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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3年第4期-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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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吊脚楼跟前，使我惊喜不已的是，边城先民建造的木质结构吊脚楼不但外观精美，而且更适合栖居，充分体现着凤凰先辈的审美情趣、建筑理念以及崇尚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吊脚楼错落有致，彼此间的缝隙、宽度、应和着天地的变化，岁月的流逝，自动调整着与地面的角度、关系。吊脚楼高高低低，此起彼伏，温柔细腻的细条，包裹着几许轻灵、几许柔情。那曲曲折折龟裂的木板，像涂了柏油一样乌黑。曾经漾动在表面上那一层流光溢彩的生命力，已经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暗淡、沧桑以及那内在坚韧魂魄。
凤凰人每天看着时光像江水一般不知疲倦地从吊脚楼枯瘦的支柱间流淌，转身，经过。木制身体的腐烂、湮灭便不可回避。但是，只要凤凰的秉性不脱离它单独存在，它就会比时间长寿！
窄巷
走在通往沈从文故居的窄巷里，仿佛一头撞入了时空隧道。仅仅为人类最基本的动作——走路而存在的石板路、悬挂在屋檐下的木制招牌、雕刻在窗棂上的漂亮的花格、还有重檐青瓦的老宅，使人霎时萌生踏错时空而进入了一个失传世界的错觉。古巷两旁的店铺透着色调平和的光线，门框上成串挂着草鞋和口感极佳的麻糖，像一根透明的丝线，绊住行人流动的思绪和目光。
巷边暗暗的角落里，偶尔钻出几条狗，尖利清脆而又无所事事的吠叫几声后，转身跑远。老人缓慢地从幽深的宅院里走出来，坐在树下清凉的暗影里，看着江水映射着天上的云影霞光。在这座古城里，时间变得无比缓慢，钟表显得多余，人生像戏剧那样富于诗意。
走进弥漫着淡淡芳香气息的沈从文故宅里，每时每刻都感受着文化与艺术的渲染。沈从文手稿那流畅、飞扬、洒脱的书法神韵，像一盘结实的根牢牢地揪住了驻足人心中的那片泥土。沈从文出生时的雕花木床，墙边简易的书架，刻着时间印痕的留声机，古老脱线的藤椅，还有厚实雅致的书桌。这些陈旧的摆设透过漫长的时空依然能够感染我们，似乎我们走入的不是一所故宅，而是一个记忆管辖的空间，里面库存着沈从文的一生。
出了沈宅，不觉已来到了窄巷深处。在这里我强烈的感觉到，某个人去楼空的深宅，某个隐没在繁枝后的祠堂，在堆积的历史沉淀物下面都埋藏着一个悠远的故事。民国总理熊希龄、政治生涯从凤凰开始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抗英民族英雄郑国鸿，还有田应诏、田兴恕、黄永玉……这一个个鲜活的名字，哪个不是从凤凰巷陌里走出来，尔后进入历史的大舞台？也许这是人们千里之外寻找这个群山环抱中小城的全部理由。但是，他们没有占据凤凰的整个灵魂，古城的主角、中心人物仍然是芸芸众生。在那些其貌不扬的窄巷里，我时常看到许多老翁在读史吟诗，许多老太太坐在自家门槛前纳鞋底、刺绣，他们的目光虽然已经开始混浊，但是，那一颗颗平常心却迸发着灵动的光彩。正是他们这些世代相传的寻常百姓不仅创造了古城昔日的辉煌，同时也开创着凤凰美好的未来。
晚霞
收网后的渔船拖走了万名塔尖上的最后一缕晚霞。夜晚聆听着沱江遥远的涛声，小城的安静在喧嚣浮华的都市背后静静流淌，它就像一个斑斓离奇的梦，带着古老的气息等你进入。
我亦平生伤偏迫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和散文写作，著有《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犀利辛辣，深受读者喜爱。
叶绍翁所著《四朝闻见录》，是让朱门弟子最感到头疼的一本书。
因为其中提到朱熹生前诸多不端之事，如：虐待老母，不孝其亲，与尼偕行，诱之为妾，儿女嫁娶，利在揽财，开门授徒，厚索束，“四方馈赂，鼎来踵至，一岁之间，动以万计”，乃至“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等等……
无论哪一条，要细究起来，都够呛。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江西婺源人，元、明、清三朝，为官方册定的圣人，尤为后世做八股文的生徒所宗奉。因此，怎么能有那些狗皮捣灶的糗事呢！于是，到了明代，有一位姓朱的孝廉，当系朱熹后裔，遍觅江浙一带书肆，将所有能搜罗到的这部宋人著作，统统购下，然后，付之一丙。这种为存祖宗体面的焚毁行径，倒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这位理学家，大概确有被人疵议之处，否则，何必如此心虚胆怯，忙不及地灭口遮羞呢？
清人纪晓岚在《四库提要》中，对此书评价不错，认为“所论颇属持平”。从叶绍翁对于朱熹的那个不成材的儿子朱在，叹其“尽根尽骨卖了武夷山”，辱没先人名声看，叶并不是在出朱的丑。只是在记述有关朱的“庆元党”和“伪学案”时，不得不引用告讦者的文书而已。如果纯系不实之词，我想叶当有驳诘，既然未置可否，可能朱的对手们指证揭露之事由，也不全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朱熹本人也坦承自己“聩”，“罪多擢发”，“至于众恶之交归，亦乃群情之共弃”。看来，这位仅次于孔孟的二等圣人，所作所为，所行所止，恕不敬，想必是有一点伪君子味道的。
其实，朱门弟子大可不必做此手脚，在敝国，不伪君子者，又有几何？即是比朱圣人大得多的孔圣人，也不能例外。
有一次，一号圣人到了卫国，国君灵公的夫人南子，邀他同坐在一辆车上，穿街过巷，招摇过世。这大概是孔丘一生中少有的浪漫行径，一位香喷喷的，相当性感的女人，同他保持着零距离的接触，作为一个“食色性也”的鲁国男子，有没有足以自持的定力，坐怀不乱，那且当别论。不过，这位把持朝政，作风淫乱的寡小君，声名十分狼藉，他老人家的门生子路，很看不惯他为南子骖乘。如果你老人家要解决荷尔蒙过剩的问题，哪怕随便在桑间濮上，找一个良家妇女，也比这骚货强。因而对老师在车上“弗洛伊德情结”的举止，大不满意。孔夫子急了，对学生赌咒发誓：“如果我做了不正当的事情的话，上天厌弃我吧！上天厌弃我吧！”（见《论语》）
夫子死乞白赖地拼命辩解，很难说不是做贼心虚的缘故，谁能保证老爷子守着如花似玉的美人，而不心旌荡漾呢？因之，时下一些具有献身精神的年轻女作家，欲登文坛，必先把评论家搞定。因为她也吃准了，任是铁石心肠，也经不住一脱，圣人尚且想吃南子的豆腐，何况性腺发达的评论家呢！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绝对透明纯净的，无遮无掩的，不藏不盖的，三点成一线，直来直去的真君子，又有多少？凡人必伪，几成定律，只是在伪的恶劣程度，坏（动词）人程度上的有所区别罢了。一般而言，伪君子，是有其三部曲的过程。第一，说一些并非自己想说的话，做一些并非自己想做的事，是为初级阶段。第二，那些不想说的话，说得顺溜起来，那些不想做的事，做得顺手起来，渐渐地入港了，是为中级阶段。第三，不想说的话，说到严丝合缝的地步，泰山崩于前色不变，不想做的事，做到滴水不漏的程度，面不改色心不跳，是为高级阶段。到达这个台阶上，便是有资格“立德立言”的社会贤达，国家栋梁。数千年来，中国的大人先生们，哪一个不是这样历练过来的呢？
不过孔丘之伪，估计尚在初、中级阶段，还不得不向学生发毒誓以自辩。而朱熹之伪，就伪得坦然自如，不动声色，显然，青出于蓝胜于蓝，孔夫子当自愧不如。看他在收拾那个色艺双绝的台州营妓严蕊时，眼都不眨一下，盯着那漂亮女郎的美妙胴体，一鞭一鞭地抽得皮开肉绽，心中好不快活的同时，嘴上却在义正词严地批判，得到弗洛伊德性虐狂的大满足，又做出正人君子的冠冕堂皇状，说明朱的伪，是上了层次的非同小可的伪。所以说，这部记叙朱熹行状的《四朝闻见录》，是研究此人的重要著作。幸好他的后人不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否则，我们就看不到圣人背后其实更近乎人的原生态的一面了。
很遗憾，关于作者叶绍翁本人的史料，却所知甚少。不过，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千年传唱下来，几乎被大多数文人雅士所熟知。
你绝有可能背不出朱熹的诗，但这首，你一定有印象：
应怜屐齿印苍苔，
小叩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游园不值》，见《靖逸小集》）
诗写得很精彩，至少在朱熹的《南山集》里，很难找到这样动感十足的诗句。朱的诗，乏灵韵，多呆板，好议论，少情趣，这恐怕与他害了后人，也误了自己的理学有关。叶诗的最后一句，想不到成了港台地区经常用来形容妻室外遇的隐喻词，这自然不是诗人的原意。若以文衡人，似可想像这位诗人，是既风流，又浪漫的，不像朱熹，一副布道面孔，一副教父神气，让人很讨厌的。
据杨和甫《行都记事》：“朱晦庵为仓使，某郡太守颇遭捃摭，几为案治，忧愁万端。未几，晦庵为节他路，喜可知也。有寄居官者，因招守饮，出宠姬，歌大圣乐，末句云：‘休眉锁，问朱颜去了，还再来么？’太守为之起舞。”他离任，大家开庆祝会，他调走，众人如释重负，一个人，混到大家恨不能送瘟神似的盼他滚蛋，这张“朱颜”，至少要在冰箱里冻了一些时日，才有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凛然之气。
小诗小词写得很俏皮的严蕊，应该是个生性活泼的女子。尽管她操的职业，很近乎时下女作家小说中，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女主角，但她的诗词，倒还追求风雅。她有一首《如梦令》，即席赋成，倒也不俗：
道是李花不是，
道是杏花不是，
白白与红红，
别有东风滋味。
曾记曾记，
人在武陵微醉。（《赋红白梅花》）
唐宋间，有专门侍候官老爷们宴游娱乐，吹拉弹唱，席间陪酒，夜晚伴宿的官妓，直到明代，才由朱元璋禁绝。严蕊虽是官妓，但酷爱文学。她出卖身体，可作品离裤裆很远。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女性，只有不专属于某个男人，成为每个男人都可以占有的公众人物，她才能拥有知名度，知名度愈高，其相对的自由度也愈大。因此，严蕊以其才女的身份，倾情于赏识她的知州唐仲友，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巴黎圣母院》里的爱斯米拉达，宁可接近伽希莫多，也要离那个克洛德副主教远些，是她的自由。
虽然，新任浙东提举的朱熹，也是遐迩皆知的文人，但戴着理学家面具，披着道学家衣冠的他，那张一本正经的“朱颜”，可能使她举步趑趄。也许她像夜总会小姐，将不想服侍的客人放了鸽子，曾经惹得朱大人不悦过。加之，唐仲友讥弹朱熹，相当冒犯，朱的这一肚子的火，发不出去，于是，先将唐的相好严蕊，捉将官去。
“朱晦庵以节使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指其尝与蕊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得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致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周密《齐东野语》）
后来，朱和唐的官司，一直打到宋孝宗那里。“寿皇问宰执以二人曲直，对曰：‘秀才争闲气耳。’仲友眷官妓严蕊奴，晦庵系治之。后晦庵移官，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岳问之曰：‘去将安归？’蕊赋《卜算子》，岳笑而释之。”（邵玄同《雪舟脞语》）
这首《卜算子》，写得也颇有风致：
不是爱风尘，
似被前缘误，
花开花落自有时，
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
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处。
朱熹报复不了唐仲友，那小女子严蕊被他无端地收拾以后，成了高风亮节的圣女贞德，着实让他血压升高，两眼发黑。其实，朱熹生前，仕途上起起落落，文场上名大实虚，并不十分得意，尤其晚年扣上一个“伪学”帽子，名誉扫地，很灰头土脸一阵。他是死了以后才逐渐风光的。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高灯远亮的道理了，距离越近，灯下越黑，距离越远，不关痛痒的后代之人，通常都采取模糊哲学了。凡“以一眚而掩大德”者，都是太近，太了解，太知根知底而带有感情色彩的看法。庆元六年，朱去世，又隔了七年以后，好运才来临。嘉定元年，中宗谥曰文，封信国公，绍定间，理宗改封徽国公，从祀夫子庙，这时已是宋末。
宋亡，他继续走红，由元而明，而清，逐步升值为圣人，被彻底神化起来。每朝的最高统治者，都要颁行诏书，确定他对《四书》解读的垄断地位。于是，他的《四书集注》一书，说是中国儒生的《新约全书》，是不过分的，而这位朱文正公，被追捧得比耶稣教徒所信奉的使者，或者先知，还要圣明些。四时八节，孔孟之徒要向他三牲上供的，哪怕穷乡僻壤，也不成敬意地要端上一盘煮得半生不熟的冷猪头，请他老人家享用。
在旧中国科举取士时代，《四书》，是“学而优则仕”的敲门砖。《红楼梦》一书中，那位也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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