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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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一年一年地顺序编下，以后中国便不断有编年体的史书，直到今天。只有《春秋》以下，《通鉴》开始，中间有七八十年时间未编上。这事顾亭林《日知录》里曾说过。此下《资治通鉴》开始至今，一年也没有断。这样没有一年中断的编年史，全世界怕也只有中国有。至于从《春秋》到《通鉴》，中间断的八十年，在我的《先秦诸子系年》里，也逐年来把它审订了。诸位或许又要认为只学历史，不学诸子，看我书名便不想看。遇到学诸子学的，也只想在我那书里找寻些对诸子有关材料，那我对此一方面的贡献，也就全无可说了。

　　　　　　　　　　　　　　　　　　　　　　　　　　　　　　　　孔子《春秋》因是一部编年史，故其书取名《春秋》。每一年必有春、夏、秋、冬四季，标举春秋两字，便代表了每一年。又每年四季共十二月，每月三十日，逐年逐月逐日，有事即载，无事即阙，亦有一事而连续分载在几天几月几年几十年的。如是般的历史记载，实在该当得我们把伟大二字来批评它。我们说孔子《春秋》是中国一部极伟大的历史书，实也一些不过奖。但《春秋》实非孔子首创，孔子以前已有。《左传》昭公二年载：“韩起聘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可见孔子以前，鲁国早有《春秋》。墨子书里也说：“吾见百国春秋。”则《春秋》各国皆有。但为何韩起到鲁国始见《春秋》呢？孟子书里说：“晋之乘、楚之祷机、鲁之春秋，一也。”可见当时各国都有历史记载，而史书的名字不同，更应是史书的体裁也不同，鲁《春秋》之体裁或许更接近周王室之所规定，所以韩起见之，要说周礼在鲁了。

　　　　　　　　　　　　　　　　　　　　　　　　　　　　　　　　孟子书里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里另有问题该作一交代。上次讲过：中国古代有《诗》丶《书》两种书，孔子教人也常《诗》、《书》并举。我们此刻讲中国第一部古史是《尚书》，第二部是《春秋》，如何盂子却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把《诗》和《春秋》合在一块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古人之史也不完全在《书》里，而有在《诗》里的。古诗三百首，其中历史事迹特别多。远溯周代开始，后稷公刘一路到文王，在《诗经》的《大雅》里整整十篇十篇地详细描述，反复歌诵，这些都是历史。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历史，或许比《西周书》里的更重要。《西周书》里仅是几批档案与文件，而《诗经·大雅》把西周开国前后历史原原本本，从头诉说。今若说，那时更接近历史记载的是《诗》不是《书》，此话也不为过。周王室是天下之共主，周王是一位天子，一位王者，每到冬天，他所封出的四方诸侯都得跑到中央来共朝周天子，而周天子在那时祭其祖先，更主要的是祭文王，许多诸侯一同助祭，就在这庙里举行祭礼时唱诗、舞蹈，唱的便是周文王一生的历史功绩，所谓雅颂，便是如此般的用来作政治表扬。又如周天子有事派军出征，在临出以前有宴享，宴享时有歌舞，打了胜仗回来，欢迎凯旋，同样再有宴享歌舞，此等歌词或是策励，或是慰劳，皆收在《诗经》里。那时遇礼必有乐，而礼乐中亦必寓有史，这些都是周公制礼作乐精意所在。所以我们读《诗经》，固然可说它是一部文学书，但同时也可说它是一部历史记载，不仅“雅颂”是史，即讽刺亦何尝不是史。到后来，王者之迹熄了，诸候不常到朝廷来，朝廷也没有许多新的功德可以歌唱，专是些讽刺，那究不可为训，所以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但究亡在什么时候呢？照一般说法，这应在宣王以后，至于平王东迁的一段时期中。

　　　　　　　　　　　　　　　　　　　　　　　　　　　　　　　　但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此语又该有一交代。《春秋》是正式的历史记载。那时四方诸侯来中央朝王的是少了，而周王室却分派很多史官到诸侯各国去，这些证据，在先秦古籍里尚可找。即如太史公《史记》，记他祖先也就由周王室转到外面的。那时周王室派出的很多史官，他们虽在各国，而其身份则仍属王室，不属诸侯。如《春秋》载“晋赵盾弑其君”，“齐崔杼弑其君”，那时晋国齐国的史官，下一个“其”字来称齐君晋君，可见赵盾崔杼所弑，照名义上讲，并不是晋史官齐史官之君。史官由周天子派来，义不臣于诸侯。崔杼可以把当时齐史官杀了，但不能另派一人来做，于是齐史之弟便接其兄职再来照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再把他杀了，又有第三弟继续照样写，崔杼没奈何，只得不杀了。而在齐国南部尚有一位“南史氏”，听了齐国史官记载“崔杼弑其君”，兄弟连被杀害，他捧着笔赶来齐国，预备续书此事，及闻齐史已定书其事，崔杼不再杀害而止。那真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表示出中国人重视历史精神一项可歌可泣的伟大故事。我们此刻在谈中国史学名著，我想连带应该知道些中国历来的史官制度，以及历来中国人那一番重视历史的传统精神才是。此下历代史官制度，均有史籍可考，此处不提，只讲孟子这两句话。大概在宣王时，或许周王室便早正式分派史官到各国去，其时周之王政一时中兴，尚未到崩溃阶段，此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而以前那些分派出外的史官却大见功效，即是所谓“诗亡而后春秋作’了。

　　　　　　　　　　　　　　　　　　　　　　　　　　　　　　　　其时各地史官，各以其所在地发生事变呈报中央王室，并亦分别报之各地史官，此之谓赴告。大概鲁国守此制度未坏，各地史官赴告材料均尚保持完整，因此韩起见了鲁《春秋》而说周礼在鲁。孔子则是根据此项材料来作《春秋》。当然并不是全部抄撮，在孔子自有一个编纂的体例，和取舍的标准，及其特殊的写法。所以说“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当知史官分布，乃是周代一制度，而孔子作《春秋》，则是私家一著述。由政治转归了学术，遂开此下中国之史学。所以孟子说：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是说《春秋》一书的底材，还是鲁史旧文。但从孔子笔削以后，则此《春秋》既不是一部鲁国史，也不是一部东周王室史，而成为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亦可称为乃是那时的一部天下史或称世界史。用那时的话来说，主要则是一部诸夏霸政兴衰史。孔于为何要如此般来编写此《春秋》，在孔子自有其中道理，故日：“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由此一转手，政府的官史，遂变成了民间的私史。所以孔子又说：“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在当时，周王室分派史官到各国，随时报告所在各国之事变，此项制度，自有其意义与作用。但到平王东迁，此项制度作用已失，意义全非。孔子把来脱胎换骨，化臭腐为神奇，他的《春秋》所载遂成为整个全中国，整个全天下的历史。时代尽管杂乱，他所写出的历史，则是一个统一体。而且在此历史之内，更寓有一番特殊精神之存在。所以孟子又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则只是时代性的，面孔子《春秋》则成为历史性的。春秋时代转瞬即过，而中国历史则屹然到今。时代的杂乱，一经历史严肃之裁判，试问又哪得不惧？孔子以前的乱臣贼子早已死了，哪会有惧？但《春秋》已成，孔子以下历史上的乱臣贼子，则自将由孔子之作《春秋》而知惧。

　　　　　　　　　　　　　　　　　　　　　　　　　　　　　　　　《春秋》在当时，已崭然成为一新史。既不是王朝之官史，也不是诸侯间各自的国别史，而成为一部当时的大“通史”，亦可说是“当时的世界史”。有此人类，有此世界，即逃不掉历史批判。所谓历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谁也逃不出历史大自然之批判。而另一部分则是道义的，由自然中产生道义。自然势力在外，道义觉醒则在内。孔子《春秋》则建立出此一大道义，明白教人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此项道义，论其极致，乃与历史自然合一，此亦可谓是天人合一。孔子《春秋》大义，应该着眼在此一点上去认识。

　　　　　　　　　　　　　　　　　　　　　　　　　　　　　　　　但今天我们中国的学者，怕不容易接受此观点。今天的中国学者们，好像认为中国历史就无资格放进人类世界史中去，世界史之大条贯则只有西洋历史。只可惜西洋人写世界史太晚了，直到最近代才有，孔子《春秋》则确然是在他当时的一部世界史。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乃是说在其书中所表现的乃是其时诸夏一部大整体的大全史。自然亦可说是人类当时文化一部大整体的大全史了。远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早已有此眼光，早已有此见解，正在全世界人类文化史史学史上有它卓然无比的价值。

　　　　　　　　　　　　　　　　　　　　　　　　　　　　　　　　此刻另讲一问题，孔子《春秋》既不是完全照着鲁国史官旧史没有更动，则试问他又如何般来改动旧史？此刻我们找不到鲁国《春秋》之存本，此问题就无法讲。孟子说“其文则史”，只是说大体上孔子《春秋》是依据鲁国旧史的。但如在鲁庄公七年《公羊春秋》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此一条虽偶然提及，但可知孔子对《春秋》旧文必有修正无疑。但所修者主要是其辞，非其事，由事来定辞。由辞来见事，辞与事本该合一不可分，所以说：“属事比辞，春秋教也。”但若说仅把旧史修改几个字和几句辞，如此写下，此其价值究何在，此问题则成为自来治《春秋》者一大问题。上一堂讲过，《尚书》难读，可是《春秋》更难读。《尚书》难读仅是字句不易通，而《春秋》难读则并不在字句上。后人要在字句上来读《春秋》，那是一条大错的路。（春秋》须讲大义。如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孔子《春秋》诛乱臣，讨贼子，这便是大义。又如说：孔子《春秋》“内中国而外夷狄”，这在《论语》里已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之语，夷夏之辨，这亦是大义。但所谓大义，亦不该求之过深，尊之过高。讲大义若讲过了头，反会落人小节中去。中国古人尊经过甚，孔子《春秋》是一部经，于是有许多不必讲的把来讲得过了份。亦如今日我们尊洋过甚，西方比中国富了，强了，那都对，但月亮不会比我们的更圆，此虽笑话，却寓真理。

　　　　　　　　　　　　　　　　　　　　　　　　　　　　　　　　又如《春秋》“赵盾弑其君”，孔子本是依旧史原文，但《左传》所载事实则晋灵公非赵盾所杀，又添上一节说孔子惋惜赵盾，说他逃出了晋疆便可免弑君之名。不知正据《左传》之事，即可见赵盾弑君之罪。《左传》作者乃为赵盾求解脱，其称孔子语，苟非伪造，即是道听途说，不足为据。又如《春秋》记：“许世子止弑其君。”此事《左传》、《公羊》、《谷梁》三书所记各异。《左传》说：“饮太子药”，这当然已很清楚是儿子弑君了。而《公羊传》记得更明白，说：“止进药而药杀其父。”这显然不成问题了。但《谷梁传》却说：父病，子当尝药，许世子没有懂得这礼，所以孔子责他弑君。“不尝药”与“饮太子药”或说“进药而杀其父”这中间显然有不同。《谷梁传》无端加上一个不尝药之罪来讲孔子《春秋》，这显然是大错。如此之类的问题，不知有多少。大家尽在此等处去讲《春秋》，讲得愈详密，《春秋》大义便会愈失落，愈暗昧而不明。

　　　　　　　　　　　　　　　　　　　　　　　　　　　　　　　　最难讲的便是《春秋》褒贬。若说孔子《春秋》没有褒贬，此决不然。如“崔杼弑其君”“赵盾弑其君”“许世子止弑其君’不就是贬吗？然而褒贬只在他们的事情上，而孔子《春秋》又颇于事不详，于是读者遂来求孔子《春秋》之“书法”，又从“书法”中定出“凡例”，杜预注《左传》，便定出孔子《春秋》五十“凡例”，这便愈讲愈远了。如《春秋》书王正月共九十二处，春不书王一百零八处，试问如何一次一次地来讲求？当知《春秋》大问题，并不在这些上。现在我们脱离了经学案臼，此等处皆可不理会。尤其如晚清末年的公羊学派，所谓“今文经学家”，他们讲孔子《春秋》，真讲得天花乱坠，像是大义微言，几千年来被埋没，由他们发现了，其实都是讲不通。即如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以此来附会夏统、商统、周统，便是不通之一例。其实很简单，正月有事，就书王正月。正月没事，便书王二月。二月没事，就书王三月。若整个春天全没事，便只写春王正月下接夏四月五月云云。因若更不写一个王正月，恐人疑是史书有忘脱。故正月无事书二月，二月无事书三月，三月无事空写一个王正月，下面再接上夏四月，全部《春秋》皆如此。这一体例在宋代的理学家已讲正了，但清代的考据学家又胡涂再来重讲，反讲到大错特错。

　　　　　　　　　　　　　　　　　　　　　　　　　　　　　　　　我们今天只且讲一个结论：孔子《春秋》只是中国一部编年史的开始，又是在当时是创辟的一部民间的私家著作，而又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点来写的一部世界通史。我想只就这样讲就够了。直到此刻，全世界还没有第二部这样的书。中国人只为看惯了，把此大义迷失了。至少是忽略了。或许诸位又会说，讲史学又如何只讲周公孔子？今天该讲一番新史学才是。但史学有新旧，历史则只是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周公孔子，周公孔子又各有过他们的一套历史著作直传到今天，那我们不能不讲。而且周公孔子都讲的是大一统，而中国从秦汉以来便是一统到今天，那亦是千真万确的历史。诸位不要尽想望西洋的新史学，而忽忘了中国的旧历史。历史亡了，史学又在何处栽根？



　　　　　　　　　　　　　　　　　　　　　　　　　2005…12…10　09：25　PM　　　　　　　　　　

　　　　　　　　　　　　　　　　　　　　　　　　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