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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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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海风云 小说中的“般载”与船舰（2） 作者：伊永文
那是此书的第八十回。高俅在征剿梁山泊水军失败后，“使人去近处山上，砍伐木植大树，附近州县，拘刷造船匠人，就济州城外搭起船场，打造战船。一面出榜招募敢勇水手军士”。光船工住的草屋，就有三二百间，“匠人数千，解板的在一处，钉船的在一处，艌船的在一处”。这样的叙述，是符合宋代造船兴盛史实的。被高俅选中的造船者叶春，是因“以图取胜，将纸画成船样”。寥寥几字，读者一般不会在意，但这确是画龙点睛之笔。所谓“船样”，就是比较详细的船舶设计图纸，在图纸上注明船体和各部件的大小尺寸，规定用料、用工、造价等。应用“船样”造船是自宋开始的官方造船厂所必须遵循的造船设计法则。这是古代中国船舶设计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施耐庵将这一历史性发展写入《水浒传》是很有意义的。
叶春所设计的“大海鳅船”，“两边置二十四部水车，船中可容数百人。每车用十二个人踏动，外用竹笆遮护，可避箭矢。船面上竖立弩楼”。陆游《老学庵笔记》也曾说过钟相、杨幺水军所用“海鳅头船”，看来《水浒传》中的“海鳅船”是有根据的。
“海鳅船”造好后，是冬天下水的，这也是符合宋代船只下水史实的。下水的过程是：较大的船造成后，在泥地上挖两条穴道洒水润滑，船底纵向绑扎两根方木，搁于穴道中滑行下水。冬天下水则如《金史·张中彦列传》所记：
召役夫数十人，沿地势顺下倾泻于河。取新秫秸密布于地，复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众乘霜滑曳之，殊不劳力而致诸水。
《水浒传》中的“大海鳅船”就是采取这种方式滑入水中的。确切地说，《水浒传》在反映宋代造船技术方面，已达到了它所处的时代的最高水平。然而，《水浒传》毕竟是以描写宋江等人“逼上梁山”的小说，造船及用船交战，不过是其中一个煞有趣味的场景。全面将造船、船上人员组织等全过程一一展现的是明代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虽是一部小说，但它采用几乎类似“界画”的描写手法，是可以作明代的船舰历史来读的：
首先，建造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的“宝船厂”，是在下新河三叉口，即今南京下关三叉河，这与史书所记是相吻合的。《西洋记》第十五回写到献给皇帝审查的“经折儿”，“海里画的是船，船又分得有个班数，每班又分得有个号数”，实际这就是“船样”。“船样”标明造船的工料定额、主要的构件，如沈《南船记》性质一样。当然，《西洋记》不可能像造船技术书那样专门化，但它也透露出了明代造船技术一个相当精确的侧面。像“宝船”的铁锚，分上中下不同类型，每一类型又要细分“三号”，最大的“头一号的锚要七丈三尺长的厅，要三丈二尺长齿，要八尺五寸高的环”。系锚的棕缆，“每根要吊桶样的粗笨”。为锻造这样的铁锚，锚厂搭起了49座，周围约有9丈9尺，高约有2丈4尺的炉子，“各铺行运铁，各匠人运炭，实于各炉之中，以满为度，也不论他千百担斗”，“只见那炉上的小门儿风儿又宣，火儿又紧，火趁着风威，风随着火力，无分昼夜，都是这等通明”，“却就是火焰山也不过如此”。这情景不由人想起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对“锚”的评说：“盖炉锤之中，此物之最巨者。”
《西洋记》不单在描述造船技术方面准确、细致，在其他方面也大致不差。像各船编定字号，《筹海图编》可证确实是这样。《西洋记》所说的“宝船”长44丈，阔18丈，无论验之正史《明史》，还是验之笔记《客座赘语》，都是这样记录的。此外，《西洋记》还写了“马船”、“粮船”、“坐船”、“战船”。这些船，在典籍中也都有明确记载，而《西洋记》较之则更为详实，罗懋登写道：
每一号船中间，有明三暗五的厅堂，有明五暗七的殿宇。每一号船上面，有三层天盘。每一层天盘里面，摆着二十四名官军，日上看风看云，夜来观星观斗。
尤其是郑和所乘的第一号宝船，“是个帅府，头门、仪门、丹墀、滴水、官厅、穿堂、后堂、库司、侧屋，别有书房、公廨等类，都是雕梁画栋，象鼻挑檐，挑檐上都安了铜丝罗网，不许禽鸟秽污”，真是规模宏大，设计精巧。
三桅大船
郑和远涉西洋，除却外交、贸易，还含有抵御侵袭、耀兵异域的成份，所以专有军事护航的“战船”。“战船”的编制和装备，在以“从军”名义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写的《西洋番国志》中也没有提到，其他史料也言及寥寥，因此，笔者将《西洋记》中有关“战船”的情况加以综合统计：
“战船”有五桅，长18丈，宽6丈8尺。载捕盗、舵工、瞭手、扳招、上斗、碇手、甲长、士兵，共580名。
每艘“战船”备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管形武器：大发贡炮10门，大佛狼机炮40座，碗口铳50个，鸟嘴铳枪100把，喷筒600个。
燃烧爆炸物有：火箭5000枝，烟罐1000个，灰罐1000个，火砖5000块，火炮300个。弹药有：火绳6000根，粗火药4000斤，鸟铳火药1000斤，大小铅弹3000斤。
远射防袭的器械有：弩箭5000枝，药弩100张，铁箭3000枝，铁蒺藜5000个。
靠船近战器械有：钩镰100把，砍刀100张，过船钉枪200根，标枪1000枝，藤牌200面。还有弩药10瓶，大铜锣40面，小锣100面，大更鼓10面，小鼓40面。这是为作战时助威，并起通讯联络作用的。
在《西洋记》中，郑和就是凭着这样优良的军事实力，所向无敌，踏平西洋万顷浪。虽然其中不乏夸张成份，但强大坚固的船舰却不是虚构的，从这一点来说，明刊本《新镌量江记》中水军演习图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基本上是当时船舰的一系列全景的真实而又生动的演绎。
官场口诀
俗雅之间 官场口诀（1） 作者：伊永文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经常有这样的画面：僧人坐化，总要将自己的一生总结成几句简短的话，传之于后人。这种便于记诵的语句可谓之“口诀”。若依此“口诀”去观察这位师父，其一生果然如此。寥寥数语，昭示着人的一生轨迹，中国人的这种根据事物内容要点归纳的能力可谓强矣。
质言之，口诀乃是以通俗而精炼的语言反映丰富而深刻的道理，口诀是总结，是经验，是喻事，是明理。有好的口诀，是人们为了实现某一目的，提炼出事物最精粹的部分作为行动的指南，是让人受用不尽的。因此，在古代社会，口诀是很盛行的。像鲁迅先生评论宋代“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口诀时就指出：这是撷取了朝廷的精华。所以可以这样说，口诀常常指示出当时社会习俗的倾向和脉络，使我们窥见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官场口诀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例证。
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制度，是以官为轴心的政治生活制度，若是掌握了官僚，便是掌握了政治生活制度的大半，而要谋得一官半职，则要洞悉官场的规矩。这些归结为一点就是，要了解其中的诀窍。若娴熟诀窍，便可无往不胜，飞黄腾达。所以，自古代官僚制度建立以来，官场上的各种口诀便层出不穷，《尚书·武成》篇就对官员的任命提出了标准：建官惟贤，位事惟能。汉代应劭《风俗通义》曾指出不负责任的官员的危害：县官漫漫，冤死者半。
有的根据官场“行情”，总结出当官的价码，如《三国志·夏侯玄传》中的“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宋代朱弁《曲洧旧闻》中的“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有的则直接勾画出官场上的“相酬图”，如李肇《唐国史补》中的“勾心斗角，互不相能，遗补相惜，御史相赠，郎官相轻”。
又如明代阮葵生《茶余客话》对“六部”的总结：
吏曰贵，户曰富，礼曰贫，兵曰武，刑曰威，工曰贱。
这种概括，简明而又准确。因为吏部管选官、记功、官吏的升迁，自然是“贵”。户部管土地赋役，计度财用，“富”是当之无愧。礼部管学校荐举，祭典接待，堪称“贫”。兵部管军政武选，仪仗兵器，“武”是最为恰当。刑部管遣徙流放，法治监狱，“威”是无可替代。工部管工程建造，垦荒导水，为体力劳作，这在古代中国只能是“贱”。
这些官场口诀，从不同的角度反射出了官场上的情态。然而，这毕竟只是客观的描述，最精彩，也最使人感兴趣的是那些如何选择官员，官员如何工作，如何成为合乎时代“标准”的官员的官场口诀——例如宋代洪迈《容斋随笔》中说唐代铨选择人的方法
有四个方面：一是“身”，即体貌丰伟；二是“言”，即言辞辩正；三是“书”，即楷法遒美；四是“判”，即文理优长。史实表明，唐代许多年轻的学子，正是遵循着这样的标准，得到升迁的。如唐代非常流行的“进士行卷”，就是此类的典型。
正是口诀有简明扼要的指示作用，在唐以后的朝代，官府都竭力将对官员的要求简化成为琅琅上口的口诀，以便易记易行。像唐五代蜀王孟昶就颁布过令箴于诸邑，共24句；宋太宗删烦取简，摘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此口诀一直流传到元代。
元代统治者，对官员的修养，积以前朝代之经验，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大德五年，徐元瑞撰成的《习吏幼学指南》，就是这种意图的体现。在这部书中，对官员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和官员所要达到的要求，几乎全都归结成为简明扼要的口诀，像吏称、政事、五事、户计、礼仪、详恕、救灾、三宥、三赦、五戒、三典、三罪、五纠、五禁、八议、五科、八例、十恶、七杀、法例、条贯、狱讼、勾稽、诸纳、体量、禁制、诸箴、三尚、仁恕等等。
其中，对官员行止的要求是：
孝事父母廉洁勤谨
友于兄弟笃实慎默
不犯脏滥谦让循良
对官员才能的要求是：
行遣熟娴算法精明
晓解儒书通习条法
语言辩利字画端正
但制定良好的官场口诀是一回事，执行这种口诀又是另一回事。元代末年，官贪吏污，已到了弊端丛生的地步，官场上流行的就是另一种口诀，如叶子奇《草木子》所记的官吏向人讨钱的各名目：
所属始参见，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
官场口诀
俗雅之间 官场口诀（2） 作者：伊永文
由于制度的腐败，官员的腐败是难以避免的。明代洪文科《语窥今古》对明代官僚机构中一些无所事事的官员总结了这样一段口诀：
一曰“习仪”、“拜牌”，二曰“接诏”、“送表”，三曰“救护”，四曰“春秋祭坛”，五曰“朔望朝王”，六曰“拜千秋”，七曰“两公作揖”，八曰“计期支俸”，九曰“手谈消日”，十曰“染须”。
到了清代，各省各州县衙门的情况大致相同，尤其是“参情状”，广西桂林曾有将此分段编为戏剧的，其中归纳为口诀的，被道光年间曾任巡抚、总督的梁章钜，写入自己归隐后的笔记中：
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噪”，四曰“鹄立”站司道班，五曰“鹤警”，六曰“凫趋”，七曰“鱼贯”，八曰“鹭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献”谢茶，十一曰“鸭听”，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鸦飞”，十五曰“虎威”各喊舆夫，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蚁梦”。
梁氏用一群动物作喻的口诀，画出了清代官场腐败群像，这犹如郑逸梅《艺林散叶》所记李鸿章谈的那句话：
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
李鸿章是清末官僚总管，他的话当然是切中要害的。然而，完全说清代官场口诀无一可取处，有欠公允。清代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对官员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尤其是在清初期和中期，清统治者励精图治，很有一番作为。在这个历史阶段出现了《吏部成语》之类的官场工具书，此书共420条，就官员的升选调补、考核奖叙、参劾处罚、省亲守制、公文名称、处分事例等官场的方方面面，都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和阐释。还有乾隆年间汪龙庄的《学治臆说》、《学治说赘》、《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万枫江的《幕学举要》，等等。这些著作，绝大多数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或成语，使人一目了然，易记于心。如果官员们熟透这些口诀式的行止规则，成为一名被统治者赏识的良吏，是不成问题的。如《幕学举要》中说到官员“灾赈”须实行的方法：
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驰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盗贼”。
还有“三便”：“极贫民便赈米，次贫民便赈钱，稍贫民便赈贷。”
“六急”：“垂死贫民急馈粥，疾病贫民急医药，病起贫民急汤水，已死贫民急埋葬，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系囚急宽恤。”
如果能将这些归纳出来的“灾赈”口诀随时酌行，“灾赈”会收到显著成效的。又如李日景的《居官三十六善》提出的：
无偏执，耐烦，不暴怒。事上谨饬，不竭民力为逢迎。不为不近人情事。不以游玩荒职业。不妄兴工役，劳民伤财。念丝粒皆百姓脂膏，不忍奢侈暴殄。有暇即读书。善处同寅，不生猜疑。关防家人，不得通关作弊。人有过，惩治后，即当释然。勿听信邪术，损民间资斧。培植学校。宴会不流连沉湎，不亵狎优俳。词讼随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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