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1期-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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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牧民的牛羊过去，居然垒了个石头墙。我大声说，总不能让我一个大校翻墙吧？把墙给我推了！　
　　在边境斗争中，我们历来主张不惹事，但不怕事。（即三有九不方针：有理，有利，有节；不惹事，不示弱，不吃亏，不对峙，不挑起事端，不扩大事态，不纠缠细枝末节，不发生武装冲突，不开第一枪。）　
　　战士们听到我的话，就上前去，三下五除二，把石头墙推倒了。印军的兵看着我们，没有任何表示。其实我这样做，我就是想试探一下他们，到底是想打，想蚕食，还只是对峙。　
　　我走过去，看了看他们的帐篷，一看他们的日子远不如我们的官兵好，三块石头搭个灶，每天就煮点儿甜茶就点儿干粮。睡的也很简陋。我们的兵睡的都是鸭绒睡袋，吃的是罐头，肉罐头鱼罐头水果罐头，丰富得很。就是新鲜蔬菜少点儿。　
　　你知道印军都是雇佣兵，年纪大，有老婆有孩子，我们的战士叫他们胡子兵。有拖累他们就不想打仗，对峙期间，对方一个胡子兵专门跑来跟我们的翻译说，如果真打起来了，我一定朝天放枪，不打你们，希望你们也别打我。我家里有老婆孩子，我不想死。　
　　也就是说，他们的士气更不如我们了。我在那儿和一个小战士聊天，这个小战士被赋予的任务是，一旦打起来就炸毁敌人的电台。我问他，你怕不怕？很有可能你最先牺牲啊。小战士大声回答说，我不怕，首长，你放心吧。　
　　在对峙一个月的时候，上级担心这些战士的身体，要把他们换下来，让另一个分队上去。这些战士坚决不下来。他们说他们熟悉情况了，也适应了，可以坚持到底。　
　　这就是我们的兵，十八九岁的兵。他们在面对生死时，没有选择，他们的生命在尚未完全成熟时，就担当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我故意在印军面前拿着一个兵的枪往山上走，他们紧张了，大声喊起来。翻译告诉我，他们喊的是，不要走火啊！　
　　看来他们的确不想打仗。我心里基本上有数了。　
　　晚上我就住在距对峙山口不到３公里的临时指挥所。那里的海拔也是４７００米。我怎么也睡不着，主要还不是缺氧，而是不习惯那个鸭绒睡袋。暖和虽然缓和，人像被捆着一样。熬到后半夜，总算勉强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早上，我又带人登上了ＭＬ山口的我方山顶，用了５０分钟的时间。山顶海拔近４９００米，有我们三个班的战士在那里坚守。　
　　听到这里我惊讶地说出声来：那么高啊！战士在那儿怎么生活啊？为什么非要在那里布置兵力呢？　
　　Ｃ大校在电话里说，伸出你的右手，用食指和拇指比一个八字，手背向你，两指间的那个窝，就是ＭＬ山口，拇指上，就是印军控制地，食指上，就是我们的控制地。我们不到那个地方，就不能监控对方。知道吗？　
　　　　我明白了。当然，明白不等于不为那些战士担心。　
　　　
　　Ｃ大校继续讲——　
　　在那里负责的，是某团副参谋长白玛，一个藏族汉子，很不错。还是个连长。连长见到我，眼泪一下出来了，握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在海拔近４９００米的地方生活，真的很苦。我说，你们辛苦了。连长说，我已经一个月没洗脸洗脚了。　
　　我和每个战士握手，并且让战士们马上给家里写报平安的信，我好带下山去给他们寄。战士们高兴坏了，都蹲在地上写。他们写信，我召集班长以上的同志开会。之后，我们离开那里，我们不能在那里呆久了，不能消耗他们的水和食物。我收了十多封信，后来到ＴＷ？熏到ＭＬ山口，再后来到Ｘ，我都让他们写信，一共收了一百多封，我们的车都快成邮政车了。我把那些信带到山南，寄了出去。　
　　我说，你每次下边防都要这样吗？　
　　他说是，力所能及为他们做点儿事情吧。　
　　Ｃ大校一行离开东章返回军区后，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上级。双边即开始了会晤谈判，一次又一次。终于在对峙进行到第８２天时，双方达成了协议，即：各自将临时工事摧毁，退回到原来的位置。　
　　对峙终于结束了。　
　　这支部队因出色完成戍边任务，受到了军委的表彰。　
　　两年后Ｃ大校又来到了错那。有同志问，要不要请县长和县委书记一起来吃个饭？Ｃ大校说要请，就把当年那六个和我们官兵一起坚持在ＭＬ山口的藏族干部一起请来，我想跟他们聚聚。　
　　那六个藏族干部真的来了，高兴得要命，说你还记得我们啊，Ｃ大校说我怎么会忘了你们呢，我们是共患难的朋友啊。我还没有好好地敬过你们酒呢。　
　　那天晚上，Ｃ大校挨着敬了他们酒，也挨着喝了他们敬的酒，一轮又一轮，最后，喝醉了。大家都醉了，醉得开心。　
　　　
　　１３．严酷的冷　
　　　
　　我因为曾在冬天进过西藏，也曾在冬天去过那曲，所以逢上有人跟我说哪里哪里冷时，我会说，那能有西藏冷吗？　
　　似乎有那么一点资格说冷了。　
　　西藏的冷让我刻骨铭心。那个时候我住在政治部边防军人接待站，很简陋的一个招待所。每天太阳一落山，我就赶紧灌上热水袋进被窝，再把另外床上的被子全抱过来，底下垫两层，上面盖两床。也没电视可看，就那么窝着看书，手还是冻，戴上手套看。早上太阳不出来不敢起床。看到太阳亮晃晃的在窗户那儿了，就起床，拿个小凳子跟着太阳跑，太阳晒这个墙角，我就坐这个墙角儿，太阳移到树下了，我就移到树下。十点以后，才开始正常活动。　
　　看照片上，我那时可谓全副武装，羽绒衣，毛裤加牛仔裤，大头毛皮鞋，围巾手套，有时还加上大衣。但依然是冷。从没暖和过。洗了一次衣服，两手就红肿了。记得有天晚上，我从一个护士家采访出来回招待所，走了没两步，就冻得胃痉挛了，疼得直不起腰来，只好弯腰去敲一个刚刚认识的女医生的门，让她给我找点儿药吃。她让我吃了颠茄，又给我下了碗热面条，我这才缓过来。　
　　说到吃，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天医院欢送老兵，菜摆好了之后，领导讲话，老兵讲话，其实也就十来分钟，菜全部凉了，上面白花花的一层，是凝固的猪油。我因为胃疼，一口也没敢吃。　
　　医生送我回招待所，路过一个水管，我听见流水声，一看是水龙头没关紧。就习惯地走过去关掉，医生又赶紧去把它打开，跟我解释说，不能关，关了明天早上就拧不开了，冻住了。　
　　我去通信总站采访那些女兵，女兵告诉我，她们洗了头，必须马上擦得很干很干，不然头发上就会结冰碴子。我去医院采访女护士，护士说，她们给病人打针，必须随时保持针管和针剂的温度，否则还没注射就冻住了。女兵们值夜班，穿上棉衣再穿上大衣，再在腿上盖一件大衣。就只露个脑袋了。　
　　可能有人会说，西藏的年平均气温，不会比东北低多少，为什么会冷成这样？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在西藏，没有取暖的条件。屋里屋外一样冷，女兵们值夜班的机房，女护士值夜班的护士站，还有招待所，食堂，办公室，哪儿哪儿都没有暖气，木柴，煤炭，电，气，一切可以取暖的能源都短缺。　
　　这几年条件好些了，而且，由于全球气候转暖，冰川萎缩，雪线升高，对地球来说不是好事，但就西藏而言，冬天要好过一些了。总算没那么冷了。　
　　但藏北依然很冷很冷。四季无夏，冷透全年。不知是不是因为它的海拔太高，藏北的平均海拔是４５００米。年平均温度为零下５摄氏度，最冷的时候达到过零下４８摄氏度。即使在８月，白天太阳晒得够戗，等太阳一落山，风就跟刀子似的，直刺肌肤，刺得我生疼，过“肤”不忘。有年春节我接到在藏北任职的朋友吴斌役的电话，我问他，很冷吧？他说还好，这几天气温升上来了，没那么冷了。我说升上来是多少啊，他说，零下２０摄氏度吧。我吓一跳，问，那前两天呢？他说前两天是零下３０多摄氏度。我说房间里呢，他说房间里不冷，我一天都开着电暖器，可以保持在零度。　
　　在成都有人叫唤冷的时候，我经常说这个段子。　
　　藏北的冷，应该用上“严酷”这个词。　
　　仅仅是冷倒罢了，当地人都习惯了，连我们的官兵也习惯了。怕的是灾，雪灾。那就不是冷的问题了，是寒，是冻，是僵，是对生命的杀戮掠夺。　
　　全国人民都知道，１９９８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特大洪水，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那年年初，那曲发生了特大雪灾——持续４个月的６９场大雪，将那曲地区１１个县的３８万平方公里土地盖得严严实实，２６万藏族牧民和５５４万头牲畜陷入绝境。　
　　当时前往藏北采访的我们军区新华社记者刘永华告诉我，西藏部队当即派出三千名官兵，几百台车辆前往灾区救灾。大雪封山塞路，一百台性能优良的火炮牵引车和推土机开道，装载救援物资的卡车紧随其后，一直深入到海拔５０００多米的藏琼玛地区，其间翻过５座雪山３条冰河，历经千难万险……　
　　那一年我在《西南军事文学》当编辑，曾编发了一篇反映某山地旅奔赴藏北救灾的报告文学。因为我认识带队的刘廷华政委，所以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从照片上看到，车队在雪原上前行，根本看不到路，路都是官兵们在一米多厚的雪原上用双手铲出来的。他们边走边开道，跟当年的１８军一样，历经１５天，打通了１００多公里的冰雪通道，将７０吨糌粑，１０万公斤燃料送到了柴尽粮绝的群众手中。看到那么多官兵的脸庞都被雪地的反光灼伤，脱皮红肿，那些藏族群众抱着他们不由得失声痛哭。　
　　全体救灾部队经过近四个月的苦战，开辟出数条通往各县各乡的冰雪通道，及时将三千多吨救灾物资，吃的烧的穿的盖的，送到了灾民手中，所有受灾群众无一死亡。部队３月初撤离时，藏族同胞们扶老携幼赶来送行，他们拉着官兵的手不愿松开，个个泣不成声，车开了就跟着车跑。场面非常感人。仅从一个数字就可以看出藏族同胞的感激之情：救灾部队收到哈达１６５８７条。　
　　６９场雪，２６万牧民，５５４万头牲畜，３０５４名官兵，无一人死亡，１６５８７条哈达。这些数字不该忘记。　
　　　
　　１４．４０年前的爱情　
　　　
　　我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这个故事。　
　　无论从哪里开始讲，都有一种痛在心里搅动。　
　　４４年前，即１９６１年，有一个叫马景然的高中女生，考入了解放军西安炮校，成为一名女兵。她很开心，不仅仅是穿上了军装，还因为她的恋人也和她一起考入了炮校。或者反过来说，她是跟她恋人一起参军的。恋人叫任致逊，其父母和她的父母是好朋友，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两家交好，他们从小认识，顺理成章地恋爱了。　
　　他们到部队的第二年，赶上西藏部队招收外语干部，就从他们学校挑选了１００名学员，进藏学外语，任致逊被选上了，马景然得知后也坚决要求去。领导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就特批她加入了进藏队伍。这样，马景然成了那支队伍里唯一的女兵。
　　　　
　　他们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到兰州。在兰州，他们与从北京选来的另１００名高中生汇合了，２００名年轻的学员从兰州出发到格尔木，从格尔木进拉萨。即从青藏线进入高原。那条路我走过，一翻过昆仑山口，海拔就高居不下了，全在四千以上。又荒凉，又寒冷，直到拉萨海拔才稍微低一些。我太知道那个难受的滋味儿了。我坐的还是好车，车上还吃的喝的齐全，都难受得不行，到一个点就赶紧吸氧。可当年马景然他们，坐的是大卡车，吃的是干粮，喝的是凉水。那个时候兵站还没有房子，露宿是常事，吃的也很差，还有高原反应，还有寒冷，还有数不清的困难。可马景然一直和所有的男学员一起往前走，和那２００个男学员一起住帐篷，吃干粮，栉风沐雪。每天晚上，她都睡在男学员大帐篷的角落里。没人知道她是怎么解决那些生理上的困难的，没人知道她是怎么适应那个雄性的队伍的，甚至没人听见她说过一句难过的话、伤心的话，或者一声叹息。一切的一切，她都默默地承受着。　
　　到拉萨后，正赶上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打响，学习的事自然推后，他们全部投入了工作，有的直接去了作战部队，有的去了机关医院。他俩和一批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俘虏营，做俘虏的教育管理工作。马景然是俘虏营里唯一的女干部。　
　　仗打完了，他们开始学习，前往建立在西藏扎木的西藏军区步兵学校。扎木那个地方我去过，在藏东南，海拔相对较低，树木葱郁，氧气也不缺。在那里建学校，肯定很适宜学员们读书。学校开设了英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等专业。教员都是从各个大学和外交部请来的老师专家，马景然是学校里仅有的女学员。住宿仍很困难。当时一个区队一个大房子，房子里两排大通铺。男生一个挨一个。在大房子门口，有两个小储藏室，一边住区队长，一边就住马景然。　
　　整个学校除了她，就还有两个教员的家属是女人了。连个女教员都没有。我不知道马景然是否寂寞，是否孤独？虽然她和任致逊在一个学校，毕竟，是集体生活，他们不可能卿卿我我，花前月下。连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都很少。我努力想象着马景然在那里的生活，还是很难想象出。我只知道她很内向，话不多。还知道，她和任致逊都学习印地语，成绩优秀。噢，还知道马景然中等个儿，长得秀丽文静，任致逊则高大英俊，一个帅小伙。　
　　马景然和任致逊一起，在扎木度过了三年时光。尽管有种种不便和困难，但对马景然来说，那三年是她最安宁最幸福的三年：守在爱人的身边，潜心读书。　
　　１９６７年他们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两人都留校当了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