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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3年第3期-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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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容的棺木被抬上后山,被埋葬进田土,与这个孩子的祖父、许多叔公做了邻居。他渐渐地消失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了。但很久以后的一个夜晚,他,连同他参与的,用大半生去负载的历史,牵连着“军统局”、三青团,以及“蓝衣社”、复兴社的话题,出现在这个孩子与他未婚妻的对话里。 
  这个孩子,就是我。 
   
  2001年闷热的夏天,在未婚妻的支持下,我开始在计算机的键盘上,敲打着“蓝衣社”、“复兴社”的旧事。许多个晚上,不仅是对我们老家乡下一个普通老人的命运,而且是对他曾经隶属过的整个蓝衣社运动,我都发生了真实的兴趣。我感到自己是在和一群富有意味的民国青年对话。他们为了实现国家的强大,在破碎、蒙昧的民国图景上,先是忧虑、号哭、绝望,然后,因为某些特殊的契机,他们组织了起来,并领导了中国的青年。 
  他们的影响,甚至达到了1950年以前,和外部世界半隔绝的、我们老家的那个小小的渔村。渔村第一个到省城读书的青年,在他十几岁时,就把自己瘦弱的身躯,和他们的运动联系起来。并且在以后30年的时间里,遭受了冲击,成为一个村庄的“贱民”。 
  虽然这只是一个有着法西斯的勾当,却从来不能具备法西斯实质的运动。但,我依旧一遍遍地愤怒于那些卑劣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勾当。这些勾当,包括对舆论、对教育、对作为人类结晶的知识及其分子。 
  就在我进入一种近乎无法遏制的愤怒时,改变这个书稿、并且对我似乎是一种世界观的安排的事情,也终于产生了。未婚妻是一个喜欢在笔记本上抄记一些句子,单纯得不了解很多复杂事物的女孩子。但她对于美和自由,却有着直接的敏感。在写作期间,她的一个笔记让我看到后,我被深深震撼并感动了: 
   
  主, 
  我爱你, 
  并不是因为你答应过让我进天国, 
  我不违背你 
  并非为了怕下地狱 
  并非对你有所求 
  主,是因为你, 
  你本身吸引了我, 
  你那受辱被钉十字架上的形象打动了我, 
  你那伤痕累累的躯体, 
  你所受的侮辱和死亡震撼了我的灵魂。 
  是的,主啊! 
  就是你的爱感动了我。 
  因此,即使没有天国, 
  我还是爱你。 
  即使没有地狱, 
  我仍是敬畏你。 
  即使你不会给我甚么,我仍会爱你 
  即使你不成全我的任何愿望…… 
   
  这几乎就是人应该对历史、对苦难苍生的根本态度。它对我当时心境的冲击,几乎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儒教徒,热爱土地、祖先、血脉,深信自己在子孙繁衍的久远历程中,不过构成了其中的一个环节。我经常追溯着自己的那些面目模糊的先祖,在我的家族里,也几乎没有接受异教的人。但这首赞美诗,写的却是人类共有的品质和情感。在那一瞬间,我自己过去的那些世界观,几乎被深深动摇,我几乎突破了一个原本儒教徒仅仅关注自己生活环境的狭隘界限。虽然后来情绪又渐渐平稳,但,我却获得了写作这本书的根本情绪。 
  这样,我在和历史人物交流,在审视的同时,开始学会谅解和宽容。我不再愤怒,我拥有悲悯。我一遍一遍地抑制自己,希望自己的写作客观、深刻起来。 
  1995年,我作为一个客居在北京的青年,住在北京巴沟村的一间租来的小屋。那时我阅读着表面尖锐实则绝望到温厚的鲁迅。他也不断地在告诉我: 
  ……宽恕这些。 
   
  2001年8月9日到12月20日,未成稿 
  2002年8月9日到12月16日,第二稿 
  2003年2月17日到3月11日,第三稿 
   
  我的蓝衣社 
  丁三 
   
  我是在通俗文学的熏陶里长大的。小时候读《故事会》、《今古传奇》、《童话大王》,略大一点,是金庸先生的小说。以《笑傲江湖》为例,15年里,我前后读了几十遍。它不仅一次次让我接触着汉语的优美,起承转合的严谨,人物形象的鲜明单纯,而且影响了我的个性和情趣。 
  《蓝衣社碎片》也起于通俗文学。它从潜伏在我心里长达十几年的,我老家渔村的一些旧事、传说开始。正如所有乡下孩子都喜欢“聚义”故事、秘密组织一样,“口头文学”是这本书的酵池。 
  然而仅仅有传说是不够的。在我27岁的那个夏天,因为一些特殊的机缘,我知道它不仅是“传说”,更是一段动人心魄的历史,是“真实”。特别重要的是,浮动在这段历史里的一群青年,我有着恍若隔世的亲切。在长达18个月的写作时间里,不断出现在我脑海的,是这些亲切的名字。 
   
  我过去的十年是凄苦而暗淡的。所结交的第一个难忘的朋友,是一个叫“小卓”的人,他比我小两岁。历史上的福建,是个没有多少田土、收成的贫瘠之地,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吃番薯长大,但奇怪的是,这里的汉语气息,却是古典的、温和的、优美的。小卓就是我的第一个“文友”。 
  “文友”是自己冠以的名词。当时我在福建省图书馆自学,贫寒的状况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他在离福州大约100多里的一个小县城读书,每周也只有10元钱的生活费。两个十几岁的孩子都无比困苦,但他还坚持写诗。 
  我们大约每半个月见一次面,大多是我去那个县城。到达县城,往往是傍晚时分,夕阳斜斜地照进他与人合租的那间小屋,墙角都是啤酒瓶子。都是好酒的人,我们有时赊账,有时借钱,总能张罗出足够的啤酒。 
  印象里的小卓,总是紧紧地抿着嘴唇,倾听我谈一篇篇时兴的小说。我们处在讲时髦的年龄,“先锋”、“新写实”乃至“寻根”都让我们心动。然而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我上北京去了,小卓也从军。 
  我们从此很少联系了,我也不再谈文学了。当生意人、“发财”,是我此后许多年的主要向往。文字是那么脆弱的东西,它不能影响生活的任何一个局部。这时,在北京,我认识了老苗。 
  老苗是我的兄长,至今都是我最敬重的朋友。然而,当时我们的交往是很格格不入的。我身上有深重的流民气息,经常借钱不还。即使在那样的境况下,对许多发了小财或小有功名者,我都时常抱以自欺欺人的蔑视。但老苗却严谨务实,重信然诺,并且对许多事物的看法都深入宏大。 
  就是在这样的对立里,我们的交往和友谊居然维系至今,长达十几年之久。这是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自然,毋庸讳言,他的亲切和宽容风格,在一点一滴地影响和改变着我。 
  在北京当流民几年后,我回到福州,开始了商业生活。与我一起做事的,先后有十几个青年。这时我开始尖锐暴戾。但那些出身苦寒的人,却无一例外地让着我。我的第一个伙伴文良兵,我一度的秘书大王,我最主要的伙伴小迟更是如此。 
  我们一同在凄苦里做着发财梦,度过了几个最冷的冬天。我们几次险些真要发财了,但最后总是失之交臂。一个有深重流民风格的人领着一群诚实刻苦的人做事,其大抵的下场就是这样。 
  做了四年多的生意后,我仍然一事无成。2001年3月,再一次到北京时,我终于心灰意懒地承认,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回去后我解散了公司。几个月后,当我打算开始写《蓝衣社》时,我的这些朋友,他们的性情、风格、人品乃至形貌,也使我加深了对《蓝衣社》一个个主要人物的理解。 
  我从他们(包括我自己)身上看到了腾杰、贺衷寒、康泽、刘健群,也看到了戴笠、桂永清等人。如果说过往的时间和历史可以湮灭,那么,一个个青年共同的、相似的形貌和命运,却是恒久的。从历史里我们能看到自己,反过来也是这样。 
  因此,《蓝衣社》是写给向往过大时代、大成就的青年的。 
   
  在《蓝衣社》行将出版的前夕,感谢我的恩师王金石先生。15年来,他一直激发着我对汉语的热爱,并关心我的前途。感谢我的未婚妻程铭,她一直陪伴我度过写作的18个月,并照料我的生活。最后,特别感谢我的责任编辑周昌义先生,在我把未成稿投给他9天以后,他就打来了热情洋溢的电话,使我决心把它写下去。此后一年多的写作和修改,在很深的层次上更可以说,这本书其实是我和他“共同创作”的结果。 
  2003年3月22日下午于福州 


艺术家韩起祥
贾平凹 
  贾平凹,一九五二年古历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一九七二年以偶然的机遇,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 
  出版的主要作品:《商州初录》、《浮躁》、《废都》等。曾获得全国文学奖三次,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和法国费米那文学奖。 
   
  从榆林北的横山来到了延安,韩起祥就一直在延河桥头说书。那时的延河桥虽然还是一座木桥,冬天里铺架着,夏季长长的日子里却抽了木板放在小学校的土墩上当课桌,但那儿有一片空场子,有一个河神庙,来往的人多,三六九日又逢着集会。 
  那个早晨,太阳还暖和,韩起祥就坐在庙门口,他穿得臃臃肿肿,小腿上系着竹板儿,睁着一双瞎眼,拨怀里的三弦。手的拨动和腿的闪动配合着,丝竹一齐价响,嘴里却含混不清地发着肉声,像噙着了一颗核桃。韩起祥的声音原本洪亮,吐字也干脆,他的含混是在招惹行人,这如戏开演前的吵台。“铮铮铮铮,铮铮铮,铮铮铮铮铮铮”,节奏愈来愈激越,脚腿有力地踏动,一会儿就尘土飞扬,眉毛胡子都变灰变粗了。一群人遂立定了步看他,有挑担的,有背了筐的,有的赶着羊和驴。羊在主人的胯下温顺安静,驴却掀开厚厚的嘴,在寒气里长声嘶鸣。 
  韩起祥也扬着脸看着人群,但瞎眼永远看见的是黑暗,他就被完全陶醉在自己的音乐里了,眼皮眨得飞快,像鸡要产蛋时的屁眼儿。人们担心的是那鼻尖下吊着的一颗清涕,亮晶晶的,就要掉下去,却到底没有掉,大家就松了一口气。 
  “瞎子瞎子,你弹得好!” 
  韩起祥听见了叫好声,仍浸淫在音响里不能出来,腿是不动了,竹板安息,手指头还又拨了一下三弦,铮泠泠将一把豆子撒在盘中了,才收住,便仄了耳朵听瓷碗的响声。韩起祥的耳朵非常灵,从碗的声响里逮听出有人丢进去是一枚铜子还是一颗小石子,或者是一张面值多少的纸钞。遗憾的是瓷碗里细微的声音是一只苍蝇起飞的响动。 
  “瞎子,瞎子,”有人又在叫他,“你是真瞎子还是假瞎子?” 
  “我是说书的。” 
  在陕北,说书是盲人的专利,明眼人是不能抢残疾人的饭碗的。韩起祥要证明着自己的正统,把眼皮掰开来,红的眼圈里是一颗白的眼珠,他听见有人说:哟,像煮熟的鱼眼!韩起祥就笑了笑,从怀里取出个油乎乎的硬纸本儿,放在了脚前的地上,说:“我是白云山赛书会上的状元。” 
  白云山有陕北最大的道观,十年前曾有过千人赛书会。 
  “莫不是那个小书圣?” 
  “那时候是小,现在老了。” 
  “小书圣,小书圣,”人们兴奋起来了,“你给我们说一段,说得好了,晌午管你一顿捞饭!” 
  “要《封神演义》吗?” 
  “要短一点的,能抓人的!” 
  韩起祥摸了摸肚子,他的肚子很大,似乎里面全装了书,想了想,就抿了抿嘴,突然如折竹裂帛一般,弦音和板音一齐炸响,他说唱开了: 
  红洋布袄袄扣门门开 
  一对对奶奶滚出来 
  上身身搂定下身身筛 
  哎哟 
  好盛(注:太好了)的妹妹你解不开 
  好几双的拳头砸在韩起祥的头上。韩起祥的感觉里那是几双棉花锤儿,而且从“太酸了,你瞎子太酸”的骂声中,分辨出这是五个三十出头的婆姨,两个胖点,两个瘦点,一个牙齿稀得缝儿能藏米粒,爱抖胸摇腿。 
  “妹妹解不开,你一个瞎子就解得开?你混不上碗饭了!”她们说,“听说你会算卦?!” 
  “瞎子都能算卦。”韩起祥说。 
  “那你算算我们五个中谁是寡妇?”婆姨们说;“算准了,你摸摸,这枚铜子就归你,算不准了这个瓷碗我们可要拿去喂猫呀!” 
  韩起祥说:“让我算算。”手指在掐,耳朵却在动。韩起祥的耳朵高过了眼眉,耳尖像兽耳一样往上耸。“谁是寡妇?寡妇的头上有三根白发哩。” 
  四个婆姨就扭了头往一个婆姨的头上看,韩起祥立即逮听了四个扭头的声响,他指着了一个婆姨,这婆姨哇地就叫起来。 
  从此,这寡妇天天来桥头帮韩起祥哄场子,唾了唾沫,把烟叶在腿面上搓成卷儿让他吸,又把两颗铃铛系在他的探路棍儿上。许多许多的人十年前就风闻过白云山赛书会的“小书圣”,但从未见过,跑来让说《三国》,韩起祥连着说了五天,让说酸曲,韩起祥一段一段能说上百个。他们就将馍馍往他怀里塞,提了米酒给他,说:“毛主席是福星,他一来延安,什么样的能人奇人都来了!可惜是瞎子。”寡妇说:“他银盆大脸的!”众人就取笑寡妇,寡妇捡了驴粪蛋掷多嘴的人,偏对韩起祥说:“我家有孔废了的窑,你住去!”韩起祥只是笑着,叫她是大嫂。韩起祥在延安了多半年,没有人撵他,也没有人拿了麻绳威胁着要抢劫,晚上睡在河神庙的泥塑后,巨大的鼾声从庙门缝中传出很远。 
  又一个落雨天,韩起祥在庙里说《岳飞传》,三弦紧拨,如一锅的炒豆在蹦,他面前的孩子就越坐越近,越坐越近,仰着的脸被飞溅的唾沫全淋湿了。这时候,一匹马噔噔噔地从桥的那头跑过来。孩子还以为三弦在弹,弹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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