　现在我们再讲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的本身。刚才讲的主要是讲这一时代的史料，而这两书的本身则似无可多讲，因他们都是沿袭《史记》、《汉书》而来。《史记》有一篇《太史公自序》，《汉书》有一篇《叙传》，范晔《后汉书》就没有，只有一篇《狱中与甥侄书》，他没有儿子，这书是给他外甥侄儿的，书中写到他写《后汉书》的事。他说：“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他指出当时文章家毛病有此四项。一是“情急于藻”，写文总得有个内在情感，然而当时写文章的都要用力辞藻，遂使这个内在情感反而为词藻所迫，不平稳，不宽舒，这恐是“情急于藻”之义。一是“韵移其意”，文章必有个作意，而为韵所限，便“移其意”，失却了原来应有之位置。又一是“事尽于形”，文中事情为文章的外形所拘束。所谓尽，实则是不尽。“义牵其旨”的“义”字，该同“旨”字略相近，不当把自己写文章的大旨反为要该如何写文章之义所牵，而陷于不正确。这是当时流行骈体文之通病。其实即此四句，也见范氏自己不免正犯了此病。他又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写文章要情志，情志寄托故当以意为主。能以意为主，才能“以文传意”。可见他所谓“义牵其旨”这个“义”字是讲的文义，不该把文义来牵动文旨。我们若懂得文以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