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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4期-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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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还算幸运，没碰上前野良山、贝召洋二那样杀害自己同胞的刽子手；她们九死一生，是刽子手屠刀、子弹下的“漏网之鱼”。
路边，不时出现几个同情她们的中国妇女，发出声声叹息。
一位善良的中国母亲，手捧两个刚刚从火盆里扒出来的热烀地瓜，送给一个饿得不行了的日本孩子。男孩身边走路里倒外斜的母亲，竟为这两个地瓜，“扑通”一下跪倒在地，给中国母亲磕头。中国母亲们急忙扶起她，陪她流泪。两个素昧平生的“敌国”的母亲，就这样“相识”了。用眼神儿，用泪，用心。尽管，只有几分钟。在中国母亲看来，她们失去了土地、粮食、财物，还有亲人的生命。但，抢她们杀她们的不是这些妇女和孩子啊！
战火刚刚熄灭，家家都穷，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吃的，最为宝贵。可中国妈妈认为，能救人行善，宁可自己挨饿……
不要问她们从哪儿来。也不要问她们到哪里去。这些人类中最弱的群体，遭此苦难，足以拨动中国老百姓的心弦！
突然，王凤君指着不远处的一棵大杨树惊骇地问：“媳妇你看，那是什么？”
“呀，孩子，那是孩子啊！”妻子说。
夫妻俩跑过去一看，脸都吓白了——一棵大杨树上，吊着六个孩子，一个妇女！
王凤君搓手跺脚地叨叨：“作孽啊，作孽啊！”
此刻，我的心也如王凤君一样在抽搐、滴血。这个妇女怎样把六个孩子一一吊了上去？如果孩子们四下逃散，她撵得过来吗？当她把第一个孩子吊上去，另外五个孩子眼睁睁地看着，何等的残酷啊！吊上去的越来越多，剩下的越来越少，最后一个孩子吊上去之前，哭没？瘫没？挣扎没？孩子死前，她向他们说了什么，是留给这个世界的不解之谜。我们可否这样理解，她曾跟孩子们说，这样，我们就“回家”了。无论怎样，我们都沉痛不已。我曾怨恨过那个女人。可指向又不那么明确。这个悲剧，像似这个女人导演的，又好像不是；这些孩子，是这个女人杀的，又好像不是……
六朵花还没开，就谢了。六盏灯刚一点着，就灭了。六个生机勃勃的青果，一下子，离开了母树……
王凤君妻子啪地拍一下大腿，指着孩子对“傻了”的丈夫说：“还愣啥呀？快看看有活着的没，”她一边落泪一边感叹，“太可怜啦！太可怜啦！”
王凤君挨个检查，发现那个４岁左右的男孩子还活着。
无法辨清这七个难民是不是一家人。可能是母亲亲手勒死她的孩子，然后自缢身亡；也可能她是受人之托，本想保护这些孩子逃难，在走投无路时下此狠手……
但王凤君夫妇能“辨清”一件事，“把孩子抱回家，当亲儿子一样抚养。”
这个男孩子叫王洪德，现为桦南县曙光农场工程师。
王洪德工作时，曾有“革新大师”、“猛士”的称号。
他曾驾驶过拖拉机、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任包车组长。
王洪德苦苦钻研技术。他不仅是大名鼎鼎的“业余机械修理工”，还是一个名震农场的“革新大师”！当那台Ｃ－４老掉牙的机器故障连连，眼睁睁看着小麦掉粒、大豆炸荚，他把收割机的“悬臂式”推进器改为“整体偏心式”推进器；把大豆收割机“纹杆滚筒式”改为“封闭滚筒式”；为了增大吞吐量，改装了玉米脱粒机等。此外，他给“康拜因”加配茎秆还田器，扩大了农场茎秆还田面积，为改良土壤做出很大贡献。
至于连续七天七夜工作，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已属“家常便饭”。
他那一大摞子红彤彤的技术发明证书、奖励证书，埋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啊！
有一个他用生命换来的故事，我不能不告诉我的读者。
这天，王洪德正在车库修车。一位同事粗心，把一个装满汽油的大盆烤着了。“噗”地一下，火苗蹿起老高。在场之人当即傻了。上有木质天棚。几步远就是车，那里停放着十几台车啊！王洪德抱起一条保温被冲了上去。油盆上边压着保温被，保温被上压着王洪德。火焰一次次从保温被中挤出来，又一次次被王洪德的身体挡回去！
王洪德的手太快了，被角当刀，一下下割断火焰，也割去一个让人后怕的事故。
这一切，王洪德只用一句话概括：“报效中国养父母的恩情。”
１９９６年６月，王洪德赴日寻亲。人们以为他将一去不返。然而，他回来了。王洪德说：“我爱日本，因为那是我的祖国；可我更爱中国，爱中国的黑土地。如果不是那亲爱的养父母，我有几条命也不可能活下来。养母去世了，我要守在养父身边，为老人尽孝。” 二日本遗孤福地正博的讲述
我叫福地正博，中国名字叫王久德。１９３８年３月出生于日本国青森县。生父叫福地正造，１９４３年率全家来到中国黑龙江省讷河县。父亲在县城中学当教员，母亲在北学田开拓团小学教书。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１日，关东军将已经３５岁的父亲征入部队（此时，离“波茨坦协议”只有１７天，离日本裕仁天皇“８·１５”投降日，只有２４天！作者注）。
日本战败投降后，母亲率全家随开拓团向南徒步逃跑。途中带的钱花光了，带的东西也卖的卖、扔的扔。逃亡路上十分艰苦，生病的人越来越多。到了１１月，难民们被迫在一所空房子里住下来。当时东北的天气很冷，我们还穿着单衣服，又没有吃的，传染病很快在我们这群逃亡者中蔓延开来。我２岁的弟弟、４岁的妹妹、６岁的弟弟和母亲相继得病去世，五口之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１９４６年１月，我们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继续向前走。我的双脚都冻坏了。肿得像发面馒头一样，每走一步都疼得要命。一天我们走到一座县城，在那里住了几天，后来乘火车到达齐齐哈尔，住在龙华路民航大院，这是专为收容日本人而成立的临时收容所。这里集中了１００多个日本难民，大多数都身患重病，当时我也病得只剩一口气了。３月５日，收容所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准备领养一个小孩。她看到我重病的样子十分难过，便问我愿不愿意到她家去。难民们劝我说：“去吧，到中国人那里，把病治好了，就留条命。”这样，我便被那位中年妇女领回家。她就是我的养母安淑卿。我的养父叫王玉山，那年已经５２岁，他们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小孩。我来到王家虽然使养父母有了天伦之乐，但也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
养母把我领回家时，我是一个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病孩子，而且得的是伤寒病，是一种忽冷忽热的恶性传染病。我经常大喊大叫，说胡话，吵得四邻不安，更不用说整日守护我的养父母了。当时养父母家生活困难，只靠养父摆小摊维持生活。他们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却东挪西借地为我求医治病。我吃不下饭，就给我订牛奶；睡不好觉，养母不怕传染，每天都搂着我睡。这一切就是亲生父母也难做到啊！在养父母的精心照料下，我的病终于痊愈了。但此后却留下了身体虚弱的毛病。二老为了让我吃得好、穿得好，能够健康成长，他们风里来，雨里去，顶酷暑，冒严寒，在街上摆小摊，卖香烟和凉粉。为收养我这个日本孤儿，二老多吃了多少苦啊！我的身体一天天康复了，１９４７年又重返小学读书。在学校，虽然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我是日本儿童，但没有人歧视我。学校成立少先队的时候，我是第一批队员，先当中队长，后当副大队长。
在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练单杠，不小心大头朝下掉在地上，摔伤了胫骨。后来又得了骨结核，全身许多关节都烂出窟窿，总往外流毒水。这可把养父母急坏了，养父为了多挣点钱给我治病，不顾年老体弱，只身到牙克石林区给人家做饭，结果得了一身重病回来了。回来后，还得带病上街卖菜。养母从我得病那天起就没闲着，领我南跑北奔，求医求药。有时钱花光了，就给医生磕头，前额都磕肿了。这样靠养母那颗赤诚的心，每次都能求得一些药回来。可是当我看到养母给人家磕头求药时，我的心如刀绞般难受。后来，我说什么也不去看病了。但养母仍一如既往，坚持出去讨药。即使身体有病，也硬挺着，三步一歇、两步一停地到处求医求药。为此，我不知哭了多少次。养父母对我的恩情真是比山高、比海深。当时尽管没有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但靠养母讨来的药，使我的病得到一定的控制，学业没有荒废。初三下半年，我的病情加重，走路写字都困难，被迫休学。这时我们国家已经有了专治结核病的特效药——雷米丰，虽然价钱很贵，但养父母还是找人给我买来１０瓶，终于治好了我身上的陈年老病，使我又恢复了学业。
从我上中学那天开始，就一直享受一等助学金。党和政府的关怀，养父母的培养，使我这名异国孤儿饱尝了人世间最崇高的爱。我暗自下定决心，决不辜负政府和养父母的恩情，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在高中读书时，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对我十分关心和重视，先后让我担任团支部书记和校团委委员，并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１９５８年，我还作为齐齐哈尔市的惟一学生代表，出席了黑龙江省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受到省政府的奖励和表彰。１９５９年，我考入黑龙江工学院（即现在的科技大学），学习机械制造工艺及设计专业。从一年级第二学期到毕业，我一直兼任系学生会主席。１９６０年４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４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至今。先后担任系辅导员、系总支书记、教务处长、副校长、校党委书记。
我在大学读书期间，仍享受一等助学金，学习和生活费用基本够用，但我养父母每月还是给我寄些零花钱。我毕业后，开始每月工资只有４２元钱。除吃穿花销外，剩下的钱我全部寄回家去。养母一再来信叮嘱我，说我一个人在外不容易，家中不需要我的钱。但为了报答养父母的养育之恩，我还是坚持每月往家寄钱。后来才知道，我当初寄回家的钱，养父母一分也未花，全部积攒起来，每月一包，都是十元的新票。在我结婚时全给我捎回来。看着这些钱，我难过地流下热泪。多么伟大的中国母亲啊！有恩不图报，养儿不防老，而老人家的生活却又是那么清贫啊！我结婚之后，仍坚持每月给老人寄去２０元钱，以表寸心。
１９６６年，我的养父去世。当时我正在挨批斗，但我还是请假回到齐齐哈尔，为养父送了终。养母每次有重病，我们全家都回齐市去探望。还在我读中学时，养母又领养了一个女孩。现在我的养妹也已成家立业，我们养兄妹之间一直相处得很好。
关于我的日本遗孤身份，不仅我本人和养父母知道，我的老师、同志、同学也都知道。但是为了不伤害养父母的感情，我们之间从来不谈这件事。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许多在华日本孤儿赴日寻亲。为了报答中国养父母的恩情，在二老生前，我一直没有向组织提出寻找生父的要求。但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却做了一些工作。１９８５年，我校一位进修的同志到日本，曾向日本参议院议员木村睦男谈及我的身世。后来木村议员给我来过贺年片。不久，为了加强学术交流，我校邀请日本消防协会常务副会长德田正明先生为兼职教授。他和我校的爱新觉罗·永和教授是伪满时期的大学同学。永和教授将我的情况告诉了德田先生，他很激动，表示愿意帮助我寻找生父。同时对我的养母表示敬意。１９８９年３月，德田先生再次来我校讲学，其时我的养母刚刚过世。由于养父母均已去世，这时我心中寻找生父的愿望也就日益强烈起来。德田先生也希望我提供一些线索，以便于他回日本帮我寻找生父。我想起养母在病危期间，曾把我的原名告诉我的妻子和孩子，说叫福地正？菖，最后一个字记不清楚了。于是我将姓名情况告知德田先生。
德田先生回国后，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很快找到我的老家。我的生父仍然健在，但对我到底是不是他的儿子不抱太大希望。因为他曾于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４年两次来中国找我，先后到过哈尔滨、齐齐哈尔、讷河、伊拉哈等地查询，都没有结果。在哈尔滨他还到过与我校一墙之隔的黑龙江大学，也没找到我。临走时他还给黑大日语系一位女同学留下４万日元，登报寻找我，还通过日中友好协会协助查询，均无下落。父亲便认为我和母亲、弟弟、妹妹一样，早已不在人世。德田先生的消息，给他带来一线希望，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我寄来了旧时的照片。看到父亲和我儿时一起照的照片，我十分激动，多少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我恨不得立即把我的痛苦遭遇和幸福成长经过全都告诉我父亲，可是，我的日语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我便请永和教授代我写信，并附上根据我的记忆绘制的日本故居和讷河县北学田故居的地形图。不久我便收到父亲的回信。信中写到：
我的儿子正博：经过４０多年的岁岁月月，直到今天，我只能在梦中见到你。在我收到你来信的时候，真是喜出望外。我一边读你的信，一边哭泣，泪水几度中断阅读。我每读一行，泪水都不断顺两颊流下来。我想，我对不起你们……请原谅。给你第二次生命的是你的养父王先生、养母安女士。我对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并祈祝他们冥福。我若有机会到中国访问，一定要参拜他们的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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