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2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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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之内接种了“乙肝疫苗”就可以基本上阻断传染，这个问题变得不需要再争论；第二个方面，血液用品和血液接触可以构成传播，但乙肝病人不能够献血，他们的血液不会出现在正规医院的血库里，一般也和“健康人”离得很远；第三，性伙伴之间有机会相互传播，但一方有毒，另一方没毒，“没毒”的一方如果提前注射了“乙肝疫苗”，身体里也就有了抗体，就不会再被传染。就是没毒的一方没有及时地注射“乙肝疫苗”，一旦染上了也没有什么可怕，一般人会很快产生抗体，这样有了抗体的一方也就不会再得乙肝，效果比注射了“乙肝疫苗”还要好。　
　　我不知道我所转述的徐教授的“说法”是不是１００％的正确，但大意错不了。根据数字记载：中国现有人口十几亿，６０％的人实际上已经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得过了乙肝，自己并不知道，不知不觉地也就好了，好了就有了抗体，也就没有机会再被感染。徐教授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已经得过了乙肝的人，什么时候得的，他不知道，已经好了，体检有证明。“我这一辈子几乎天天和乙肝病人、‘乙肝病毒携带者’打交道，我没有再被感染，也一点都不担心再被感染。”　
　　现在的问题就是剩下的４０％。　
　　按徐教授的说法这部分人如果所有人都进行了“乙肝疫苗”的注射，那么这些人也就都没有必要再担心被周围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拉进乙肝的泥坑，但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轻松。４０％？这不是１０个人中的４个，也不是１００个人中是４０，是十几亿人口中的４成。　
　　我问徐教授：“那么这么说，我们‘健康人’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是不会被传染的？”　
　　徐教授：“轻易传不上！”　
　　“‘乙肝病毒携带者’摸过的东西如果我们再摸，比如书本、电脑，抹布，甚至餐巾纸、卫生纸也都没有事？”　
　　徐教授还是笑：“轻易没有事！”　
　　“那么道理既然这么简单，为什么‘乙肝病毒携带者’会把自己的同事、朋友，甚至爱人吓得如此恐慌？”　
　　徐教授：“那原因就很多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们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常识？这点常识普及起来还不是太容易？！”我有点激动，也有些莫名的气愤。　
　　徐教授：“道理是这样。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就没有哪个部门去专门做这个解释工作，对这件事我们也很无奈。我们医生能有几张嘴一天把道理说给几个人听？！”　
　　按照医学的解释：“乙肝病毒”（ＨＢＶ）本身并不是病，它对肝细胞的损伤主要是由人体免疫反映所引发。我们的机体抗病毒的免疫应答在清除ＨＢＶ的同时最容易使肝细胞受到损害。如果人的机体对受感染的肝细胞产生了过强的免疫应答，肝功能就必然会受损严重，这个时候人就会得上重型肝炎。而一般人感染了“乙肝病毒”，２／３的可以正常携带，终生不发病，１／３的人会发展成慢性肝炎，这１／３的患者中又只有１／３的比例有继续发展成肝硬化或肝癌的可能。　
　　“那么什么情况下‘乙肝病毒携带者’会变成慢性乙肝？１／３的又１／３又是怎么会走到肝硬化或肝癌那一步的？”　
　　形象地说，“乙肝病毒”就像潜伏在我们人体里的“特务”，一些人感染了乙肝但不显病，这就是“乙肝病毒”在我们身体里一直和我们“和平共处”。“小三阳”就是“乙肝病毒”在我们身体里和我们处于相对的“冬眠期”，这个时候“乙肝病毒”几乎完全无复制（即繁殖），病人的病情相对稳定，传染性所以很小。　
　　往往一个小孩儿小的时候是“澳抗阳性”，大了，免疫功能增强了，身体里的良性细胞容不得ＨＢＶ在自己的身体里存在了，于是良性细胞就开始要赶走躲藏在肝脏里的“乙肝病毒”，免疫过程即开始。“乙肝病毒”和人体“和平共处”的时候医生是很难帮助患者治疗乙肝的，但双方一旦在身体里“开战”，医生倒有办法借助药物帮助患者打胜仗。所以在医生看来一个人得了乙肝并不纯粹是一件坏事，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什么时候在身体里已经“开战”，他自己必须随时知晓，不然有些人的身体已经开始自行清除“乙肝病毒”了，转氨酶也高，又没有及时治疗，慢性肝炎就会出现，而慢性肝炎一旦持续了５到１０年，“乙肝病毒”还没有完全得到清除，这种状态下这个人就有可能出现“肝硬变”，癌也有可能产生。　
　　采访完徐教授我心里既透亮，又窝囊。透亮的是我终于从专家的嘴里听到了以前很多次从“乙肝病毒携带者”们嘴里听到过的“我们轻易不会把病毒传染给他人”的说法；窝囊的是关于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医学常识并不难懂，也并不难普及，可是中国截止到今天还是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　
　　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连“虚拟人”也搞出来了，“载人飞船”也遨游太空了，但是面对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我们却糊里糊涂？　
　　科学是人们战胜“乙肝”和正确对待“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最好指南。　
　　科学告诉我们“乙肝病毒携带者”并不是洪水猛兽，社会不应该因为“无知”或“缺乏常识”就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满怀歧视。　
　　撩开一层“神秘的面纱”并不难，但这项工作不能只靠医生、专家，社会各方面都应该施以援手，“乙肝病毒携带者”也应该到了为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利奔走、呐喊的时候！　
　　　
　　“乙肝病毒携带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群他们应不应该和“健康人”有着相同的生存权利？国家招募公务员应不应该把“乙肝病毒携带者”严格地排除在外？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哪一份工作究竟谁最有发言权，是用人单位还是负责体检的医生、大夫？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０日，一个在网上使用“松月”、真实姓名叫作张先著的男青年来到了安徽省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法院，将一份以反对“乙肝歧视”为内容的《行政起诉书》递交给了法庭，被告则是芜湖市人事局，此后很多媒体都争先对这起“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做了报道。　
　　张先著，２００３年大学应届毕业生，２００３年６月参加了安徽省芜湖市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面试在其所报考的近百位竞争者中排名第一，然而在随后的体检中他也像周一超一样被查出感染了“乙肝病毒”，被芜湖市人事局以体检不合格为由取消了录用资格。　
　　“乙肝病毒携带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群他们应不应该和“健康人”有着相同的生存权利？　
　　国家招募公务员应不应该把“乙肝病毒携带者”严格地排除在外？　
　　用人单位体检专门检查乙肝五项（即“两对半”，乙肝病毒血清学标志），这样的体检合不合理？　
　　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哪一份工作，究竟谁最有发言权，是用人单位还是负责体检的医生、大夫？　
　　从２００２年４月浙江嘉兴的周一超因为“小三阳”被拦在了国家公务员大门之外一怒之下行凶杀人，到２００３年年底安徽省芜湖市的张先著因为“小三阳”被拒聘打起了维权的官司，应该说中国人今天对“乙肝病毒携带者”问题的关注已经突破了往日的波澜不惊，我们的政府和宣传机器此时再也不该对此动向保持沉默。　
　　据了解，安徽省芜湖市人事部门之所以取消了张先著国家公务员的录取资格根据是１９９９年安徽省颁布的《安徽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翻开这个细则人们很容易在“规定”中找到这样的行文支持：“只要携带了乙肝病毒，包括‘大三阳’、‘小三阳’，不论其传染性大小或无传染都不能录用为公务员。”　
　　“传染或不传染都不能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这样的规定出于何种考虑？它的依据是什么？是医学的界定？惯常的做法？领导的意志？还是出于对某种“国情”的需要？　
　　早在嘉兴采访周一超的时候，为了了解用人单位的真实想法，比如在如何选人的问题上是不是也有他们的苦衷？我们摄制组就曾专门来到了秀洲区劳动局。秀洲区劳动局局长一开始并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后来经过反复申明意图，局长终于答应坐下来和我们谈一谈。　
　　秀洲区劳动局局长这样告诉我：首先对于乙肝“小三阳”或“大三阳”适不适合做国家公务员，我们到目前为止听到的医学说法也就是一些很大众化的传说，没有人看到过什么来自上面的正面介绍，至于“乙肝病毒携带者”到底传不传染，有人说不传染，也有人说传染，我们确实存有疑心：一群人在一个单位一起工作，大家总是感觉这个单位没有“澳抗阳性”要比有更能让人放心，这是一个考虑。第二，现在社会上学历高、身体健康的人有的是，哪个单位招聘恐怕也都要择优上岗。第三，现在的事业单位资金一般都很紧张，万一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进来了，在人们的概念中他总是要去医院看病、检查，哪天再转成了正式的肝炎，单位也不得不考虑医药费的支出。　
　　这就是用人单位的真实想法。面对这些“想法”我不知道秀洲区劳动局局长所坦言的三个理由中哪一个是主要的，或许三方面的因素都对拒收国家公务员在发挥着作用？但是有一个结果是明确的，那就是截止到２００３年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国家公务员不接纳“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并不是少数，它的样板作用已经在其他企、事业单位，尤其是私企、合资企业蔓延。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４日全国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平面媒体《新闻周刊》在其封面上赫然醒目地打出了一行黄色抢眼的标题：《中国１？郾２亿人的反歧视主张》，由头就是安徽省芜湖市诞生了“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我在这期刊物署名本刊记者唐建光的一篇叫作《ＨＢＶＥＲ维权运动》的文章中找到了很多相关信息，其中唐建光谈到了一些企业如何效仿政府国家公务员的招聘规定，列举了苏州工业园区一概不接受“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例子。　
　　唐建光在文章中这样写到：云集了２０００多家中外企业的苏州工业园区，是大学生们的理想求职之地，但在ＨＢＶＥＲ的眼中，这里却是“声名狼藉”。　
　　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公司客户服务部的经理证实：（在苏州工业园区）所有的企业都不会录用乙肝“大三阳”，“因为那已经是属于有病了”；相当多的企业（求职者称是几乎全部）不会录用“小三阳”，或者与员工明确约定，如果带菌者后来引发了疾病，费用和后果均由员工自负。　
　　一位本身也是“小三阳”的人曾经陪同另一位ＨＢＶＥＲ去医院体检，这位“小三阳”说：（在医院）“当时我感到很震惊，也很屈辱”，体检第一关就是照数码相片，并通过电脑联网与体检中心的每个科室共享。在抽血时，医生会仔仔细细地端详你，看你是不是替检的。如果发现带菌者，马上备案到园区所有的企业，“这就意味着你失去一份工作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在这里的所有工作（机会）。”　
　　在周一超杀人案审理期间，全国曾经出现过３７００多人签名的《要求给予周一超减刑的联名信》，大多数签名者都是各地素不相识的ＨＢ…ＶＥＲ及其家属，这些人对周一超应聘不成就报复行凶当然持不赞成的态度，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中国大学生中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正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危机，找工作屡屡受挫，这样大的一个群体在如此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做出个别极端的事情来，（也实在）有其必然性。”　
　　我忘不了在嘉兴见到周一超的妈妈这位刚刚５０出头的母亲因为儿子杀了人已经是一副什么样的面容和心态。　
　　记得摄制组刚到嘉兴，周母就要和我们见面。我当时的内心真是又想见又怕见她。在我揣摩中周母一定是来找我们要求帮她儿子说说话，保住她儿子的一条性命的。可是作为记者我们能说什么、又能做什么呢？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是法理的最基本信条。法律不管你作案是不是因为受到了社会的歧视，杀人总是对人类文明的无视与践踏。然而见到了周母，我知道我的揣度太功利了。周一超的妈妈从离我们住的宾馆很远的地方找到摄制组，是应编导的请求给我们送她儿子小时候的照片的。那天晚上十点多，她进了屋，这是一个年轻时体态和容貌一定娇小、标致的美人，她的脸盘、眉眼、皮肤都凝聚着西子湖曾经造化于她的纤细、和顺与妩媚，但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艰难人生，含辛茹苦一个人带大了惟一的儿子，当儿子就要走出大学校门，工作、挣钱了的时候突然杀了人，这位母亲从外表到内心已和年轻时判若两人。见面时我眼前的她身干体瘦、面孔焦黄、说话软弱无力，她的声音不知从身体的哪个地方发出来，轻得即使我就坐在她的对面也要时常欠起身来问她：“对不起，您刚才说什么？我没有听见。”　
　　周母并不是来求我们的，她并不给儿子叫屈，问她什么她说一点，不问也不多言。我猜想那是一种大悲之后无言的静止，一种大苦之后无声的缄默。　
　　放下照片她几次都要起身离去，说太晚了，别打搅了你们休息。我按下她不让走，想尽可能地给她一点安慰，但是我倒了一杯水给她，这杯清水她始终都没有喝，手指头碰都没碰一下杯沿儿。　
　　在等待周一超判刑的几个月前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周一超的妈妈写给法官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让天下所有的母亲和女人都受不了：“别人可能有时也会做噩梦，但是做过了也就过去了，而自从我的孩子出了事以后，我的噩梦就永远也不会再有醒来的时候——”　
　　２００３年９月４日，周一超一审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了死刑，３７００多人的联名呼吁并没有阻止法官们依法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