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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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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就是这一思潮中人。虽然，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它比章伯钧等要清醒得多，甚至比张东逊也要明白，他能清楚地看到在共产党治理下自由是“有无”的问题。然而，他同时又是一位感情相当激烈的人。譬如，储安平的政论文字凡批评政府多取激烈态度，而胡适在批评政府时多注意分寸。因此，当1949年的历史性抉择摆在面前的时候，在局促的历史空间的催迫下，在被国民党查封《观察》的背景下，他最后不由自主，仍追随大多数自由派同仁，留在了中国大陆，埋下了悲剧性命运的种子。在这一点上，比较而言，胡适和傅斯年等当年被认为有点过时甚至保守的自由知识分子，应当说，是更稳健更智慧更有历史洞察力的。
“党天下”一语成绝响
1949年大变之际，由于储安平在此前《观察》被封，不见容于国民党，于是留在了中国大陆。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储安平希望恢复《观察》，在周恩来批准下，《观察》复刊，但已经面目全非。于是，储安平无奈地离开了《新观察》。往后几年，他已几乎失语。
然而，到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光明日报》党组撤消，在胡乔木推荐下，储安平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这次重新出山，他突然焕发了青春。储安平初到《光明日报》社的时候，精神很快就恢复到了1949年前的状态，也可以说他是压抑了好多年，这回应该出一出气了。他在报社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他还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天，储安平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他那自由主义的真面目。许多年了，在沉沉铁幕下，他缄口不言，或心口不一。这次既然让放，何不一泻千里？他在《光明日报》社说：“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他反对报纸报道工作，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他认为：“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是报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
储安平是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的。这是他郁积多年的思想，长期无从流溢。那天，他终于把他说出来了，终于获得了精神的救赎。
六月八日，他因为在统战部的党天下发言而受批判，他提出辞职。十一月十二日，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他在总编辑任上只有七十多天，
在一九五七年所有的右派检讨中，储安平的检讨是极少涉及别人的，尤其是他同时代的朋友，从这里可以看出储安平的人品。
一九五七年成为右派之后，储安平已经失去了任何言论阵地。他闭门谢客，寂寂独处，郁郁寡欢。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在血雨腥风暴力横行的情势下，以他的孤傲性格，难免遭受巨大侮辱。于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储安平“失踪”而去，不知所终。
自由主义政论家储安平的一生命运，用它自己的一句名言来形容，恐怕是最恰当不过：
“在国民党底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确实，在国民党统治下，他主办《客观》，创办《观察》，尚能办成，并且相当成功；激评时政，风靡一时。是的，有时自由受到限制，甚至受到威胁，自由缩小，最后被迫停办。但自由毕竟时多时少，《观察》风光天下几近三年。
他又说：“在共产党底下，自由恐怕就是有无的问题了。”确实，在中共统治下，他几乎无语。自由全失。最后，被“阳谋”诱出一句“党天下”，竟成绝响，赔上了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在现代政治学词典中，“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区别的活生生的悲剧范例。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9、20）
张东逊：自由派哲学家
重个体尊自由
张东逊（18861973），中国现代哲学家，浙江余杭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辛亥之后，曾主编《时事新报》等，移译西书，传播新学。二十年代之后，专门从事哲学研究，任燕京等多所大学教授，著述颇丰，广有影响。
作为一位对东西方哲学有相当造诣的哲学家，张东逊之进入自由主义，是通过比较哲学而获得启迪的。他的哲学洞见使他直指不同政治理念的哲学本体论差异：个人（个体）主义和集体（整体）主义。通过论述中西的社会本体观念的差异，他指出中国政治上没有民主的症结在于思想上不重个体：
“故我说中国没有‘个体哲学’（individuality philosophy）。这一点却又影响给予政治社会。就是中国人自始至终注眼于职司相配 ，上下有别的秩序，而不侧重于个人的‘人格’。所以中国人没有个体的思想，即不认宇宙是一个大群，其中分子都是一个独立的精神 。因此中国人在学理上不了解什么是‘自由’。须知西方的‘个体’，‘人格’，‘自由’等概念不是单纯的政治思想，乃是一套哲学 。倘没有哲学上的根底，决不会那样深入于西方人心中。
反之，中国人却始终有‘整体’（integral whole）的思想，即主张万物一体。我们却不可把整体即认为是‘本体’。须知西方人所谓 本体（即本质）即是指宇宙的原本材料（ultimate stuffor substratum）而我们中国却不注重于这个材料本身与材料所造者之分别。 因此我们中国人所追求者不是万物的根底，而是部份如何对于整体的适应。这就是所谓天与人的关系。……根据中国思想上不重个体之 故，所以中国政治上没有民主。”（百年中国哲学经典＇19281949＇，pp。179180）
张东逊在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传统的区别时，敏锐地注意到了西方的教会与政府的二元对峙制衡结构与中国式的政治上的“天人合一”的一元论权力结构之差异。他提出：
“总之，儒，道，墨三家的政治论，都是把天列为贯通于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第三者。且皆以此第三者之性质以决定那二个的性质。。。。。。
有人说这是和西方的神权政治相仿佛，我以为不尽然。西方中古时代的人，如Augustine；ThomasAquinas所讲的政治理论。如CityofGod等书却总是主张在政府之外尚有“教会”（church）。这乃是根据实际的状态，教会直接代表上帝，政府至多不过助理而已。所以后来方能演为政府与教会的分离而对抗。中国不然，中国的天直接为天子所代表而没有教会。因此中国的神权政治后来只有退步到实际政治。而西方的情形却因为有教会，教会对人民直接可以教化。故政府有暴政，教会有时亦可率人民出来抵抗。并且在最初是政权反在教会之下，故政权比较上易于清明。所以西方的‘人权’思想未尝不是得力于政教分开，而‘人格’的思想亦有这里造出来。所以中国在古代虽亦如西方在古代一样，同样是以神权为政权的基础，但其情形却并不相同。以致后来的推演却就大大不同了。”（百年中国哲学经典＇19281949＇，p。182）
上述两点，是理解生发于欧洲的自由主义的关键。这使张东逊的思想在当年中国自由派营垒中别具一种深度，得到国内外相当程度的公认，并赋有学院派的色彩。
坐而言起而行
作为自由主义者，张与大多数中国自由派一样，属于带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但他的思想来源主要不是费边派的拉斯基等人，而是深受基尔特（Guild）社会主义的影响，同时也受了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Dewey）的实用主义思想熏染。他是在中国传播实用主义杜威思想的最早的哲学家，并撰写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一书。
作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杜威实用主义笼罩下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贡献了多元的色调。然而，不必讳言，由于当时时代总体气氛的影响，张东逊的思想也难免有某种历史发展阶段论的成分，他只是把自由主义主导的社会看成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经之途。他说：“就人类言，最理想的是一个民族经过充分的个人主义的陶养以后，再走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路”。“中国没有经过个人主义文化的陶养而遽然来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遗憾。”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是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可抑制地对社会主义怀有偏好，这一两难思想困境，在二十年代初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在张东逊身上已经表现得相当充分。为解决这一困境，张东逊后来的理论策略是提出一种阶段性的妥协主张（即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暂时排解了内心的困惑。但当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很少能够抗拒“既要英美自由主义国家的政治自由，又要苏联社会主义所宣传标榜的‘经济平等’”这样一种完美主义的诱惑。有鉴于此，带左翼色彩的自由主义成为相当多的有西方学术背景的中国知识人的选择，就不难理解了。
“五四”之后，在梁启超、张东逊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过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论战。梁、张的主要观点是，当时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经济窘困，目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发展资本主义，先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现时还不配将社会主义革命，还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的党，这些等将来才有用。论战中，陈独秀等虽然反驳了梁、张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驳倒他们。只是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但怎样跨越资本主义这一问题，陈独秀们并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
虽然有较深的理论涵养，但张东逊也并非一个局限于书斋中的学人。他有兴趣于政治活动，亦有个性，敢冒风险。
1934年，他与张君劢等发起组织国家社会党，后来张东逊于1946年退出。在中日战争期间，曾被日本人逮捕，入狱达两年多。
张东逊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时，每次开校务会议，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国共四十年代内战时期，他曾做国共双方之间的调人。特别是，张东荪作为当时北平守将傅作义与中共谈判的代表，对和平解决北平的对峙局面是立了功的。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曾给刘仁写信说：“请经妥人告诉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
但是，中共建政后，五十年代初，北京政府很快就变脸了，这位曾经有功于中共的人，居然被毛泽东诬为“美国特务”，而惨遭迫害，其次子和三子也先后自杀。一代自由主义哲学家、学者张东逊，于1973年，在文化革命的凄风苦雨中去世，时年87岁。（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1、22）
徐复观：自由儒家
一、
在一般中国人印象中，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其主流——儒学，与西方主流价值，特别与自由主义分处两极，是两种相反的形态，相互冲突，截然对立。在文明演化中，二者将呈现“零和”游戏的特征：一方的成功，就是对方的失败。不可能有“双赢”的局面出现。
但是，徐复观先生，却是异数。他的学术和社会实践，，打破了上述定见。徐先生堪称中国现代史上的“稀有品种”。作为一位新儒家，1958年他与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一起，发表了著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亦被简称为《中国与世界》），成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民主斗士，认同发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徐复观于1949年在香港创办著名自由主义刊物《民主评论》，并担任该刊主编。《民主评论》还在台北设有分社。在传播民主自由方面，在当年中国的红色风暴不可一世的时代氛围下，《民主评论》中流砥柱，对于抵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做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
徐复观，名秉常，字佛观，1904年生于湖北省浠水县，1982年卒于香港九龙。早年曾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上学，后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投身军旅乃至参与高层枢机，介入政治活动多年。40岁以后，毅然转轨，走上学术之路，潜心于国学，特别是儒家学说的研究。著书十余种，三百多万字，主要有《两汉思想史》三卷，《学术与政治（甲、乙集）》、《徐复观杂文》六集、《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思想史论集》及续集、《石涛之一研究》等。其《两汉思想史》已成为经典著作。
徐复观对国学的研究，在政治文化的层面着力最多，也最有创获。特别在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他相当深入地挖掘了专制政治的历史根源，提出了秦代“典型专制政治”说以及自秦迄清二千年沿袭专制政治的判断，揭露了专制体制下社会全面异化和长期停滞的史实。与此同时，与其批判精神相对照，他又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很深的温情与敬意，给予了同情的了解和理性的认识，对儒家文化与专制政治进行了细致的分疏。因此，徐复观对于古今专制政治的批判并未导致他走向“全盘反传统”，而是大体上能够实事求是，清醒评判，有褒有贬，平衡务实。
譬如，他曾提出“中国文化的层级性”的命题。所谓“层级性”，“是指同一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却表现许多不同的横断面。在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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