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第1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然而张佛泉的观点与此不同，它透过透彻的分析指出：
　　“我们既非丧心病狂，何以非主张从根上西化不可？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敢随从陈序经先生对西洋文化作无保留的称赞。东西文化到底那个真好，这是内在的价值问题，而不是可以用功用名词（Functional　terms）来做满意回答的。但只用功用名词却可以回答我们的为什么须从根本上西化的问题，而无须冒险牵涉到文化内在价值问题。
　　然则为什么我们主张要从根上西化？
　　因为我们四万万如想继续在这世上生存，便非西化不可，而欲求西化则只从根上西化才足以生效！……我与主张保存国粹以图立国的人正正相反，我深信从根上西化才是我们民族的出路。这已是一条很有力的理由，如果西洋文化在价值上也是优越的，那自然更好。“
　　之所以说张佛泉的上述见解比较富于理性，就是因为在理论界对西化与传统的争论过程中，很少有人能象他这样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回避中西文化何优何劣这个简直无法回答的问题，而将文化价值问题放诸一边，直接提出西化的功用目的，指出在当时，主张西化的人与主张保国粹的人具有一个最根本的共性，也即为了寻求“我们民族的出路”，用当时人的说法就是为了“保国”“保教”。他的见解让我们直捷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四万万人的生存问题。他这里所说“四万万人”，决不是四万万个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个体；它所指称的当然就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因而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孙中心的改良运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还是共产党长达七十多年的革命运动，都可以被称之为“爱国主义”，因为从这些运动所提出的口号而言，从出发点而言，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拯救处于即将亡国的危机状态中的“中国”并且使它走向繁荣富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通过什么道路来使国家得到拯救，以及由谁来领导这场拯救古老中国并使之重新富强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除了清末提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部分革命党人之外，所有的“救亡图强”论者都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国家主义”者，而且包括那些提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他们也并没有真正想到过要动摇“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完整性和合法性。
　　世界上诸种文化自身的客观价值究竟优劣如何，是一个难有共同判准的形而上问题。张佛泉抛弃这一似是而非的假问题，把真正的如何有利于国人的生存与自由的功用性问题点明，廓清了纷扰不休的文化根本价值优劣的争论，为自由思想的传播扫清了一些迷雾环绕的感情障碍，这是他为近代中国思想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