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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玫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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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漫步春雨中金童玉女（图）
1037年7月10日，彼得·林德斯特罗姆和英格丽·英格丽结束爱情长跑，在斯托德的路德派教堂结婚。在场的每个人都惊叹这一对金童玉女的绝世美貌。两个人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且都在努力实现它们。这新婚的狂喜叫英格丽觉得似乎正漫步春雨中。 婚礼只有那么一点儿小麻烦。彼得非常反对任何种类的宣传，他只要一个美好的、安静的、人数很少的婚礼。当他发现有个女记者藏在花园的灌木丛里准备偷拍相片时，他的愤怒是可以想像的。仆人把她拖了出来，彼得声色俱厉地斥责起她来。彼得的爸爸刚好走出来，制止道，“彼得，在你结婚的日子里你绝对不可以对一位年轻的小姐这样说话——我意思是说你要讲究礼貌。小姐，请进来和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吧。”这个女记者的真名是芭尔伯罗·阿尔文，但是她总是用“彭斯”做笔名。英格丽非常亲切地和吓呆了的阿尔文聊了起来。阿尔文大学毕业不久，这次是以实习生身份，第一次出来完成报社下派的报道任务，英格丽爽朗地大笑着说：“恰好我也是第一次结婚，我们还是有着共同点的。”两个姑娘就这样一下子成了要好的朋友，而且这种友谊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叫彼得哭笑不得。 婚后的日子是甜蜜的。两个人在斯德哥尔摩的小公寓里共同建造未来。朋友莫莉·福斯特曼送给他们一只黑猫，它终日到处狂奔，把东西抓成碎片。英格丽从来不喜欢做饭，而且也根本就不会。他们用了一个使女，于是她对做饭这个事业就彻底地放弃了。多年以后，当英格丽的女儿对她说，“妈妈，我想学学煮鸡蛋，你是怎样煮鸡蛋的？”英格丽愣了半晌，才想起自己根本不会，这才去买了一本烹饪教材，重新学起来。但她却精于料理家务。少女时期在德国受到的严格教育，在这时候体现出来了。从上到下擦洗和打扫一所房子或是一套公寓房间，可以满足她这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灵魂。她的一个朋友认定，“这些年英格丽把时间都浪费在去当女演员了，其实她本来可以成为最好的杂务女工。” 英格丽不是安于现状的人，她意识到瑞典电影并不是表演艺术的开始和终结。很多有才能的导演和雄厚的资金，以及规模宏大的电影公司都聚集在美国，那才是她的真正目标。但是以她目前的经验和能力，还远不能直接进入美国电影界发展，况且她的英语水平还不过关，只能放眼欧洲。 法国的电影发展比较活跃，优秀的导演和演员实在不少，可是语言障碍又成了一大难题。可德文却是英格丽的第二语言。就在她结婚后不久，德国的柏林乌发电影公司向她发出邀请，英格丽欣然接受，开始了跨出瑞典的第一步。 去德国发展以后，英格丽又发现了彼得的一种新品德：他对妻子的真正的关心。当英格丽第一次前往在柏林乌发公司试镜头时，她独自在异乡旅馆里感觉得很孤独，还有些不知所措。当她下去参加招待会时，在休息室里，看到用报纸半遮着面的彼得！她顿时喜出望外。他说道：“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到你孤零零一个人必定闷得慌，再说我也放心不下，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所以我想还是来一趟的好，看看万一有什么要做的。不过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说我在这里，因为我摸透了这些电影工作者的脾气，他们不喜欢女演员有个丈夫跟在屁股后面转悠！你需要干点什么事的时候，我就在你身边随时听候吩咐。你应该像个年轻女演员那样落落大方、信心十足。大家也期望你是有这种风度的明星。” 于是彼得就在街对面的一家三流旅馆住了下来，而英格丽却坦然住在电影公司出钱租下的这家高级旅馆里。独自在充满霉味的小房间里长夜无眠的彼得，在那时就意识到一个丈夫可能是一个电影女演员事业上的障碍。 夫妻间的关心诚然重要，但是过分的挂念反而让英格丽觉得有些麻烦。事实上，彼得对英格丽的帮助把她约束得如此之紧，使得她对于生活中其余的事情，没有人告诉我如何处理的话，就总是不知所措。这当然是指工作之外的事情。当英格丽站在舞台上或是在摄影机前，我自然而然地就知道该做什么和如何去做。可是在她的私人生活方面，如果有人问，“你愿意要这间房间还是要那间房间？”或者 “你是喜欢吃鱼还是吃肉？”，英格丽则一贯性的睁大双眼，毫无主见，听任他人摆布。男人们替女人们做出决定，告诉她们该做什么而使她们产生依赖性而不能自立。在英格丽生活中的男人其实都一直在助长她的依赖性，从父亲开始，接着是不愿让她当女演员的奥图叔叔，然后是彼得。当然这也完全不是彼得的错，因为是她早在恋爱的日子里就请他给以忠告和帮助了。
第三部分：漫步春雨中德国摄影厂里的可怕“气味”（图）
作为一名职业演员，在不同国家的里摄影厂都可以感觉到一种独特的气氛。比方说，一个美国的摄影厂和一个意大利的摄影厂由于地理风俗不同，当然是有区别的，就像汉堡包和通心粉之间的区别一样。总的来说，气氛都是良好的，这种良好的气氛是由于人们来到一起都在享受着拍摄一部影片的乐趣。而在1938年的德国柏林，不仅是在摄影厂里，而是在任何地方，都有着一种可怕的气氛。 英格丽刚到德国不久，就嗅到了这样的“气味”：凡要想在德国影坛上走红、出头露面的，都必须先是个纳粹党徒。 刚到柏林，导演卡尔·弗勒利希带英格丽参加过一次纳粹大会，他是打算给她来个提醒，好叫她习惯生活在这种恐怖气氛中，能够早点适应，从而专心拍摄。那是一个巨大的运动场上，高射灯照耀着，乐队奏出军乐，带钢盔的突击队员簇拥着希特勒跨着大步进入会场，一群小姑娘跑上去献花……这一切我们仍然可以在电视里放映的那种老新闻片中看到。希特勒容光焕发地亲吻这些小女孩。然后是《胜利万岁》和他们伸直胳膊的纳粹敬礼。 英格丽只是好奇地四下里张望着。卡尔·弗勒利希几乎吓坏了。他害怕地轻声向我说，“我的天，你怎么不行‘万岁，希特勒’的敬礼！”英格丽反问道，“为什么我要行礼呢？我不行礼你们照样行得很好嘛。” “你疯了！你必须这样做，有人监视着我们。” “谁在监视我们？他们都在看希特勒。” “有人在监视我。谁都知道我是谁。我不能为了你而找上了麻烦。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压在我们身上。你一定得非常小心你在什么时候说话和说些什么。在这儿我们不开玩笑。这都是非常严肃的……” 英格丽依旧坚持不在纳粹敬礼时举起胳膊，后来在卡尔的办公室中没有人的时候英格丽实在无法忍受，正式提出抗议，“可我是个瑞典女演员，只在这里呆几个星期。” “好吧，我和你摊牌。你是瑞典人也没什么用处的。你还是半个德国人呢。这些人又残忍又危险。到处都是他们的侦探和耳目。还有件事，如果约瑟夫·戈培尔博士请你去喝茶—他肯定要请你去的——你只能“同意”。你不能争辩或是犯什么头痛。你得去！他喜欢年轻的女演员，这不是可以商量的问题。你一定得去！” “但是为什么我该去呢？我对于戈培尔博士和他的茶点不感兴趣。我不知道我能和他谈些什么。他是个什么人来着？宣传部长或是什么的——而我只不过是个女演员。” 卡尔。弗勒利希紧张得很。英格丽看到一个有他这种地位的人会这样胆小，真是件难以相信的事情。他真是吓坏了，“如果你拒绝去和他喝茶，我就会陷入可怕的麻烦。我说的是真话，你懂吗？” “我不懂。但是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考虑的。” 她向摄影厂其他的人打听关于和戈培尔博士一块喝茶这类乱七八糟的事情时，他们说，“是这样，他就是喜欢年轻女演员，而且他不习惯别人对他说不。” 幸运的是，英格丽没有必要做出决定。因为她从来没有收到过请帖。她不是他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人。可怜的卡尔·弗勒利希完全白白地紧张了一阵子。 英格丽还发现，其实反对纳粹的不只她一个。公司给她配备的一名十分可敬的语言方面的女教师就非常鄙视希特勒的。希特勒的汽车要经过或是纳粹党徒宣布一个纳粹节日时，柏林的每个人都必须在窗户外面悬挂一面纳粹旗帜。可是这个女教师没有买这种旗子。纳粹党人来到她的公寓里说，“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旗子挂出去？”“我没有。”她回答。“那就去买！”他们坚持着。她说，“我教德语赚的钱很少，我还要照顾一个儿子……”他们说，“这不是理由。下次把你的旗子挂出去。” 她不在意。不去买旗。下一次该挂旗的日子到了，她也没有挂旗。就在这同一天，她的窗户玻璃全被石头打碎了。她把玻璃配好，但仍然不去买旗子。又一次，她仍没有挂旗子；玻璃又被打碎了。这时她发现她的小男孩每次上学都要挨打。她没有办法，于是她只好去买旗子，修理好她的窗户，而且从那以后每次都挂旗子。纳粹就是这样的整理一个不听他们话的妇女，英格丽看在眼里，心头十分悲伤。 她和乌发公司合作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叫做《四位女伴》。它讲的是四个姑娘的故事，她们组织了一个广告社，以及她们和男人之间的纠纷。男主角汉斯·泽恩克尔，也是个正直之人。不过他的做法是英格丽带到一边去说，“英格丽，仔细地听我说，你以为目前这种状祝我们比你更喜欢吗？但我们该怎么办？从哪儿做起呢？人们随时都在失踪。我们抗议，那我们就不仅是拿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冒险，而且也包括我们家里人的生命和我们的朋友们的生命。我们也知道犹太人的处境非常悲惨，但是谁要是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也陷入同样的命运。人们被送到集中营去。我们以后就得不到他们的消息了。人们耳语，‘在哪儿？哪个集中营？’我们能说些什么？但是我们不敢去质问他们在干些什么……所有德国人都怕得要死……” 这样的氛围实在叫英格丽压抑，所以她在《四位女伴》的拍摄进入尾声的时候，就决意离开了，而且对这个国家并无半点留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格丽当时已经怀有八个月的身孕了。卡尔·弗勒利希为人十分厚道，看到她怀孕的身体快要把衣服都绷开了，于是他忙着赶拍最后的几场戏，并且组织全体剧组成员为英格丽举行欢送宴会。这多少将英格丽对白色恐怖的厌恶之感减少了许多。
第三部分：漫步春雨中进入好莱坞的最佳跳板（图）
彼得驾车亲自来把英格丽从德国接走。时值仲夏，整个欧洲大陆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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