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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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劳动局”三字嵌头，写了一副对联调侃他。上联是“劳而无功”，下联是“动辄得咎”，横批“局促不安”。贺衷寒听到后只能苦笑。　
　　但任劳动局长期间，他接触大量社会问题，思考日渐深沉。这为他的“第三起”打下了极好的基础。1950年，立志革新国民党的蒋介石，重新起用了他。他历任小政权的“交通部长”、国民党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国策顾问等职。但好景不长，忧谗畏讥似乎是他的宿命。1966年，他在台湾政坛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影响时，“湖南人有小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等流言，又逐渐在台湾上层传播。他先是极度的忧郁伤感，从此深居简出。　
　　1972年，贺衷寒得骨癌，住进了荣民总医院。这一天，来探病的人里，有他的一个晚辈，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　
　　这是邓元忠第二次见到贺衷寒。当时，邓元忠已萌发了写一本《力行社史》著作的想法，但他看到的，是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贺衷寒：　
　　“……只见他瘦弱的身子，与从前判若两人。颤动的双唇和一双注视着我的闪闪的眼睛，似乎有很多话想对我说。但那时他已不能言语……”　
　　这一年5月，贺衷寒在医院里平静地去世。　
　　　
　　最后，慢慢地走出来的，是当年在东京、在南京、在明瓦廊，都最具青年气息，此时却显得一脸沧桑的腾杰。　
　　路灯已经初上了，这战乱中惨淡的灯光，映照着腾杰长长的身影。这身影显得异常孤单。它让人想起郭沫若的诗句，“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那天上的繁星/天上的繁星亮了/好像那无数的街灯……”　
　　又不止是繁星、街灯。站在腾杰身后、一路跟随着他的，是什么呢？是一丛树阴，一阵风，或者，是陈启坤那纯洁的、处子一般的魂灵？……是的，在这个终结的会议上，陈启坤地下有知，是一定会来的。她那双清亮的眼睛，或许会无比诧异：她所熟悉的，那清新、热腾、活泼、有力的明瓦廊，怎么会变成一个陌生的，藏污纳垢的朝天宫？所有这些，都是为什么？　
　　没有魂灵，只有树阴和风。他是一个人地走，一个人走在路上。然而，这一夜，在腾杰所感念的无数往事、人物里，一定包括陈启坤。这是他永远的、不能出走也不会漠忘的爱人。他们原本只是最普通的一对恋人，彼此都不是对方生命的主角。只是因为蓝衣社，在蓝衣社这个令人悲欢交集的载体上，他们成就了爱情，他们融为了一体。　
　　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婚姻生活，都是那样的短暂。因为，极盛而衰、泰极否来，在1933年那盛夏的喧哗中，分裂、倾轧、苟且、腐败……所有这些，令这个蓝衣社的“贞德”无法直面、不敢正视的毒素，已悄悄地在明瓦廊蔓延。陈启坤死得恰在时候，一死，她在自己的心中，就可以保留下一个明净的、满是青年与友爱的团体，留下无憾的青春与努力。　
　　但你死去了，你却把我一个人，抛在这个广漠的人间，抛在任何人都无力回天、终将沉没的民国……腾杰痛楚地、沉重地感念着。他开始比任何人，都更复杂、更细微和宏大地反思着蓝衣社的沉沦，民国的沉沦。　
　　腾杰是那样地向往共产党、朱毛那严密的组织，自律的献身。向往那种简朴、寒酸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象。于是，早在他发起蓝衣社的《计划书》里，他就明确地写到，蓝衣社以“共产党的组织”为效仿。　
　　这种效仿却是如此无力，如此得其貌而不得其神。甚至连其貌都不具备。腾杰已经认识到，比较共产党，他们一直缺少一个鲜明、有力的理论。他们口声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但“三民主义”是那样的模糊、弱化，仿佛一面旗帜那样，在孙中山时代，它就越升越高，直至没有人能看清它真实的形象。　
　　于是，在不知觉间，他们改弦易辙了，他们执导起了中国历史上惟一一次的法西斯鼓吹运动。他们以刺刀、手枪和监狱为工具，试图严密组织社会，残酷管制民众，逮捕、秘密审判、疯狂暗杀、大规模屠杀……但在以五谷与土地、社稷与伦理为象征的这个国家里，执拗生长的，却是对他们无声的愤慨，无言的抵制。是的，即使撇除任何道义成分，法西斯主义也不适合中国。　
　　理论的脆弱涣散，是组织脆弱和涣散的土壤。但蓝衣社的沉沦，既是天定，也是人为。人是被抛进历史的，他们被抛进一个外侮不断、农村破产、腐败横行、鸦片泛滥、民众蒙昧的末世，被抛进一个破碎、惨淡的年代。这激发了他们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的青年意气。但最悲哀、最不幸的，莫过于不久后，他们也被肢解、融化进南京的蒙昧图景里。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又如此不可抗拒。　
　　这是为什么呢？腾杰不能知道。　
　　　
　　10年以后，在兵败如山倒、在蒋经国同样回天无力的“币改风暴”的背景中，腾杰才能略略地、朦胧地见到这个答案的一角。正是他步出武昌大江中学的时候，在遥远西北的那一角，“革命延安、民主延安”，这个毛泽东当时构想的未来中国的雏形，已伴随声势浩大、卓有成效的党内整风运动，预言着历史的归属。　
　　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是“民主延安”的缩影；为抗战为民主而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则是“革命延安”的缩影。在这样清新景象的底下，则是大规模的整改二流子、流民运动，是反浪费、反懒惰运动，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生产运动，是毛泽东不时笑呵呵地出没在山岭与弄巷间的身影……　
　　这是水晶般透明黄金般璀璨的一幅图景。每一个经过那里、在那里生活过的人，都难以忘怀。延安大街天天有义务劳动，有救贫扶弱。整洁的道路边，处处悬挂着举报箱，任何人都可以检举政府、共产党干部的腐败与霸道。这些举报可一直通往毛泽东主席。　
　　一批一批经历过长征的干部，从各个根据地被召回，学理论、学军事、学组织，重温纪律、强调“人民军队”的本色。亲自主持讲习的，往往就是那个在西安事变前、在长征刚刚结束的暗淡岁月里，就以不世出的大手笔，写下《沁园春·雪》和《念奴娇·昆仑》的大气诗篇的“长征摩西”——毛泽东。　
　　在长征刚刚结束的暗淡岁月，可能只有毛泽东，在他2万余名无比疲惫、但有钢铁般意志的战士衬托下，从西北一角，看到了一个苍茫、深远的前景。他不愿意把自己和古代那些最伟大的皇帝相比，但他仍然以命运般的直觉，感知到并豪放地写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诗句。　
　　不仅如此。他比所有的中国人，都更自信未来中国的命运。这命运不仅是什么抵抗外侮，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复兴民族”。在他斩断昆仑的气势下，“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从而实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语句，表达的是一种文明输出欧美、中国引领世界的大气豪情。是的，如果说驱逐外敌是百年来中国知识者的梦想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千年之梦。只有这个深谙天地妙化、万物滋长的真谛，在长征路上与高山对话、与大地谈心的领袖，才有这样的手笔，这样的胸怀。　
　　在这个人面前，这一夜，走在武昌街头的腾杰，他的校长，只是一个侏儒。当这个人把这样的胸怀、气魄，在一个个讲习班、一轮轮整风会议上，强劲地灌输进无数子弟的大脑和灵魂时，蓝衣社，连同所有的民国组织，也都是一群侏儒。　
　　这一切，此时还在时光的后端，腾杰还无法瞥见。于是，注重“精英”、视民众为群氓；权力本位、派系本色，暴力本位、刺刀本色，把芸芸众生都当作了可以俯视的草芥，所有这些，都注定了蓝衣社的无声堕落、瓦解、消亡。　
　　所有这些，也是此时的腾杰，无法总结到的。他只能一路地思索，一路地走……与长征、延安、共产党相比，蓝衣社只能算是一出历史短剧、闹剧和悲剧。它虽然在民国历史的深处，却仍然只浮浅地、表象地存在着。它虽然也有嘶哑的呐喊、隐蔽的行动，但这声音这动作，都无力挣脱民国那陈朽的社会系统。它不能往民国这个木乃伊一般注定要死灭的躯体里，输入任何新鲜的内容、血液和思想，这就注定了它要被这个躯体所同化、吞噬。　
　　这就是腾杰所亲历的、目睹的、并要用一生时间来思考的蓝衣社。70年代，腾杰在台湾“中央信托局”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据说，一直到临终前，他还念叨着回到隔海的故土，并祈盼着国家的统一。　
　　5　
　　　
　　蓝衣社沉沦了。民国的车轮还在笨重地、拙劣地向前滚动着。在30年代中期的漫长时光里，几十万的青年，或无可奈何、或无所谓、或认真乃至异常热诚地加入了蓝衣社，在这个过程里，他们把自己的身躯当作了蓝衣社的一个工具。但命运的转折，从蓝衣社解体后开始了。他们身不由己地被各种变迁、运动、革命、战争所牵引，乃至吞没。　
　　蓝衣社“办理结束”后，他们积极地在两个战线上工作。一是抗日，一是“反共反人民”。在接下去的近十年间，他们却有的死去，有的残废，有的升迁，有的沉沦。而后“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卷起了，近11万名青年报名从军。但新兵集训还没有结束，日本就投降了。这十余万经过彻底党化教育的人，又被投入了内战。他们因此成了一群英勇的羔羊，可悲可泣的打手……　
　　内战使近千万中国人丧生。这样，轮回就开始了。1949年前后，蓝衣社的几千名干部在战场上被俘虏、击毙，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原“十三太保”。解放大军节节挺进，每到一地，分田地，打土豪，逮捕前政权的官吏……千家万户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而复兴社的人们，犹如山洪爆发时的小鸟小兽，慌乱地逃命。　
　　流亡、潜逃到台湾或东南亚去的，毕竟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1950年镇反，人民中国以铁腕巩固着自己的政权，上万名甚至几万名原“复兴社、三青团特务”被枪决被判刑，其余的被划定了“地、富、反、坏”等成分；60年代初“四清”，通过“外调”、“内查”等手段，一些藏匿很深的人被揪了出来，成为“历史反革命”。　
　　再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无数苟活的蓝衣社分子发现，40年前的“新生活运动”的声势和方式，都在重现。历史又一次惊人地相似。只是他们由40年前的“革命”同志，变成了“革命”对象。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逮捕“四人帮”。但随后又是徘徊的三年。直到1979年，“摘帽子”工作开始进行，几百万政治“贱民”重新成为普通公民，蓝衣社的几十万遗老也在其中。公开审判“四人帮”、改革开放，一些原蓝衣社的高级干部还进入各级政协。历史类同独轮车，终于吱吱呀呀地完成了这个轮回。原来的那些青年，却毕竟都已经老去，大多数人甚至看不到这一天了。　
　　公审“四人帮”期间，最高法院特别庭的一份《公告》指出，“四人帮”的师爷张春桥，是隐匿很深的“原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分子”，他早在1933年就加入了蓝衣社，并在济南成为一个外围小组织“华蒂社”的头子；而“四人帮”写手姚文元，其父姚蓬子，也和蓝衣社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另一份资料也记载，“四人帮”的女皇江青，在其讳莫如深的上海阅历里，一度非常接近过蓝衣社……　
　　在这样浩荡的历史和人群里，夹杂着一个渺小的青年。他就是王天容。　
　　　
　　80年代初期，经过甄别、“脱帽”，王天容开始享受退休教师的待遇，每个月可以从县民政局领到几十元的退休金和一些津贴。此时，他妻子早已去世，一对子女业已成人，在当时仍然凋敝的乡间，他的日子挺富足。　
　　此时，村上的人对他，也恢复了一个遥远的称呼，“天容先生”。但一生的曲折，形成了他小心谨慎、走路怕踩死蚂蚁的性情。他从来不和别人往来。除了村上的一个也教过小学、略识几个字的青年。　
　　这个青年有一个弟弟，开着一个豆腐作坊。已经年近古稀的王天容，一口牙齿都掉光了，他顿顿用豆腐下饭。于是，每天早晨，他一出门，手上必定拿着一个装豆腐的碗，随后颤颤巍巍地来到这户有一个识字青年、一个豆腐作坊的人家。　
　　在买豆腐的几步路里，时光在仍然沉闷、但已略有清新的乡间，无声地流淌着。1982年前后，村上人对他更是尊敬。不仅因为他日子的宽裕、他的人品与学问，也因为他的女儿在“落实政策”后，到省城的一家大医院当上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医师……但沉迷在黑白战争电影、“抓特务”游戏中的孩童，有时还在他的屋子附近，窃窃私语着“这是老地主，是特务”一类的话语。有时，他走在无人的乡间路上，摆脱了大人管制的孩子，还远远地哄笑，大叫：“老地主、老特务”，“老特务、老地主！”　
　　这些声音传扬进和他交往的那个青年的家庭。这个青年的家里，有一个儿子，当时是八九岁的年纪。他拖着鼻涕，有时也夹杂在大群孩子里起哄。但只要有人告状，一回家，他必定要被自己的父亲暴揍一顿。　
　　不久后，这个孩子就随着他父亲进城了。在城市的一处租来的民房里，他渐渐长大，也渐渐开始喜欢起文学、建筑与历史。但当时的他，既厌恶体力劳动，更很少回顾乡间生活。于是“老地主”的身影，就渐渐地在记忆里淡去了。以至于几年后，当那个原名“王天容”的“老特务”，在那两间低矮的乡间老屋里去世时，虽然乡间以对一个读书识字的老人、村上第一个大学生的尊重，自发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他却也没有在意。　
　　王天容的棺木被抬上后山，被埋葬进田土，与这个孩子的祖父、许多叔公做了邻居。他渐渐地消失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了。但很久以后的一个夜晚，他，连同他参与的，用大半生去负载的历史，牵连着“军统局”、三青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