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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女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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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要求不予同意，拒绝举行！
应该把两个可爱的小淘气鬼交给律师的母亲，她反正已经自讨苦吃，照顾过其中的一个了。
我觉得这个主意富有创造性。弗里茨·费斯特决不会想到这一主意的，是的，他不会想到的。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埃诺如释重负地对我笑了笑。
“咱们讲和吧？”
“讲和就讲和。”
“太好了！”我的律师说，并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埃诺？”
“什么事？”
“我还可以请求你做点事吗？”
“没问题。”
“请你的胡子重新长起来吧，我对它已经习惯了。”
三天后我登上了飞往汉堡的飞机。
这是一架很窄的小飞机，在冬季早晨的大风面前显得有点招架不住。另外，当飞行员拉起机头离开跑道的时候，没有人鼓掌，没有哪位空姐给我或其他什么人戴上一顶有趣的红色船形帽，也没有分发彩笔什么的。
我坐在座位上，夹在两个商人之问。他们既没有穿夏威夷的衬衣，也没有把啤酒瓶放到脖子上。不，完全相反，他们把一些似乎很重要的文件摊放在文件箱上，在里面饶有兴致地翻腾着。两位老兄顺手搅了搅他们半满的咖啡杯，对飞机猛烈的摇晃似乎毫无察觉。我悄悄地抓紧座位扶手，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要是哈姆弗雷·博格或其他某个这种类型的年轻人在这儿，他现在一定会贴近我的耳朵，用动人心扉的浑厚嗓音对我说：“你感觉不舒服吗，宝贝？”然后一定会递给我一块手帕或一杯矿泉水。要是查尔斯·布鲁森在场，那就一定会递上一瓶烈性酒了。
坐在我旁边的两位商人可不是这样，他们对我的满头大汗和突然发出的祷告声丝毫不加理会。当我穿着认识埃诺·温克尔时穿的那身衣服从他们中间挤过时，他们除了随口道声“早安”算打招呼外就什么都不说了。既没有对我的漂亮衣服吹一声赞赏的口哨，也没有问我今天晚上打算在汉堡做什么。对此我感到异常惊讶。
就在大风稍稍减弱、飞机爬到一定高度以后，他们也没有让我有机会进行一次生动诙谐的交谈。比如：
“请允许在下作个自我介绍。我是比约尔·恩霍尔姆，退休政治家。我现在乘飞机去钓鱼。”
“认识您很高兴。我叫赫尔，是作家。我同出版社约了日期，去谈小说校样的事。”
甚至当空姐走过来问我们还想喝点什么时，这两位老兄也没有趁机递给我一小瓶香槟。这着实令人遗憾，因为我曾想像着，我们一定是唱着歌、摇头晃脑地在汉堡着陆，然后在提行李处大家热烈拥抱，交换地址，依依不舍地告别。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正焦急地等在玻璃门后面的出版社代表团的眼前，为首的是那位动人的浮士德博士先生和他的夫人及母亲。编辑、女秘书、司机和行李员列队站在后面……
我们着陆时天气刚刚放晴。
我胃里有一点儿不舒服的感觉。我的大衣从飞机行李箱里往下掉，快要落到地上的时候，有人将其接住递给了我。
“是您的大衣吗？”
“是我的。”
我看了一眼递大衣的人，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他是不是对我这个作家以及去编辑部的事感兴趣呢？可他已经转过身，又埋头读他的报纸去了。
这就是我的经历。
我目睹了有钱人乘飞机的情况。连极为普通的商人在飞机上都衣冠楚楚，目不斜视，或把脑袋扎在报纸里。谁要是转身对人笑一笑，就准会露出他那皱巴巴、脏兮兮的脊背。
我把地址告诉了出租车司机。他微微点点头，也没有问：“您是作家吗？您叫什么名字？叫赫尔？听起来像‘先生’那样的称呼！这很好记！我要把这个名字讲给我老婆听听！”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而是绷着脸驶进清晨上班的车流中去了。
出版社大楼位于普拉哈特大街，就在阿尔斯特湖对面。
我昂首挺胸地走进前厅。喂，女士们，先生们，我来了。脑垂体里的姑娘们不得不留在门外。可她们挤在入口处，示威性地举着拳头，祝我成功。但愿她们可别挤破玻璃。
在一间玻璃房里坐着一位保养有方的女士。她看到我后，把身体往前倾了倾，对着装在玻璃后面的话筒问道：“您有何贵干？”
我故意先不回答，以一种期待喝彩的表情向正在把鼻子贴在玻璃门上的“战友们”望去，然后语出惊人：“弗兰西丝卡·赫尔。”
这下好了，她一定会跳起来，赶紧系上上衣扣，从洗手盆里拿出一束鲜花，跑出玻璃房，再三向我道歉，并发誓说，她没有马上认出我，然后带我去领导的房问。
然而我期待的事没有发生。女士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我，然后又俯下身子说出了下面的话：
“这儿没有这个人。”
“是没有，”我抬高嗓门冲着玻璃说，“因为我本人就是！”
我又用期待喝彩的表情向门外的姑娘们望去。她们赞赏地向我点点头，并做了一个威胁的表情，意思是鼓励我不要被人吓唬住。
“噢，是这么回事。”那位女士说，然后又重新凑到话筒上问，“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是浮士德博士约我来的。”我向这位不知情的可怜的看门女士解释道。她似乎还不明白，她所在出版社的老板请来的可是一位社会知名人士。
“浮士德博士先生正在度假。”这位女士对着话筒说。
说完，她就算交差了，又重新用北德人所特有的镇静忙着她的私活，即擦她的眼镜片去了。
“我把我的书稿交了。”我喊道，真想用拳头去砸那面玻璃墙，可那竖眉下逼人的目光使我放弃了这一念头。
“很多人都交了。”她冷冷地说，不想再听我继续解释。
“浮士德博士看了书稿！他想出版！”
该死的！我还要更严厉地训斥她吗？外面的姑娘们从口袋里掏出了防身喷雾器，想穿过门口递给我，以助我一臂之力。
“我早晨六点就把两个孩子托给朋友照顾了，我这样做该不是为了踏进你们宫殿的大门就打道回府吧？”我冲着这位女士所在的玻璃宫殿的窗口喊道，“您以为我是来消遣的吗？”
这句话起作用了。那位女士赏脸地按了按蜂鸣器，通往玻璃房的门打开了。
“请问您贵姓？”
“我过去、现在、将来都叫赫尔。”哼，你这愚蠢的臭看门婆娘，我要对你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才行。
那位女士拿起楼内电话，用装腔作势的标准话说道：“是安妮格蕾特吗？一位赫尔（咳嗽，故意停顿）女士（故意停顿）同你们约好时间了吗？”
再次故意停顿，然后她放下了话筒。
安妮格蕾特显然是高兴地予以证实了，因为这位女士没有进一步刁难就让我继续往前走。她指了指通道尽头的电梯说：“在第六层！”
“多谢了。”说完，我拔腿就走，去见某个叫什么安妮格蕾特的。她一定正高兴地站在电梯门口迎候着我呢。
可楼上空无一人。
二十个房间都是大门紧闭。
“安妮格蕾特？”我压低了嗓门喊道。
没有动静。我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重新下楼，再次隔着玻璃训斥那个臭看门婆娘，用更严厉的语气责问她：“谁负责接待我？在哪个房间？我同你讲话时你要站起来！你难道不知道你在同谁说话吗？”
要么继续站在这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压低嗓门到处喊“安妮格蕾特”，希望安妮格蕾特突然带着幸灾乐祸的笑声从墙后面跳出来。
要么就挨个儿敲门，口中喊道“刑事警察”，然后叫众人大吃一惊，再喊道：“所有叫安妮格蕾特的都给我站出来，站到墙根旁！”
弗里茨·费斯特对这一难题没有提供什么答案。于是，我向第一个门走去。可这门上挂着女厕所的牌子，一位打扮入时的女秘书站在里面，正在给咖啡机加水。
“您好。”我说，“您是安妮格蕾特吗？”
“正是。”这位笑嘻嘻的女秘书出乎我意料地说道，“您是弗兰西丝卡？我正在为我们煮咖啡呢。”
“您可真好，”我说，“我确实想喝咖啡了。”
好极了，这一道障碍终于跨过来了。要想成就大事可能就得这么紧张！可也许我自己觉得是这样。整整五年了，我还像个孩子一样在地上爬行，没有受过训练，连直立行走和同成年人谈话都觉得生疏了。
我们两个边走边亲切地聊着，她一会儿问：“您今天刚从科隆来的吗？旅行愉快吗？不愉快？为什么？”一会儿又说：“汉堡的天气总是这么糟糕。”就这样，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她的办公室。她给我拿了把椅子，坐到我身边，摆出一副想继续聊天的架势。在这座大楼里，似乎普遍用“您”称呼，可同时又都喜欢直呼其名，就像电视剧《达拉斯》、《丹佛》和《新泽西》中所惯用的那样。比如：
“戴西，您怎么喝咖啡？加糖吗？”
“谢谢，麦尔特瑞德。您今天穿了一件很迷人的衬衣，这可以遮盖您脖子上的皱纹。”
“噢，这件衬衣是在马克西姆商店发现的。那里也有一些特大号时髦货，您一定可以找到适合您穿的。也来点奶吗，戴西？”
“好吧，谢谢。”
趁酷爱聊天的安妮格蕾特还没有问我要不要也给咖啡撒点盐或胡椒面、我是在哪儿弄到的这套正好遮住腰身的衣服的，我就先发制人，赶紧向她提出一个好奇的问题：
“浮士德博士先生不在吗？”
“不清楚，”安妮格蕾特亲切地说，“我在这儿只管朗格博士负责的审校部的事务。”
“噢，是这样！”我说。看她不打算谈论我所提出的话题，我又说：“也许这位先生在办公室吧？”
“到现在还没有来。”安妮格蕾特说，“本来他早该来的。我想他是开车去机场了，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并不怎么准时。”她狡黠地笑了笑。“汉堡有点儿冷，是吗？”这个安妮格蕾特本来还是个很不错的伙伴，可她对我内心的痛苦一点儿也不清楚。哎，我那两个孩子此刻正在做什么呢？他们从清晨六点就呆在阿尔玛·玛蒂尔那里了。他们完全是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地走进她家的。
是埃诺用车送我去机场的。当然，他作为律师……不，也可以说既作为老朋友又作为新朋友，应该将功补过。要是我知道坐哪次航班返回，应该打电话告诉他。我本来打算马上就回到他们身边，这就意味着我将永远回到我那当家庭主妇的生活中，反正这儿也没人想见我。我飞到这儿来可不是为了同安妮格蕾特一起喝咖啡、聊大天的！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当然可以，”安妮格蕾特说，“您先拨个0。”
我拨了0，然后拨了科隆的区号，又拨了阿尔玛·玛蒂尔家的号码。
要是我在电话里听到孩子的哭叫我就马上叫出租车。我的一只脚已经跨到了外面。
隔壁房间传来了响声。
电话在阿尔玛·玛蒂尔家嘟——嘟地响着。
“我想朗格博士先生回来了。”安妮格蕾特说，同时打开了通往隔壁的门，往里瞧了瞧。
“温克尔。”埃诺的母亲说道。我紧张地听着，但并没有听到孩子们的喊叫声。
“是我，弗兰西丝卡。”我说，尽管我的注意力根本不能集中。
“朗格先生，赫尔女士已经来了。”安妮格蕾特在隔壁房间里对她的上司说。
“您好，弗兰西丝卡！”阿尔玛·玛蒂尔高兴地说，“到汉堡很顺利吧？”
“请她进来，”朗格先生说，“我在机场没有接到她。”
“很顺利。”我对着话筒说，“我只想问问，孩子们怎么样？”
“好极了。”阿尔玛·玛蒂尔说。同时安妮格蕾特对朗格说：“她正在打电话呢。”
这时，门开了。朗格先生亲自出现在安妮格蕾特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位五十出头的先生，穿着没有熨烫的带皱褶的西服。我的目光自动地射向他的裤脚。
上面没有自行车夹子。
“您怎么样？”阿尔玛·玛蒂尔高兴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傻愣愣地说道，让话筒垂了下来。
我呆呆地看着朗格先生。
现实中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这不可能是真的吧。
“喂，弗兰西丝卡，”阿尔玛·玛蒂尔在话筒里喊道，“您还在听电话吗？”
“是的，”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在听。”
“弗兰西丝卡，”朗格先生说着，眼睛直盯着我，我觉得我的两个膝盖都快要裂开了。
“太好了，您终于来了。”
我慢慢地放下了话筒。
我和编辑面对面坐着。书稿摊在桌子上，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安妮格蕾特发现我们早就认识，她于是非常知趣地悄然退了出去。就像埃诺的秘书毕阿特一样，她也不叫接电话，不让人打扰。
“您的情况我就不用问了。”维克托说。他那沙哑的声音直到今天还像从前一样，一听到它，我就酥软了。“我了解您的一切。”
“是的。”我回答说。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对，他是了解我的一切！因为他看了写我生活的那三百页书稿！
“真叫人想不到。”我说，我对自己说的话也感到有些奇怪。“你……您是从哪里知道的？”
“要是您不反对，我们还是用‘你’称呼吧。”维克托亲切地说，“用‘您’称呼我的弗兰西丝卡我确实很难张口。”
一听到他说“我的弗兰西丝卡”，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天哪，这句话出自他之口是多么叫人心醉呀！（要是埃诺这么说，我就感到非常难受！我会马上指出，我们只是一种工作关系，而不是某种占有关系，还是用那种晦涩难懂的公文德语表达为好。）
“那就用‘你’吧。”我说，并轻轻地咳嗽了几声。
“我记得很清楚，”维克托微笑着，“最先给我寄东西的那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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