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64-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故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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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明园宫殿里面的珍宝，全部都被英法联军抢掠一空，而且纵火焚烧。这让我更深地感到帝国主义的凶残和封建王朝的腐败，我为中国文化的被摧残和人民劳动成果的被践踏万分悲愤。资本主义侵略我们，我更加向往共产主义会带来的国际民主和世界和平。而且那个时候，苏联率先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这对中国人民是很友好的行动。景云的谈话引导我走进了世界，看到了下层人民和他们的痛苦。他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想起了我们那十二个学友的游乐嬉笑，成天也不知高兴什么。人是多么不同啊！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六）

　　　　大二的暑假开始了，景云说，他要与好友黄开禄（后来成为美国一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到西山去旅行一个礼拜。在他离开我的一周中，我竟然非常想念他。我就问自己：“你掉进了爱河里去了吗？不可以，不可以，永远不可以！我要自由，我要创造一个事业，不受家庭的牵累。”一个礼拜以后；景云回来了。他又开始了他的老习惯，每到黄昏就来例行地拜访我，我觉得一切都好了，没事了。我们也经常打网球，但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网球手，每次都在树荫下躲太阳，靠景云把球击到树荫下来将就我。但当我击回球时，那球会飞到什么天边地角，就只有天知道。有时我们骑着自行车到远郊去旅游，我随即警告自己：“绝对不能卷入爱的旋涡中去。”景云也从来不提一个爱字。我们都相信，在共产主义制度中，人民都能享受到自由和民主，没有人剥削人，所有的孩子都能免费受教育，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免费医药救治，再没有军阀割据，由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治理。我告诉景云说，我虽然热衷于有一个理想的政府，但是我不能参加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因为我太简单，太直爽，心地太善良，我总是想到别人是好人，容易相信人，我不宜于做政治工作。我只能参加例如儿童福利，或者是晏阳初的农村社会工作，或者是农业复兴一类的工作。而景云则想献身于农业经济改革，使90％的人民过上温饱生活。　　　　
　　　　1933年暑假，我们那十二个人的团体星散了，有的回家了，郑乃涛去了南京，预备转到金陵大学。我有时也上清华去看景云。我们在“工字厅”前面的小树林里漫步。“工字厅”是清华的行政楼，它是中国古典艺术风格的建筑。中间是花园，四边有美丽的栏杆和花窗。我们在大树下，通过树叶的空隙，看月亮和星星。景云乘机对我表白了他的爱。他说，两年前在我家中时，就爱上我了，他的日记可以证明。如果我们结了婚，我们可以共同在农业社会这个范围内工作，事业与婚姻可以融为一体。我们彼此应允永远相爱，并且邀请老树作证。我们自认为会是一对很好的终身伴侣。这时，我忽然意识到，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应该回到燕大女生宿舍了。我们匆匆地走到西门，那是离燕大最近的一个门。但是，大门已经锁上了（这是大学的规矩，晚10时上锁）。我们又赶快冲向前门去碰运气，可是前门也上锁了。我们怎么办？景云说，校园里人人都认识他，包括打更的与校警，他们每晚12时都要检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假如发现我们两个人深夜在一起，我们的名誉就要扫地了。我就建议：“我们躲到一个很秘密的地方去。”当时景云说：“那样被发现了，更糟糕，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还不如在一个正大光明的地方被发现的好。”　　　　
　　　　这样，我们就回到大礼堂门外的石阶上，坐在那里，看月亮和星星。后来，我们想换一个景致，就来到大礼堂右边的旗台上。台子是圆形的，用大理石铺砌了三层，我们坐在它的第二层，背靠它的第三层，底下是冰凉的大理石。幸亏，我们是静静的一句话也没有说，忽然听见我二哥在旗台的后面，正在责骂我的弟弟们。原来我这两个弟弟当时都在北平的中学里读书，暑假来到清华，在我二哥的辅导下补习功课，这时他们俩正在二哥身旁。当时我二哥的话，就好像骂的是我和景云两个人。他说：“你们两个人怎么做出这种事情来？不想想你们是出身什么家庭？你们简直是疯了！”弟弟们都没敢吱声，但我和景云却吓得要命，赶快轻轻地站起来，偷偷走开了。我们又回到小树林，停在老树下。我们的心刚刚停止了乱跳，就看到一对像电灯泡一样的东西向我们跑来，在一米之内停下了，定定地看着我们。我们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屏住了呼吸，盯着它看。终于发现是一只刺猬。它也很快地团成一个黑球。我们不愿意去打扰它，就向“工字厅”的前门走去。忽然发现假石山的上方，有千千万万颗星星在闪烁。我们不知是怎么回事，但很快地就发现了那是萤火虫们聚集在花上。太美了！太灿烂了！似乎是在庆祝我们的订婚，我们谢谢它们了。忽然，肃静的空气中传来了锣声，查夜的更夫来了。它在左边敲，我们就躲向右边；它在右边敲，我们就躲向左边。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景云估计我的二哥和两个弟弟，已经回到宿舍去睡觉了。他建议我们重回礼堂石阶上坐着。他说，我们的衣着都是白色的，大理石的墙壁也是白色的，在白色的月光下，是不会被人看清的。即使被发现了，我们也不过是规规矩矩地坐在一块亮堂堂的地方。那个夜晚余下的时间，我们是在平安中度过的。第二天天刚拂晓，听到学校铁门嘎吱一响，景云就护送着我，回到了燕京。　　　　
　　　　再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罗曼蒂克的一夜。　　　　
　　　　在我们女生宿舍第四院，有一位许爷爷和一位李奶奶很出名，他们是这个宿舍里多年的工友，都有慈祥的善解人意的心。周末，景云与我总爱在学校南门旁一条情人小径上漫步，直到夜晚。许爷爷每天下午6点下工回家，下工前他总是事先把景云的自行车停在一排常青树的后面，以免被盗。李奶奶则在下工前，把我的饭菜留在小厨房的灶上保温。我真感谢这两位可爱的老人对我们的照顾。我深深地体会到，在燕京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们燕京还有一位最出名的老工友，学生们叫他季爷爷。他的背脊直挺，一脸仁慈的表情。他管理着燕大两座同样的姐妹楼，一个是单身女教师宿舍，一个是男女生会客厅和女部主任办公室。他成天都在那座会客厅的楼里。会客室靠门这边的墙是玻璃的，所以，会客室里面沙发的靠背都很高，坐在不同沙发里的人，是彼此看不见的。季爷爷成天坐在玻璃墙外，直看前方远处，绝对目不斜视。似乎他要使会客室里的男女生们放心地自由交谈。所以我们都敬爱他，说他是个圣人。　　　　
　　　　我四年级的时候，景云从清华毕业后去上海工作。我成天忙着写毕业论文《十四行诗研究》。康克瑞（Carkrin）教授辅导我有关欧洲的那一部分。十四行诗传入中国以后的情况，她一无所知。闻一多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是清华的教授，还是第一个用中文写十四行诗的诗人。我就很冒昧地打了一个电话给他，请他辅导我帮助我，写论文的最后一章“十四行诗传入中国”。他非常谦虚地答应了，尽管此前我们并不相识。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到清华去拜访他。走到大门口时，见到一个中年男子，双手还捧着一大摞书籍，直到下颌，穿一身洗得已成灰色的蓝布长袍，脚穿一双手工做的中国式黑布鞋，看起来像一位旧式商店里的账房先生。我经过了他的身旁，径直地向闻一多的办公室走去。闻一多的秘书告诉我，闻教授已经回家了，我马上跳上自行车去闻先生的家。刚进门，就见到一位湖北口音的男子迎了出来，握着我的手说：“我就是闻一多。”我这时才发觉，他就是我刚才在校门口擦肩而过、把他误认作是“商店里的账房先生”的那个人，原来他就是闻一多教授。一位伟大的诗人、知名的教授，竟然如此朴素，如此随和。我对他的敬慕之情油然而生。他对我辅导得很好，使我眼中重新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后来，他又把我介绍给了另外两位写十四行诗的诗人，都是当时清华的研究生。遗憾的是，姓名我现在已经忘记了。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七）

　　　　大学四年级时，我在一个英国文学班上，遇见了萧乾。他在比较文学的课上，是一名最出色的学生。他经常与我们的系主任谢迪克（Shedick）教授辩论，非常有趣，使这个课的学习气氛异常活跃。那时，他在文学界刚刚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　　　　
　　　　每天晚上图书馆关门时，他就邀我一起去司徒雷登住宅旁“临湖轩”的后山上。月光下的未名湖展现在我们眼前。他就像个孩子似的，对着湖水大声地呼喊，叫得夜晚的天空都为之颤抖。他告诉我，他的童年在劳动与忧郁的压力下很不自由。他现在想用这种狂野的行动，来补偿他幼年失去的自由。他说：“我不能在任何时间和地方这样叫喊，人们会以为我是疯子。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才这样，你是同情人与了解人的。”我俩在山上捉迷藏，像两个孩子一样。我们玩够了以后，他就送我回宿舍。他离开我的时候，总是沿着宿舍的外墙，一路走一路吹着口哨，一直走向六楼男生宿舍。好像他在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是最快乐的人。不久，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就感觉到，我们的感情有些超出友谊的味道。于是我找了个机会告诉他，我已经与景云订婚了。但是，我与萧乾都热爱文学，所以我们之间的友谊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八十九岁。我今年九十三岁，清理书房的抽屉时发现萧乾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说他和夫人共同翻译《尤里西斯》，嘱咐我也应该留点什么有益于人的东西在世间。看着老友最后的笔迹和关心的叮嘱，我心里万分难过。想起他抗战初期在汉口领我去拜会他的恩师沈从文，他希望我也学习写作。他说，沈从文很愿意帮助年轻人学习写作，他会帮你修改文字的。沈从文一见，就非常喜欢我，谈话中也鼓励我学习写短篇的东西给他看，并且挥写了一个古诗十九首的横幅送给我，我很宝贵地保存在我的箱子里。那时，我正要出国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大会，本来以为三个月就可以回国，没料到一去就是三年。武汉沦陷后，我放在市一女中宿舍的东西早已无影无踪，沈从文写给我的古诗十九首横幅也不知去向。　　　　
　　　　1934年双十节，我和萧乾都是四年级毕业班的学生了。那天晚上，校园里举行了一个提灯游行庆祝会，他邀请我与他一道提灯。景云有几个清华的朋友，都是留校的研究生，其中也包括后来中国最出名的钢铁专家孙德和。由于景云已去上海工作，他们怕我寂寞，为了陪我欢度节日，来到燕大。我就邀请他们与我一起参加提灯会。他们看到我与萧乾在一起，就产生了怀疑，都为景云吃醋。小报告马上打到上海，要景云阻止我与萧乾的来往。我是一直到我与景云结婚多年以后，景云偶然提起这件事情，我才知道的。我惊奇地问景云：“怎么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你这样的一封信？”他说：“我们相爱、相知、相信，用得着写这样一封信吗？”　　　　
　　　　1992年，萧乾夫妇借和一群文学艺术家从北京来昆明出差之便，专门到我昆明的家中看望我与景云。当时景云正卧病医院，萧乾一进病房，景云就与萧乾亲密地拥抱起来。我立刻明白了，这是景云在向文洁若（萧乾的妻子）说，你应该相信你的丈夫，和我相信我的妻子一样，他们的友谊是纯真的。我确实明白了，景云是一个考虑得最周到、最可爱的丈夫。　　　　
　　　　1941年，我从美国回来路过香港时，发现景云的行李中有一大包信件，是芝加哥大学一名美国女生寄给他的。他既然如此保存着，就说明这些信件对他十分珍贵。我很能理解这种爱。人是很复杂的，尤其是知识分子。我们的精神生活是有多种需求的，这些需求不是从一个人身上就可以满足的。但是，只有一个人能给他最衷心的支持。我很高兴他可以从另一个人身上，发现他需要的东西。我也理解，这些东西肯定不能代替我给他的爱。所以，我把那些信件整理好、包好，依旧放回他的箱子。他很欣赏我对他的理解。　　　　
　　　　1992年，萧乾离开昆明返回北京的前夕，又一次来到我的寓所。他不知道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见面。他站在阳台上，望着满天繁星，转过脸来对着我，露出孩子般顽皮的微笑，悄悄地说：“我现在能再大叫大喊一声吗？”　　　　
　　　　1999年4月，噩耗从北京传到我所在的美国马里兰州——萧乾逝世了。我非常悲痛。一颗文学之星，陨落了。　　　　
　　　　当时在国内，他被认为是三位硕果仅存的现代作家之一，另两位是冰心和巴金。他曾经二十年不能写作，但他对我说，这是好运气，因为那时候要说也得说假话，默默无言比被迫说假话要好得多，说假话会造成心灵的创伤。他的夫人文洁若从日文翻译过二十几本文学作品。她比萧乾年轻十八岁，她与萧乾结婚时，曾遭到全家的反对。举行婚礼那天，新娘只从娘家拿了一包衣服，乘坐三轮车，新郎骑着自行车跟随在新娘的车后，走过北京的街头。我觉得，这是最美的、最浪漫的一次婚礼。　　　　
　　　　上面写的，是我在燕京最爱的一些人。　　　　
　　　　在燕京的生活中，我还有一件难忘的事。那是在我大四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独自跑到宿舍门前的人行道上，静静地去听下水道流水淙淙作响。那是一曲多么美妙的音乐啊！在寂静和安详的夜晚，我一个人独自享受这音乐。我抬头邀请星星和白云与我做伴，我们一同微笑着。温柔的风拂过我的头发，我低下头来，以便更清晰地听这音乐。当我对它说“晚安”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感谢。我爱它，我相信，它也爱我，这是多么的幸福。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八）

　　　　我有一辆破自行车，是大一的时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