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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4-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故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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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宫殿里面的珍宝,全部都被英法联军抢掠一空,而且纵火焚烧。这让我更深地感到帝国主义的凶残和封建王朝的腐败,我为中国文化的被摧残和人民劳动成果的被践踏万分悲愤。资本主义侵略我们,我更加向往共产主义会带来的国际民主和世界和平。而且那个时候,苏联率先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这对中国人民是很友好的行动。景云的谈话引导我走进了世界,看到了下层人民和他们的痛苦。他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想起了我们那十二个学友的游乐嬉笑,成天也不知高兴什么。人是多么不同啊!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六)
大二的暑假开始了,景云说,他要与好友黄开禄(后来成为美国一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到西山去旅行一个礼拜。在他离开我的一周中,我竟然非常想念他。我就问自己:“你掉进了爱河里去了吗?不可以,不可以,永远不可以!我要自由,我要创造一个事业,不受家庭的牵累。”一个礼拜以后;景云回来了。他又开始了他的老习惯,每到黄昏就来例行地拜访我,我觉得一切都好了,没事了。我们也经常打网球,但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网球手,每次都在树荫下躲太阳,靠景云把球击到树荫下来将就我。但当我击回球时,那球会飞到什么天边地角,就只有天知道。有时我们骑着自行车到远郊去旅游,我随即警告自己:“绝对不能卷入爱的旋涡中去。”景云也从来不提一个爱字。我们都相信,在共产主义制度中,人民都能享受到自由和民主,没有人剥削人,所有的孩子都能免费受教育,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免费医药救治,再没有军阀割据,由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治理。我告诉景云说,我虽然热衷于有一个理想的政府,但是我不能参加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因为我太简单,太直爽,心地太善良,我总是想到别人是好人,容易相信人,我不宜于做政治工作。我只能参加例如儿童福利,或者是晏阳初的农村社会工作,或者是农业复兴一类的工作。而景云则想献身于农业经济改革,使90%的人民过上温饱生活。
1933年暑假,我们那十二个人的团体星散了,有的回家了,郑乃涛去了南京,预备转到金陵大学。我有时也上清华去看景云。我们在“工字厅”前面的小树林里漫步。“工字厅”是清华的行政楼,它是中国古典艺术风格的建筑。中间是花园,四边有美丽的栏杆和花窗。我们在大树下,通过树叶的空隙,看月亮和星星。景云乘机对我表白了他的爱。他说,两年前在我家中时,就爱上我了,他的日记可以证明。如果我们结了婚,我们可以共同在农业社会这个范围内工作,事业与婚姻可以融为一体。我们彼此应允永远相爱,并且邀请老树作证。我们自认为会是一对很好的终身伴侣。这时,我忽然意识到,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应该回到燕大女生宿舍了。我们匆匆地走到西门,那是离燕大最近的一个门。但是,大门已经锁上了(这是大学的规矩,晚10时上锁)。我们又赶快冲向前门去碰运气,可是前门也上锁了。我们怎么办?景云说,校园里人人都认识他,包括打更的与校警,他们每晚12时都要检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假如发现我们两个人深夜在一起,我们的名誉就要扫地了。我就建议:“我们躲到一个很秘密的地方去。”当时景云说:“那样被发现了,更糟糕,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还不如在一个正大光明的地方被发现的好。”
这样,我们就回到大礼堂门外的石阶上,坐在那里,看月亮和星星。后来,我们想换一个景致,就来到大礼堂右边的旗台上。台子是圆形的,用大理石铺砌了三层,我们坐在它的第二层,背靠它的第三层,底下是冰凉的大理石。幸亏,我们是静静的一句话也没有说,忽然听见我二哥在旗台的后面,正在责骂我的弟弟们。原来我这两个弟弟当时都在北平的中学里读书,暑假来到清华,在我二哥的辅导下补习功课,这时他们俩正在二哥身旁。当时我二哥的话,就好像骂的是我和景云两个人。他说:“你们两个人怎么做出这种事情来?不想想你们是出身什么家庭?你们简直是疯了!”弟弟们都没敢吱声,但我和景云却吓得要命,赶快轻轻地站起来,偷偷走开了。我们又回到小树林,停在老树下。我们的心刚刚停止了乱跳,就看到一对像电灯泡一样的东西向我们跑来,在一米之内停下了,定定地看着我们。我们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屏住了呼吸,盯着它看。终于发现是一只刺猬。它也很快地团成一个黑球。我们不愿意去打扰它,就向“工字厅”的前门走去。忽然发现假石山的上方,有千千万万颗星星在闪烁。我们不知是怎么回事,但很快地就发现了那是萤火虫们聚集在花上。太美了!太灿烂了!似乎是在庆祝我们的订婚,我们谢谢它们了。忽然,肃静的空气中传来了锣声,查夜的更夫来了。它在左边敲,我们就躲向右边;它在右边敲,我们就躲向左边。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景云估计我的二哥和两个弟弟,已经回到宿舍去睡觉了。他建议我们重回礼堂石阶上坐着。他说,我们的衣着都是白色的,大理石的墙壁也是白色的,在白色的月光下,是不会被人看清的。即使被发现了,我们也不过是规规矩矩地坐在一块亮堂堂的地方。那个夜晚余下的时间,我们是在平安中度过的。第二天天刚拂晓,听到学校铁门嘎吱一响,景云就护送着我,回到了燕京。
再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罗曼蒂克的一夜。
在我们女生宿舍第四院,有一位许爷爷和一位李奶奶很出名,他们是这个宿舍里多年的工友,都有慈祥的善解人意的心。周末,景云与我总爱在学校南门旁一条情人小径上漫步,直到夜晚。许爷爷每天下午6点下工回家,下工前他总是事先把景云的自行车停在一排常青树的后面,以免被盗。李奶奶则在下工前,把我的饭菜留在小厨房的灶上保温。我真感谢这两位可爱的老人对我们的照顾。我深深地体会到,在燕京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们燕京还有一位最出名的老工友,学生们叫他季爷爷。他的背脊直挺,一脸仁慈的表情。他管理着燕大两座同样的姐妹楼,一个是单身女教师宿舍,一个是男女生会客厅和女部主任办公室。他成天都在那座会客厅的楼里。会客室靠门这边的墙是玻璃的,所以,会客室里面沙发的靠背都很高,坐在不同沙发里的人,是彼此看不见的。季爷爷成天坐在玻璃墙外,直看前方远处,绝对目不斜视。似乎他要使会客室里的男女生们放心地自由交谈。所以我们都敬爱他,说他是个圣人。
我四年级的时候,景云从清华毕业后去上海工作。我成天忙着写毕业论文《十四行诗研究》。康克瑞(Carkrin)教授辅导我有关欧洲的那一部分。十四行诗传入中国以后的情况,她一无所知。闻一多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是清华的教授,还是第一个用中文写十四行诗的诗人。我就很冒昧地打了一个电话给他,请他辅导我帮助我,写论文的最后一章“十四行诗传入中国”。他非常谦虚地答应了,尽管此前我们并不相识。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到清华去拜访他。走到大门口时,见到一个中年男子,双手还捧着一大摞书籍,直到下颌,穿一身洗得已成灰色的蓝布长袍,脚穿一双手工做的中国式黑布鞋,看起来像一位旧式商店里的账房先生。我经过了他的身旁,径直地向闻一多的办公室走去。闻一多的秘书告诉我,闻教授已经回家了,我马上跳上自行车去闻先生的家。刚进门,就见到一位湖北口音的男子迎了出来,握着我的手说:“我就是闻一多。”我这时才发觉,他就是我刚才在校门口擦肩而过、把他误认作是“商店里的账房先生”的那个人,原来他就是闻一多教授。一位伟大的诗人、知名的教授,竟然如此朴素,如此随和。我对他的敬慕之情油然而生。他对我辅导得很好,使我眼中重新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后来,他又把我介绍给了另外两位写十四行诗的诗人,都是当时清华的研究生。遗憾的是,姓名我现在已经忘记了。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七)
大学四年级时,我在一个英国文学班上,遇见了萧乾。他在比较文学的课上,是一名最出色的学生。他经常与我们的系主任谢迪克(Shedick)教授辩论,非常有趣,使这个课的学习气氛异常活跃。那时,他在文学界刚刚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
每天晚上图书馆关门时,他就邀我一起去司徒雷登住宅旁“临湖轩”的后山上。月光下的未名湖展现在我们眼前。他就像个孩子似的,对着湖水大声地呼喊,叫得夜晚的天空都为之颤抖。他告诉我,他的童年在劳动与忧郁的压力下很不自由。他现在想用这种狂野的行动,来补偿他幼年失去的自由。他说:“我不能在任何时间和地方这样叫喊,人们会以为我是疯子。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才这样,你是同情人与了解人的。”我俩在山上捉迷藏,像两个孩子一样。我们玩够了以后,他就送我回宿舍。他离开我的时候,总是沿着宿舍的外墙,一路走一路吹着口哨,一直走向六楼男生宿舍。好像他在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是最快乐的人。不久,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就感觉到,我们的感情有些超出友谊的味道。于是我找了个机会告诉他,我已经与景云订婚了。但是,我与萧乾都热爱文学,所以我们之间的友谊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八十九岁。我今年九十三岁,清理书房的抽屉时发现萧乾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说他和夫人共同翻译《尤里西斯》,嘱咐我也应该留点什么有益于人的东西在世间。看着老友最后的笔迹和关心的叮嘱,我心里万分难过。想起他抗战初期在汉口领我去拜会他的恩师沈从文,他希望我也学习写作。他说,沈从文很愿意帮助年轻人学习写作,他会帮你修改文字的。沈从文一见,就非常喜欢我,谈话中也鼓励我学习写短篇的东西给他看,并且挥写了一个古诗十九首的横幅送给我,我很宝贵地保存在我的箱子里。那时,我正要出国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大会,本来以为三个月就可以回国,没料到一去就是三年。武汉沦陷后,我放在市一女中宿舍的东西早已无影无踪,沈从文写给我的古诗十九首横幅也不知去向。
1934年双十节,我和萧乾都是四年级毕业班的学生了。那天晚上,校园里举行了一个提灯游行庆祝会,他邀请我与他一道提灯。景云有几个清华的朋友,都是留校的研究生,其中也包括后来中国最出名的钢铁专家孙德和。由于景云已去上海工作,他们怕我寂寞,为了陪我欢度节日,来到燕大。我就邀请他们与我一起参加提灯会。他们看到我与萧乾在一起,就产生了怀疑,都为景云吃醋。小报告马上打到上海,要景云阻止我与萧乾的来往。我是一直到我与景云结婚多年以后,景云偶然提起这件事情,我才知道的。我惊奇地问景云:“怎么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你这样的一封信?”他说:“我们相爱、相知、相信,用得着写这样一封信吗?”
1992年,萧乾夫妇借和一群文学艺术家从北京来昆明出差之便,专门到我昆明的家中看望我与景云。当时景云正卧病医院,萧乾一进病房,景云就与萧乾亲密地拥抱起来。我立刻明白了,这是景云在向文洁若(萧乾的妻子)说,你应该相信你的丈夫,和我相信我的妻子一样,他们的友谊是纯真的。我确实明白了,景云是一个考虑得最周到、最可爱的丈夫。
1941年,我从美国回来路过香港时,发现景云的行李中有一大包信件,是芝加哥大学一名美国女生寄给他的。他既然如此保存着,就说明这些信件对他十分珍贵。我很能理解这种爱。人是很复杂的,尤其是知识分子。我们的精神生活是有多种需求的,这些需求不是从一个人身上就可以满足的。但是,只有一个人能给他最衷心的支持。我很高兴他可以从另一个人身上,发现他需要的东西。我也理解,这些东西肯定不能代替我给他的爱。所以,我把那些信件整理好、包好,依旧放回他的箱子。他很欣赏我对他的理解。
1992年,萧乾离开昆明返回北京的前夕,又一次来到我的寓所。他不知道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见面。他站在阳台上,望着满天繁星,转过脸来对着我,露出孩子般顽皮的微笑,悄悄地说:“我现在能再大叫大喊一声吗?”
1999年4月,噩耗从北京传到我所在的美国马里兰州——萧乾逝世了。我非常悲痛。一颗文学之星,陨落了。
当时在国内,他被认为是三位硕果仅存的现代作家之一,另两位是冰心和巴金。他曾经二十年不能写作,但他对我说,这是好运气,因为那时候要说也得说假话,默默无言比被迫说假话要好得多,说假话会造成心灵的创伤。他的夫人文洁若从日文翻译过二十几本文学作品。她比萧乾年轻十八岁,她与萧乾结婚时,曾遭到全家的反对。举行婚礼那天,新娘只从娘家拿了一包衣服,乘坐三轮车,新郎骑着自行车跟随在新娘的车后,走过北京的街头。我觉得,这是最美的、最浪漫的一次婚礼。
上面写的,是我在燕京最爱的一些人。
在燕京的生活中,我还有一件难忘的事。那是在我大四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独自跑到宿舍门前的人行道上,静静地去听下水道流水淙淙作响。那是一曲多么美妙的音乐啊!在寂静和安详的夜晚,我一个人独自享受这音乐。我抬头邀请星星和白云与我做伴,我们一同微笑着。温柔的风拂过我的头发,我低下头来,以便更清晰地听这音乐。当我对它说“晚安”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感谢。我爱它,我相信,它也爱我,这是多么的幸福。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八)
我有一辆破自行车,是大一的时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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