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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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从西周周公一路传下来的所谓朝聘盟会之制，这是列国与周天子乃至列国相互间的一种“礼”。现在我们也可称之为“制度”。在清代末年曾有一本书，那是中国人到了外国去，研究了欧洲人的所谓国际公法，回头来把《左传》里讲的朝聘盟会种种不成文法，也当是当时的国际公法，写了一本书称《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我在北平时曾看过这书，可惜现在丢了，那书的作者我也忘了。而那书流传不多，也无从再觅。十年前我到美国，去旧金山，那里有一位华侨，他特地同我谈起，他正在要写一本《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我当时曾极力鼓励他努力写，至今已过十年，没有同他通过信，不知他此书写成没有。可是这个题目却极值得写。就这一点，也可想像我们中国文化之伟大，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已有一套很像样的国际公法了。虽和后来欧洲人的国际公法不同，然而至少是各有长短，各有特色。下面我们讲到《左传》里的人物。

　　　　　　　　　　　　　　　　　　　　　　　　　　　　　　　　《左传》里的“人”，称呼极不同，有的称名，有的称号，有的称官名，还有其他不同的称呼。实际上不仅古代如此，如我们读宋代的理学，每一理学家有几个名字的，如程颖字伯淳号明道，至少有三个称呼。又如朱熹，字晦庵号考亭，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每个人都有好几个名称。而中国人的名号，又都在训诂上配合起来，如三国时诸葛亮字孔明，鲁肃字子敬，名字相配，这习惯就从春秋时代起了。清代就有人专门研究春秋时代人的名号，从这里有很多的训诂问题可以发现。尤其是当时各国的贤卿大夫，他们的言论、行事，都值得我们研究。

　　　　　　　　　　　　　　　　　　　　　　　　　　　　　　　　下面再讲大家知道的春秋时代《左传）里所记载的军事。如晋楚两国三次大战争，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又如晋和齐的鞍之战，还有其他各种的大小战争，《左传》里记载战争的文章都写得好，在军事学上也有极大考究。又如讲到当时各国的外交辞令，《左传》里记下的也都是了不得，常为后人传诵。

　　　　　　　　　　　　　　　　　　　　　　　　　　　　　　　　再讲到当时的各种礼俗、信仰，有关社会史方面的，也都重要。清代有一学者汪中容甫，他有一本文集《述学》，里面有一篇讲到春秋时代种种礼俗，如他们讲的天道、鬼神、灾祥（灾异同祥瑞）、卜筮、梦，其他，都是极有趣而且亦有参考之用。汪容甫根据《左传》，说这些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形，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到了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大变，这许多所谓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等大批在《左传》里有很多的记载，而战国以后便慢慢少了，也可说是中国历史文化上一大变迁，大进步。也可说是春秋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形态，中国人心理上一些特殊信仰。

　　　　　　　　　　　　　　　　　　　　　　　　　　　　　　　　此外，我们还可以讲到春秋时代的一切食货经济、工商业情形。

　　　　　　　　　　　　　　　　　　　　　　　　　　　　　　　　其次，《左传）里又讲到许多蛮夷戎狄，后人所谓的四裔。诸位当知，研究任何一代的历史，都有这几个项目，如天文，如地理，如家族氏姓，如制度，如人物，如军事，如外交，如食货经济，社会礼俗，又如中国和四裔的关系等，这是历史的一个大体段，而《左传》都有了。所以（左传》已经是中国一部很像样的历史。诸位倘使要研究这许多问题，清初有顾栋高写一书，名《春秋大事表》，这是指的春秋时代，所根据的就是《左传》的内容，他分门别类地各为制成一张一张的表，而加以叙述。这书极伟大，我们正可根据他的方法，来写《宋代大事表》、《明代大事表》等。顾栋高是花了一辈子工夫在这两百四十年的事情上的。

　　　　　　　　　　　　　　　　　　　　　　　　　　　　　　　　我今试问诸位，哪个人可能随便来伪造一部《左传》他将如何般来凭空伪造？又伪造了有什么作用？所以我说：《左传》是中国最先第一部最详密的编年史。专讲历史价值，孔子《春秋》，可说还远在《左传》之下。若我们要研究春秋时代的历史，而我们专来研究孔子《春秋》，将使我们根本不清楚，所能晓得的将很简单，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左传》。但如此讲来，孔子《春秋）又有什么价值啊？这已在上一堂讲过。但上一堂所讲，和此一堂所讲，并不相冲突。我们此刻说，除非是一大史学家，将不能编出一部《左传》，而《左传》也确实是一部伟大的史学书。我认为我们要研究古代的中国史，我们便该拿这部《左传》做我们研究的一个基准。即由此上来建立我们一个基本的标准的看法。

　　　　　　　　　　　　　　　　　　　　　　　　　　　　　　　　我们研究历史，要懂得一个看法。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五帝、尧舜、夏商周三代一路下来，我们该怎样去看？我说：我们该先研究《左传》。因《左传》讲的详细。如诸位研究《西周书》，这里周公讲几句，那里召公讲几句，太简单了，再往上去更简单，我们把握不住，无法研究。而《左传》是一部极精详极完备的记载，我们能把这两百四十年认识了，根据这认识往上推，我们便可研究中国古代史。如我讲今文《尚书》也有假的，《尧典》是假的，（禹贡》是假的，为何如此判断？只要读《左传》，把《左传》里各国的政府组织，官制等都弄清楚，那么怎能在两千年前的中国早有了这样进步的舜的时代的政府组织呢？为什么四千年前中国政府高明到这样，在什么时候又退步堕落下来，到春秋时代又是这个样子的呢？我们应有一讲法，即是说这《尧典》里讲的靠不住，《尧典》是战国人的伪书。又如讲《禹贡》，我们看过全部《左传》里的地理，怎么那时人没有《禹贡》九州观念呢？我们便可判《禹贡》是伪书。又如我们今天讲，春秋时代是一个封建社会，这话便有些不通。诸位读西洋史，他们的中古时期封建社会有没有国家组织呢？那时还没有像法国英国等现代国家，但我们春秋时代有晋、齐、秦、楚，许多国家了。西洋史上要封建社会过了才有现代国家兴起，然而西洋的现代国家，直到今天，英国还是英国，法国还是法国，没有更在其上的一个统一政府。西洋史上的统一政府，乃在封建社会以前的罗马帝国。可是中国便不同。春秋时代已经有了很高明的国际公法，又有一个周天子在上面，那么我们怎可说春秋时代是个封建社会呢？所以我只讲中国古代是有封建政治，而并非封建社会。西方人的封建社会，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东西，和我们完全不同。我此刻这样讲，诸位不要认为很简单，在此六十年来，似乎只我一人这样讲，在我认为讲得很清楚明白，只为我读了一部《左传》，《左传》是我讨论古史一个基准的观点。

　　　　　　　　　　　　　　　　　　　　　　　　　　　　　　　　我再举一书，诸位都知有郭沫若，他写一书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根据《易经》，根据龟甲文，说中国那时还是一个渔猎社会，正从渔猎社会渐进到畜牧社会去。在龟甲文里，一次打猎捉到多少猪或多少羊，所以说那时主要生活还是在渔猎时代。但这话也有些讲不通。社会从渔猎进化到畜牧，再从畜牧进化到耕稼，进化到有大贵族，有许多像样的诸侯，有中央统一政府，那不是简单一回事。请问中国人什么时候才一下子一跳，而进步到《左传》这个时代的呢？我们一方面要讲中国人不进步，一方面却把中国人的进步又看得太易太快，出乎这个世界人类历史演进的常轨之外了。诸位尽看他引了许多龟甲文，许多《易经》上的话，看他有证有据，但拿一部《左传》来一看，就知双方不能相通。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古史，应该把《左传》做一个我们对历史的基本知识，即一个标准的看法。从此推到上边去，可以不会大错。

　　　　　　　　　　　　　　　　　　　　　　　　　　　　　　　　再讲到下面，我可以告诉诸位，诸位定该研究一下古代史，才能懂得下面的历史。古代史也可把来作研究下面历史的一个基准观点。我们此刻研究秦汉以后，也多有看错的，毛病在哪里？因为在上面没有弄清楚。要弄清楚上面，最好还是读《左传》。我们要研究古史，研究西周，研究商和夏，先要有个准备工作，有一个靠得住的基础和标准，那么一定要看《左传》。诸位要读廿四史，通常我们说，先读《史记》、《汉书》，或者再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先把四史熟了，下边有办法。但《左传》又是读四史之基准。诸位莫说我要研究宋史，先去读《左传》有什么用？但研究宋史也要有个基准，从上向下。如诸位要进我这个客厅来听课，定要从大门进来，不能说这和我不相干。我们今天的错误，在我们先没有一个做学问的基准或说立脚点。

　　　　　　　　　　　　　　　　　　　　　　　　　　　　　　　　此下我继续提出两书，一是《国语》，一是《国策》。前人多谓《国语》和（左传》同出左丘明，故《左传》称“内传”，《国语》称“外传”，此说殊不可信。《国语》分国记载，如后代十六国春秋之类，和《左传》编年体裁不同，故读《国语》亦应分国来读。如《鲁语》和《齐语》不同，大抵邹鲁儒生多拘谨保守，故多经生儒家言。而《齐语》则如盂子所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今《齐语》只讲管仲，与管子书里材料相通。《晋语》则出三晋之士，韩。赵、魏三家，比较上重功利法制与纵横思想。最早当渊源于子夏，后来演变出吴起。当然不能说子夏便是法家纵横家之祖，可是三晋虽则多产法家纵横家，而论其最先原始，则起于儒家。那里的儒家所讲，则比较更近于史学。亦可说孔子的七十弟子后学在邹鲁本乡的，还都是儒家传统，而他们慢慢地传到三晋，就渐变为功利法制，乃至纵横这几派。其时如宋国，又和其他国家不同。宋是商代之后，春秋时有一个宋襄公，想把讲仁义来霸诸侯，被楚国打败。后来又有一个向戍，召开弭兵大会，来求当时的全世界大和平。那些都是宋国人搅的花样。更后来有墨子，他亦应是商代之后，他思想亦较特别。古人说：商尚鬼，商代人是带有一种宗教迷信的。墨子书里便有“天志”“明鬼”诸篇，不脱商代人色彩。孔子之伟大，正因他是商代之后而到了鲁国，周尚文，孔子崇拜周公，遂集古代商周两代大成而又上通之于虞夏。还有楚国，和北方诸夏又稍不同。天文学在楚国很盛，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用的名词都很特别，我怀疑它和楚国有关系。特别如楚辞，其中如屈原的《离骚》、《天问》，那里讲的中国古史非常多，他们又是一套。恰如我们讲现代欧洲，意大利人同英国人不同，英国人同法国人不同，法国人同德国、奥国人又不同。地域不同、传统不同。中国在春秋时代也有很多的不同。诸位读《国语》，读《鲁语》就多儒家言，《齐语》就只讲管仲，多法家言，《晋语》更较近读历史，《楚语》又是另外一种。在《国语》里有一篇《郑语》，其实这一篇《郑语》只就是从《楚语》中分出来。又如《吴语》、《越语》，《吴语》也只是从《越语》中分出，只讲范蠡文种，讲的是权谋权术，这些在春秋时代还没有，是后来新兴的，而把来假托在范蠡身上。倘使我们这样来看《国语》，便知《国语》材料也并非不可靠，但决不是说编《左传》余下来的材料便成《国语》。《国语》应是由另一人来编集，这些材料也是从各国来，但未能像《左传》这样汇在一块而把来融铸了。而且这些材料，时代先后各有不同，像《鲁语》，便多是后起儒家借着古代某人某事，添油添酱，润饰成篇。如此之例，《左传》中也有。在《左传》中的记事部分，决非伪造，但《左传》中记言部分，便有些不可靠。若我们要取材《左传》来写一部春秋时代人之思想史月ｐ在运用材料上，便得小心。《齐语》中的管子，则决非春秋时代之真管子。而《晋语》则比较是记事部分多，或许会有更早于《左传）中的材料也不可知。

　　　　　　　　　　　　　　　　　　　　　　　　　　　　　　　　我们随着讲到《国策》，《国策》里有大部分材料尽是纵横家之言，都出三晋之士。然而《国策》中如《魏策》、（赵策》等，有一部分材料却很近《国语》中的《晋语》。可见当时历史材料三晋为多，有很可信的，也有很不可信的，那便是纵横家言了。

　　　　　　　　　　　　　　　　　　　　　　　　　　　　　　　　我在《先秦诸子系年》里讲《左传》，就连带到讲到《国语》，主要把《国语》分国看，认为《国语》这书是杂拼的，只把很多材料拼在一起。有的材料早，有的材料迟。齐国人的话，鲁国人的话，晋国人的话，楚国人的话，越国人的话，都不相同。再把这看法来看《国策》，近乎《国语》的是一部分，三晋纵横之士的说话又是一部分。讲到这里，我要提出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古代人对历史记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所谓“记言”“记事”之分。诸位都说历史是记事的，但中国古人看重历史，不仅看重其事，还更看重讲话。从前人认为（尚书》是记言的，如誓、浩。谟、训，不都是讲话吗？我第一次讲（尚书》，提出《召浩篇》，那就是召公同人讲话。《国语》《国策》里很多只是讲话，一段一段保留在那里，就是历史。而《左传》中主要的，乃是两百四十年的事情放在那里，便显然见得一是记言，一是记事了。

　　　　　　　　　　　　　　　　　　　　　　　　　　　　　　　　我们再进一步讲，固没有在事情中没有讲话，也没有讲话而不牵涉到事情的，这里我们不能太严格地分。我在《西周书文体辨》里，就说讲话里必兼记事，而《左传》亦在记事里就连带记着很多的“言”。我们只能说中国古代言与事并重，说话同行事一样看重，但并不能说中国古代人把讲话同行事分别开，如说“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