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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名著-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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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事并重,说话同行事一样看重,但并不能说中国古代人把讲话同行事分别开,如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话恐有些靠不住。又如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一个天子的行动,由左史写下来,他的讲话,由右史写下来,此和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恰相反对。又且在古书里可找到许多史官名,而并无所谓左史与右史的分别。所以我疑心这些话靠不住。可是中国古代人对于历史既看重事情又看重讲话,那是一定的。
现在我们再讲到记言,这个“言”字也和我们现在人所讲“思想”有一些不同。当然讲话都由思想来,可是说中国历史里看重讲话,不能便说是看重思想。思想二字乃是我们的现代观念,而且我们今天所讲的思想,也和西方人讲“哲学”有不同。我曾写了一本《中国思想史》,但并没有称它为《中国哲学史》。言和思想和哲学,这三者均是稍有不同。言和事紧密相连,但并不即是思想。思想可和事分开,但并不即是哲学。哲学乃是思想之有特殊结构的。如纵横家言,我们最多只能说那时有一套纵横思想,但并不能说那时有一套纵横家的哲学。
从另一方面讲,言一定是思想,哲学也一定是思想。我们可以这样说,随便的说话就是言,这些说话用特殊的某一种的说法来说,就变成了哲学。这不是说话不同,而是思想方法之不同。思想一定要成一个体系,非如胡思乱想。但这个体系,又可分两种。一种是生命体,一种是机械体。怎叫生命体呢?如盆里这一枝花,这是有生命的。怎叫机械体呢?如这张桌子,它是一个机械体。我们思想的发展,都应有一个生命。思想发展就有许多话,话多了,遂成为一个结构,而那结构太固定性了,便好像机械似的,那就成为了一套哲学。中国人思想偏近生命性的,它的发展仍只应称之曰“言”。如孔子讲话,自然从他的思想来,但我们今天每有人说孔子的思想没有组织,不成为一套哲学。组织也只是一套结构,但结构得太严密,或说是太形式化了,便成为机械化,便会减少或损失了它的生命性。孔子以前有一位叔孙豹,他讲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暂不讲立德。立功立言不就是言与事并重吗?叔孙豹那句话,两千五百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还在这样讲,这不是他的立言不朽吗?但这只是一句话,并不成一套哲学。西方一位哲学家讲话,他往往不是在讲一句话而往往是在写一本书。有组织,有结构,讲到最后,自成一套理论。中国人的理论,往往脱口而出,只是说话。没有系统,没有组织,一个人在那里平白出口讲,不成哲学,可是它确是一番思想啊!虽然由他一个人随口讲,竟可跑到我们全世界人的心里,大家认为对,那就是立言。
又如说马克思,他著的《资本论》,若说资本家怎样赚钱,论到资本的利润,说这是剥削劳工阶级,这是马克思住在伦敦天天看报与访问调查各个新兴厂家,有根有据,才提出这些话,这些话确是对,但在中国人简单一句话就讲明白了,这称做“为富不仁”。要赚钱发财,总是有点不很仁道。在我们只是一句话,在马克思则成了一套哲学。若马克思这套哲学只讲到这里月p么今天就会有人驳他,说今天如美国人工资这样高,而且一个大资本家的厂公开发卖股票,工人也可买,赚来的钱还要抽很高的所得税,所以美国人今天已不能叫做资本主义的社会,已经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了,可是这句话最多只能驳马克思,不能驳中国人为富不仁的话,资本主义还是为富不仁。这且不讲。马克思因要讲经济利润,慢慢讲到阶级斗争,再讲上去,讲历史哲学,讲唯物史观,讲存在决定意识,这就成了一套哲学。他的《资本论》,千门万户有一个大的结构,急切要驳倒它,便不易。中国人一句话脱口而出就是一句话,可是这句话也可颠扑不破,此所谓立言。故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是生命性的,这句话就是一个思想之菁华,像一棵树从根慢慢长出枝,开花结果,有生命。西方人的一句话,往往成为思想的一块化石。如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你要问这句话怎么来,他便原原本本有一套哲学慢慢儿地同你讲,可是这句话实际上是死的!而中国人一句话,总要求其是活的。如孔子讲仁,今天我们都要学西洋人讲哲学的方法,来讲孔子的“仁”。那么如(论语)里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这话意义无穷,可是当下则只是一句话。又如说“仁者其言也讱”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如此之类,若我们把《论语》里孔子论仁,依照西洋人的哲学来重作一篇文章,加以组织,成为结构,这些话怕会一句都用不上,或者说这些话都变成不重要的了。我们要知中国人所谓的“言”,不能以看西方人哲学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要把西方人的哲学来发挥中国人的“言”,而不悟这里有一个不同。如叔孙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这话就不朽了。但若讲哲学,这话便成无头无尾,没有结构,没有系统,没有组织。照西方人的哲学著作,也有许多是多余的,讲了一本书,最后也只是一句话。你说“存在决定意识”,我说不对,也就完了。读中国史,不便要兼通哲学,但中国史里言事并重,如纵横家言,也是一套话,却又不能说它是立言不朽。可见治中国学问,还是有中国的一套,不能不另有讲究。
现在说中国史学有记言记事两条大路。像《国语》、(国策》都是记言的,远从《尚书》一路下来。但到孔子时代,记言又走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百家言。孔子、孟子、荀子是儒家,老子、庄子是道家,各自著书。如《论语》、《老子》等书,发展成另一条大路,中国人叫它做“子书”。中国人从经学里发展出史学,我们已经讲过,《尚书》、《春秋》便都在经学里的。但史学又发展出了一套于学,子学则只是记“言”的,从其所言,可来研究他们的思想。我们要研究中国思想,从周公开始,周公以前则难讲了。近则从春秋开始,如看一部《左传》,它里面所载贤卿大夫种种讲话,不晓得有多少,但此许多讲话,有可信,有不可信。有有价值的,有无价值的。要讲史学,便又该讲到盂子所谓的知言之学。又当知一书有一书之体制,中国书有中国书的体制。
今天诸位读书,主要在找材料。但如诸位讲中国思想,尽向《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书中找材料,却不找到《左传》,认为《左传》是一部历史书。不知《左传》里就有很多伟大思想在其内。我写《中国思想史》,从《左传》里就举出两人,一是子产,一是叔孙豹。叔孙豹讲三不朽,这时孔子已经三岁。子产在《左传》里有一段话讲鬼神,讲得非常有意义,那时孔子已经十七岁。又过了十四年,子产又讲“天道远,人道迩”,这一句话只六个字,似乎不成一套哲学,可是孔子《论语》就是讲人道不讲天道,根据子产这句话的思想发展而来。我讲中国思想,在春秋时代举出两人,都在孔子已生以后,孔子怎会不受他们影响?可是今天,把这部《左传》搁在一旁不理了,便会使古代史无法讲,而下边历史也都无法讲。讲中国思想,讲来讲去,从老子开始呢?还是从孔子开始?只讲诸子、讲经史,把中国史从腰切断了。若我们把此两百四十年春秋时代人的思想,见在《左传》里的,再接上《尚书》里的思想,便如伪古文《尚书》里也还有很多材料。这些中国古代思想,怕会花去诸位一辈子工夫去研究。所以我说《左传》是一部研究中国古史的基准观点所在。我前面讲《左传》举了十项大事,而思想一项没有举在里面。
现在我再讲一件,如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成”,这可见中国人看重讲话看得非常重要。近人都看不起孔子的正名主义,骂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套封建思想,但孔子所谓必也正名,是说每一句话中总有一个名,名不正了,就言不顺,言不顺的该无法做成事。中国史学,言与事并重,这是中国人的一套历史哲学,所谓“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如近人好言和平,而不重正义,这便是言之不可行了。
中国人看重《左传》,不看重《国语》、《国策》,正因为《左传》里有许多贤卿大夫之言,不能和《国语·晋语》里所载有许多后代迂儒之伪言,乃至如《国策》里的许多纵横家言,尽有要不得,乃至不值重视的。若诸位没有知言工夫,只把中国历史当作记事一边去看,便失掉了中国史学中重要的一部分。
一九五九、十、十二
2005…12…10 09:32 PM
彭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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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5 标题:钱穆《中国史学名著》—5—《史记》(上)
标题:钱穆《中国史学名著》—5—《史记》(上)
《史记》(上)
我们讲过了《尚书》、春秋、三传,附带提到《国语》、《国策》,差不多秦以前主要史籍,都简单地讲了。秦以后,汉代有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一路下来,就有廿五史,直到清末。以后我们是不知,但这秦汉以来二千年就是一部《史记》作标准。此刻我们讲历史,每把秦以前和秦以后分成两个很显然的段落。秦以前唐虞夏商周三代,可以称作“上古史”。秦以后,倘使我们学西方名称亦可叫做“中古史”。现在我们上古段落已经讲完,接下要讲中古。我想我们该再回头来重看一下,此是做学问一很重要方法。像走路,不能两眼只看着脚下一步步往前,走到某一阶段,该要抬起头看看四面。又像爬山,不能一路往上爬,总要爬一段回头来四面望一下。特别跑到山顶,当然不看脚下,要看四面。上了一峰又一峰,每上一峰必该一望,这是必然的。诸位读一部书,不能一条条尽作材料看,要懂得综看此一部书,又该懂得合看此诸部书,有一番登高远瞩的景象。
从《西周书》到《战国策》,古代史籍,我们都该通读一下。现在要讲汉代,该回头来凌空一望,我们该望到那没有书没有字的地方去。诸位不要认为《西周书》、《春秋》、三传、《国语》、国策》都讲过,此外便是不很重要,该听汉代了。等于跑上一峰,又跑一峰,两眼尽在脚下,这等于没有上。现在古代已完,可说是中国上古的史学、或说是中国上古的几部史学名著,都在眼了!我们该要自己放开眼睛来一看。看些什么呢?此诸书是都看完了,正如两脚着地跑,已上了巅峰,现在该要一番掩卷、深思,这是做学问千万要记得的一个习惯,或说一番工夫。能学到这一点,做学问一项很大法门已开在这里了。
如何深思呢?这该我们自己发问,所以叫“学问”。读书就是学,到了发问,是第二阶段。无师可问,则且各自问自己。故说做学问要“会疑”。“会”者“能”义,我们要能疑、懂得疑。现在只说“怀疑”,要你不信,常怀着疑,如此又哪肯拼命读书呀!读了书要会疑,不是要不信,光怀疑了,又何必去读?“会疑”是要懂得疑。疑了自会发问。我今告诉诸位,中国有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到现在已两千年,但在司马迁《史记》以前,从《尚书》、《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到司马迁也有一千年,西周到现在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西周书》以前还有唐虞夏商,还有上面的,最少说也该两千年,或还不止。诸位听了这几次讲,自己心里该来一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要到西周初年才有史学,才有《尚书》?这问题没有书本详讲过,可是我们心里应该有疑。好像我们到了这山望前山,前山那面又是什么?我们应该问:为何有了(尚书),隔了五百年又有孔子的《春秋》?为何又隔了五百年有司马迁太史公的(史记)呢?这里至少是一番中国史学之演进。中国历史到了西周初年才有《西周书》,到春秋末年才有孔子《春秋》,要到汉初七十年代才有司马迁之《史记》。倘使照我上面讲,西周书重要的在周公,春秋背后当然是孔子,中国人尊经,但为什么后起的史学,不尊《尚书》、不尊《春秋》、不尊周公孔子,而尊司马迁的《史记》呢?为什么《尚书》、《春秋》都不为正史,此下的正史只是跟着司马迁《史记》这个系统呢?这问题值得研究。但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诸位都说中国人只懂得尊孔子、尊六经,但写史便尊司马迁,写文章又有屈原《离骚》一路到汉赋、《文选》,这些都不关孔子,这些也都是问题。而这些问题则在书本之外,是凭空的,要得读书的人自己懂得发问,却不一定能找到答案。问题不能不有,答案不一定能有。诸位且莫要“急功近利”,有了一个疑问便立刻要一个答案,这是一种功利主义,急着要成果。今且不要着急,问题不能立刻就解决,倘使拿不到结果,那些问题就不发生,如此一来,则成为“浅见薄识”,便是不会疑,更不会深一层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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