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64-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故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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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大学里读书，他的妻子长期卧病在床，他的儿媳虽然担负着全家的家务，但在婆母的管制之下，完全没有发言权。那些孙辈们，有些上学，也有些就待在家里。　　　　
　　　　父亲当时是国民军第十军少将军法处处长。他利用关系，要求法院重审向家的案子，并且将向家被没收了的全部财产归还给他们。所以，一夜之间，向家从一文不名，突然变得富有起来。在这个案子没有结果之前，向景云把时间都用来看小说，我们全家幼小的弟妹们——我的弟弟、妹妹和一个表妹——每天缠着他，要他讲故事。我有时也参加，一起听他讲。即使是今天——六十九年以后，我仍然记得他讲的头一个故事：《在帮底海船上的叛变》。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认为，他是最会讲故事的人，是最受欢迎的客人。　　　　
　　　　根据老传统，哥哥的朋友应该被称为哥哥或弟弟。我们大家都叫他“向二哥”，而并不去理会他叫什么名字。这位“向二哥”讲得一口地道的京腔。有一天他告诉我们，他也会讲湖北话，因为他的父亲曾跟随部队驻扎在武昌的某一条街道上，紧靠我们家附近，他还曾在武汉某一所有名的模范小学读过书。我立刻站起来说：“我是那个学校新制的第一班学生。”他回答说，他是那个学校旧制的最后一班的学生。这样算起来，我们就在同一个学校同学过一年。立刻，在我的记忆中出现了一个长着尖下巴、一双恶作剧的眼睛的坏孩子的形象。我问他：“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坏孩子……”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个坏孩子，现在就是我们家的客人。他已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圆脸的大孩子。我想，现在的这个人与当时那个坏孩子毫无关系。我就告诉他，那个坏小子叫向景云，每次当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都要喊我一个坏绰号。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刚好是他管入场券，而我又刚好用完了我的全部入场券，就向他再讨几张。他却要我喊他一声“哥哥”，作为交换条件。他说这话的时候，用一种很不友好的眼光，瞟了我一眼。我心想，谁愿意叫你这个讨厌的家伙哥哥。从那以后，他每见到我一次就喊我一次他想得出的坏名字，比如什么“刘德伟油炸鬼”。我就越来越恨他。当我说完这些话以后，他问我还有一些什么坏事，你要讲出来的。我说，六年过去了，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给我留下坏印象。我问他：“你还记得他吗？”他很坦然地回答说：“当然喽，他就是我。”我顿时感到非常难为情。我说：“不可能！你完全不像他。”他说：“我变了，我增加了体重。我很遗憾，我当时是那么坏。我要你肯定，我现在不是那样坏了。”这种难为情的感觉在我心头徘徊，我对自己说，他刚才那种沉默和毫无表情的面孔，已经够坏的了。更糟糕的是，他以后还成了我的丈夫。　　　　
　　　　1931年，日本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二哥和景云回到北平上学去了。很快，报纸上登出了我已被燕京大学录取的消息。燕京大学是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司徒雷登博士1919年创办的。他生于苏州，常常很骄傲地向别人介绍自己说：“我土生土长在苏州，我是苏州人。”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燕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父亲要将他最好的衣服送去典当，为我筹措学费。我很快跑到汉口去找我原来的那位英国老师（我们彼此曾因政见不同而大吵过），请求他的帮助。他说：“我实在不愿意你进燕大，那里是男女同校，很快地就会有很多男孩子追求你。我可以借给你这笔学费，但是你要答应我，不和任何男生谈恋爱。”我说：“我不会谈恋爱的。你知道，我要做一个职业妇女。但是，我不愿意在借钱这件事情上，有这样的附加条件。假如你非要有这个条件，我宁肯不借。我恋爱与否，任何人管不着。”我站起来就要离开他的办公室。他也马上站起来说：“我可以无条件地借给你这笔钱，而且以后每个学期我都将主动地将钱送到你的手上。”他边说边坐下来，写了一张支票，递到我的手上。我匆忙地回到家里，告诉父亲不要去典当他的衣物。第二个学期开学之前，另一张支票就收到了。他这种慷慨，以及不断地写信和送礼物给我，使我闻到一种腥味。他的年龄和我的父亲差不多，他的妻子是一位很仁慈的老太太，他的女儿非常喜欢我。他经常给我写信，使我感觉是在犯罪。我不愿意与任何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我越来越焦虑。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二）

　　　　燕大很注重学生品德方面的教育。校长司徒雷登认为，学生正在青春期，精神上的问题特别多，每学期都要请德高望重、懂得青年心理的人来演讲，讲如何做一个正直、愉快的人。大学一年级结束那年夏天，司徒雷登从印度请来了一位美国传教士司达列·俊士（Staney　Jones）博士。他给我们做了一次非常好的演讲。他教导我们如何去培育一个健康的生活。而且他在演说之后，还欢迎我们单独去与他讨论自己的私人困难和问题。我与他约定了时间，向他陈述了我与那位英国老师之间的关系。他领着我与他一起祷告，并且选择了《圣经》上的几段文字，叫我念出来，并且叫我自己思考，以便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我立刻决定，立即终止与这位英国老师之间的借贷关系。回到汉口以后，马上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教母玛格瑞特·康福…布朗太太。她的丈夫、我的教父旨弗瑞德·布朗（Fred　Brown）建议我到圣公会圣保罗教堂去申请贫寒大学生贷款。第二天我就去找了孟主教（Bishop　　　　　　　　　　　Gilman），他完全同意，不仅为我支付了学费，而且还包括生活、书籍等所有的费用。我感谢上帝对我如此厚爱与恩惠。　　　　
　　　　燕京大学的建筑是中国宫殿式建筑，外面是拱檐和壁画，里面是西方现代舒适的设备。因此，有人批评它是贵族学校，是为资本家的子女们服务的。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官僚腐败，民众穷困，人们认为，中国青年应该吃苦耐劳，将来才有强国富民的本领，而不应生长在暖室花房之中。　　　　
　　　　有一天，我在校园里偶然碰上校长司徒雷登，与他谈起民间对我校建筑的一些议论。他说，在建筑校舍时，他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最后他意识到，要教育中国青年懂得欣赏自己的文化，为自己的文化而骄傲。他认为，爱国的心与人格的培养应该经过艰苦的锻炼，可以从教学和我们对人生和对生活、对工作的态度体现出来。他又说，通过教育来维系和提高文化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建立一个学校来完成这种教育，也是一个长期的目标，而国家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为了体现这种思想，他在行政大楼前建筑了两个有装饰性的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华表，又在未名湖畔建筑了宝塔式自来水塔，让它美丽的倒影映在水中。女生宿舍是按照中国四合院的格局修的，男生宿舍建立在沿湖的依依垂柳之中。冬天学生可以在湖上溜冰。我们需要科学的知识与美丽的环境，来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燕京的中式建筑，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我国几千年文化的伟大，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司徒雷登校长对我说，他出生在苏州，为自己是苏州人而感到骄傲，虽然他的国籍是美国，但他的感情与中国人民是相通的，因为人对真理的追求是没有国界的。其实，司徒雷登并没有校长的头衔，他是教务长。他认为，燕京大学是中国的大学，应该由中国人任校长，所以他请了一位著名教授黄子通任校长。而实际管事的，是他这位教务长。燕大的学生都叫司徒雷登是校长。　　　　
　　　　燕大不但十分注重学生品德的培养，而且还注重培养我们爱国的热诚。“九一八”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又垂涎华北。中央政府没有动静，东北出了个马占山，领着他自己组织的游击队，单枪匹马，出兵抵抗。燕大女生组织起来为马占山的队伍编草鞋，做棉袜，男生做腌菜，挑起担子，带着草鞋棉袜咸菜，步行去前方，慰劳战士。出发时，司徒雷登校长站在行政大楼前面，致送行词，鼓励这种爱国的勇敢行为。　　　　
　　　　1935年一二·九运动，清华燕京学生进城游行，要求政府抗日，燕大的教授们驾着自己的汽车，左右夹着游行队伍，在北京的大街上保护和支持学生。某夜，当宋哲元的士兵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时，司徒雷登校长立即决定晚上不许开大门。当宋哲元的士兵敲燕大的门时，他亲自从门内告诉他们“不能开门”！并且在深夜和进步学生一同，将重要文件用不透水的包，装起来，埋到地下。这是参加埋藏工作的区棠亮告诉我的。她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与我是同宿舍的舍友。　　　　
　　　　人人都说康乃尔大学是美国最美丽的大学，1938年我访问过那里，觉得它无法与燕京相比。燕京除了校园美以外，人与人的关系——学校教职员与学生之间、和工友之间——都是和谐的。人人都说，燕京是一家人。这是真实的。燕京给年轻人以机会，向各方面充分发展他们的才能。当时，美国各州包括夏威夷的青年都来燕大留学。每逢佳节总会有一位老师，邀请家在万里之外的学生，去参加这位老师的家庭宴会。　　　　
　　　　被请到教师家吃饭，你不但得到感情的温暖，还无形中学了一些做人的道理。例如，有一个暑假，我没有乘火车回武汉过暑假的路费，就每天在图书馆写书卡，二角五分一张，赚度过暑假的生活费。学校的教务长梅贻宝老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弟弟）接我上他家吃午饭，还请了一位男同学。梅夫人倪逢吉也是燕大的教授，待我们学生非常热情。饭后，她拿出他们在美国恋爱时的相册给我们看。我们也谈到美国离婚率高，梅老师就说，自由恋爱就给男女青年结婚前提供了互相交往、彼此认识的机会，这样才会使婚姻建立在志趣相投、品德互敬、对人生价值观有共同的认识上，而不是建立在美貌、金钱、家庭的社会地位等等上，这样婚姻才能永久，才能幸福。他的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三）

　　　　有一次，我也被冰心请去过圣诞节。她家是三代同堂，她就讲起代沟问题，在思想上上下两代不能调和而使一家人相处难以愉快，她认为中国人的“忍”字很重要。她说，父母总是爱儿女的，但是思想却不能够相合，因为各自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中成长的。所以，年轻一代要深深地体会父母是爱他们的，无论思想是如何不一样，相处时一定要学会“忍”，不能一不高兴就怒形于色，要忍一下，多为对方想一想再说话，就可能给家庭带来和睦温馨。这些话也在我脑子里留下深深的印象。我体会到，上老师家玩、吃饭都能受到教育。还有一次，在英文系主任斯毕耳女士（Spill）家过圣诞联欢会，每个客人发了一张交谊舞舞伴的预约条子，每张上有六十次跳舞的机会。我的六十次一下子都填写满了舞伴的名字，我说我没有休息时间了。系主任是位四十多岁的单身女士，站在一边玩笑似的拍着手说：“交朋友结舞伴要多多的，谈恋爱只能一个。”我认为，这也是个很好的教育。　　　　
　　　　那天晚上，我一直跳到凌晨4点才回宿舍。最后那个舞伴，是一个读硕士学位的美国留学生。燕大的男生都很懂得交女朋友的一些礼节，他们在旅游和聚会中总是很照顾女生，帮我们拿重东西，最后总是负责送女生平安回到宿舍才分手。那个美国留学生问我在几年级，我说我仅仅是一个二年级学生。他马上就批评我说，“仅仅”那两个字表明你比我低许多，你错了，以你的年龄你应该是读二年级，以我的年龄我应该读研究生了。“仅仅”二字说明你认为我高你一等，你和我在一起玩就感到有点束缚，这是错误的。我觉得他对人观察得很仔细。我笑着说，你真是一个研究生。我在燕大的男朋友比女朋友多。其中一个男朋友姓吴，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他对我妈妈说，德伟看起来很有女性的美，可是跟她交上朋友以后就感到，她比男性更男性。　　　　
　　　　所有教员的宿舍都围绕在学校四周：南边有“燕南园”，东边有“东大地”，是很西化的建筑；西边有“蔚秀园”，北边有“朗润园”，则是中国传统的古代建筑，自然的园林风格。　　　　
　　　　校园内有两个亭子在山头上。一个雕梁画栋，还悬挂着一口巨大的铜钟。它二十四小时每隔一刻钟都敲击一次，每小时则按照它的实际时数敲击。燕大的生活，就被这个钟声引导着。另外一个亭子的建筑风格与这个亭子相反。它的顶是茅草做的，它的四根柱子和四周之间的木头条凳，都是原始天然的。围着这个亭子的石阶，也是用很毛糙的毛石建的。我与景云时常坐在石阶上看天上的星星。站在亭子里还能看到校园美丽的风景：南边是湖光塔影，北边是垂柳依依，西边有一艘石船。在月圆的晚上，人们在石船边徘徊。冬季，湖面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溜冰场所。很可惜，燕大没有游泳池，我们只好到清华去游泳。我们在他们那里游泳时，也依然大喊大叫，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客人。这是我们燕大的传统，快乐、自由而放纵。而清华的人都是很稳重的。校园的东门与西门各有一个饭店。东门靠近清华，有一个饭店叫“长三”，它的菜谱是根据喜好它的学生们的名字取的，例如，“张国荣鸡”、“刘云志排骨”等等，所以我们觉得它更亲切。西门那边是一个茅草盖的夫妻老婆店，地道的北方口味，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没有店名，学生就给它取了一个“普罗饭店”的名字。当时，燕大是共产主义学生的大本营，他们爱这个茅草棚饭店如同自己家里的厨房。这两个风味完全不同的饭店，学生们对它们都一样喜欢。毕业很久以后，工作、工资收入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也到过很多地方，进过很多饭店，我们对这两个饭店依然时时地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