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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女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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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个女人而言，发生在隐蔽的医务室里一切，将被永远称为她和她的医生之间的秘密。当时我有一个关键的优势：我所护理的病人的身体都与我的相似，尽管对女性身体的绝对认识是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每天当护理医生在忙碌的妇产科病房中工作时，我在为女人们作例行巡查，并且倾听她们生活中的故事。和她们一样，我在感受着女性身体波动的同时也感受着它所带来的慷慨、缺陷，并不可抗拒的通往死亡之路。　　　　
　　　　　　卫生保健专家、护士还有医生时常会轻视女性的健康领域。当我在诊所里工作了一个月时，我遇到了曾经在咖啡店里结识的内科医师。他听说了我所做的一切后问道：“你愿意为女人治疗吗？难道你就不厌烦？”他想知道我是否仍对医务工作的“兴奋感”念念不忘，好像甲状腺紊乱、荷尔蒙失调和高危怀孕这些根本不具备什么戏剧性似的。一个护士朋友皱着眉头失望地叹着气说，她认为产妇病房几乎没有什么挑战。那么我是不是更应该去接受重症特护的工作呢？　　　　
　　　　　　但是若干年后当我开始为女性健康工作后，当我成为重症护理护士时，当我成为专科护理医生时，我发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能激发斗志的世界。与精神病治疗护士和大学英语教授需要在头脑中凝思几个小时不同，我无法忽视或者远离身体的真实以及它那辉煌的开端和微妙的终点。我规则的心跳与导致月经产生的荷尔蒙悸动遥相呼应，与触诊病人腹部寻找内脏轮廓的手指韵律相合拍。当我将手贴近仍在母亲盆腔中的婴儿头部时，我能感受到他在不断成长。所有的隐私在我为病人们身体上投下的检查光线中一览无余。在诊所里，我的病人们和我与那些女人们的身体典故传说紧密相连，她们是曾于我们之前和今后将要造访这里的女人；这一切加上我们的经验创造出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们称之为女性健康。　　　　
　　　　　　这本书讲述了四个与身体自然规律和未知困惑作斗争的女性，而且，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取得了胜利。作为一种反抗与蜕变的行为，我写下了莱拉、埃莱诺、瑞妮和乔安娜。反抗，是我对那些低估女性健康重要性的近视的不满；蜕变，是因为我意识到自身在对这些病人的护理中正在改变。她们的不幸和前行的意志使我的目光谦逊而澄清。有一条细细的界限在我们女人之间，在一个护士和她的病人之间，在安乐与贫苦之间，在健康与疾病之间，也许只是一天或者一个电话。你和我处在我们那满是茶杯和咝咝作响的火炉的厨房中，而莱拉和瑞妮正流浪在街上；埃莱诺躺在手术室里，而我们安全地睡在床上；乔安娜在努力使身体欲望获得感知，而你和我却在调整能影响我们生命的持久原始的高潮。　　　　
　　　　　　当我讲述这些女人的故事时，我开始回顾，并叙述了自己的人生，它们就在我心中，即使不会总是写在纸上。就像埃莱诺和乔安娜，我也经历过身体的崩溃；就像瑞妮，我清楚身体和灵魂能够产生冲突。有时，经常在我们独自一人时，我们必须与肉体展开角斗以使灵魂获得生存。就像莱拉，我曾经一度是领社会救济的母亲，是一个没有钱没有车没有未来计划的苦苦奋斗的单身母亲。今天，当我面对我的病人的时候，她们看到的是一个受到教育的妇女，她的状况似乎看上去要比她们强。但是，在她们的故事里，我再次看到我当年曾经身处的境遇，而且我回想起，那条带我离开这个境地的道路是何等难觅，前行又是何等艰辛。　　　　
　　　　　　发生这些故事的妇女保健诊所的原型是一家市郊医院。它可以为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没有绿卡或者护照的女性提供服务，还有靠救济金生活的妇女和女孩，低收入者和没有保险的女性。对这些女性中的部分而言，这个诊所成为了她们的避风港湾和家庭的替代品。诊所里共有九个房间，小更衣室从我们那狭窄的走廊里延伸出去，就像一条失去平衡的章鱼身上长出的短粗胳膊，另外还有三间处置室和六间检查室。一位护士在检查室对面的墙上挂上了世界地图，并用圆头大头针钉进厄瓜多尔、墨西哥、印度、哥斯达黎加、芝加哥、纽约以及所有病人来自的地方。我们在每一个房间里都布置了带有隐藏式金属镫具的检查桌，一个不锈钢梅奥台，一个收集危害性垃圾的红色衬里垃圾筐，总之所有的装置或设备都是我们永远需要的。每天检查房间是我们的惯例，就像整理床铺或者洗熨那样自然舒心。我们愿意让诊所足够卫生、安全，就像为我们自己的母亲和女儿准备的一样。　　　　
　　　　　　有些人认为女人要比男人更能体贴女人，诊所中的点滴细节都可见这一点。房间可能是小了一些，但是墙壁是温柔的粉红色，环绕检查桌的花纹帘布层层叠叠倾泻如瀑。在这个环抱中间是一片庄严的圣地，一个安全的藏身处，女人在这里可以流露心中所有的秘密。“我想看女医生。”许多病人会这样说，然后护士在她的病历上写下“只见女性”。我们的男住院医生便轻声笑着伸直桌下的双腿。“好了，”他说，“我无事可做了。”　　　　
　　　　　　诊所里有八个住院医生、三个注册护士，还有我。我和护士们每八小时轮一次班，一星期工作五天。住院医生们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医院里，工作范围涵盖产房、门诊、急诊室、手术室，以及每隔三个晚上接电话。每年的６月会有两个资深住院医生毕业，然后每年的７月会有两个战战兢兢的新实习医师到来。　　　　
　　　　　　身为一名护理医生，我填平了那道住院医生和护士之间的鸿沟。我既从事医学检查和处置，又担负着护士的任务。和医生们一样，有时为了达到康复的目的我必须要增加病人的痛楚，我在暗中掌握着病人身体最隐蔽的器官活动。和护士们一样，我可以自由地拥抱她们，抚乱她们的头发，用甜言蜜语哄骗她们，小至类似坚持做完检查这类微不足道的事，大至试图改变她们的人生。最终，或许是因为我没有医生那种对疾病的绝对权力，病人们可以很自然地与我相左，也给我讲出了她们的秘密。　　　　
　　　　　　当然，要记住这一点，我还是一个诗人，一个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双手去理解别人生活的医务工作者。当我写下她们的时候，我同样以互补性方式护理她们，呵护她们的躯体和灵魂。记述每一个病人会使她们的故事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它使我知晓当我们经历人生循环之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　　　　
　　　　　　本书中的故事皆取材于真实事件，尽管四个中心主人公形象为众多不同女性的综合，所有细节以及住院医生、主治医生、护士和家庭的名字和身份也被改头换面。我已经得到了部分许可。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和个人直觉，我时常能形容出来检查者或者病人的所想所感，我能在简化医学说明和处置过程的同时保证潜在事实的真实性。这些篇章并非意欲提供医学建议或者检查妇女保健的各个环节，而是邀请读者与我一起感受我对女性身体所带来影响的惊奇之情，因为它们有时会改变她们的人生。　　　　
　　　　　　发生在私密的检查室中的一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个女人是我们的母亲或者姐妹，我们的妻子或者情人，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孙女，我们自己。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就是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一切。　　　　
　　　　

第一章赖利医生和我的尊严

　　　　威廉姆·赖利医生的办公室，距离我们在康涅狄格州郊区的家有五个街区的路程。那是１９６２年，在我母亲终于学会了驾驶的几年前，母亲把我的大学体检表整齐地叠放到她的笔记本里，我们就步行上路了。赖利医生家在繁华的大街上，这个名字直截了当地传达出城镇创建者们的愿望。和街上的其他木质房屋一样，他家的小楼也是那种简约的双层盒子结构，诊所就设在小楼的一层。我和母亲按下门铃，叮咚叮咚，告诉里面我们来了。　　　　
　　　　　　候诊者寥寥无几，全都坐在屋子四周的直靠背椅上，有的抽鼻涕，有的咳嗽，还有一些只是盯着绣花地毯发呆，我们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带玻璃门的橱柜里，年代久远的医学书籍落满灰尘，破旧的地毯和厚重的窗帘散发的味道让人联想到老祖母的围裙。　　　　
　　　　　　那时，夏天刚刚造访。　　　　
　　　　　　等到９月份，我就要成为一个女大学生了。而且我快满十八周岁了，我一直确信自己比父母懂得多，至少比母亲懂得多。我有一个男朋友，我们有过性体验，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他的道奇汽车的后座上，懵懵懂懂、笨手笨脚；可是我并没有感到刺痛或者喘不过气，相反我觉得自己变得很强大。我渐渐构想了一种不太可靠的理论：女人，我坚信，天生具有一种会产生强烈生理催化功能的神奇诱惑力，能够释放出某种看不见的化学物质，就像那些可爱的紧贴在纱门上的雌蛾，依然能让那些被关在外面的雄蛾发狂。而男人，在这个世界上不论他们处于什么地位，都像那些乱撞的飞蛾，在我们面前变得卑微。我敢断言，女人一旦性爱意识独立，她们会始终在这场游戏中占据上风。　　　　
　　　　　　轮到我的时候，医生招手叫我们进去。他个子不高，有些秃顶，幸存头发的颜色跟久经沧桑的沙土一样。银边眼镜骑在鼻子中央，两颊上的肉撑得鼓鼓的，好像里面埋的全都是种子，或是藏着读医学院时记的笔记，以备日后参考。　　　　
　　　　　　我换上了白罩衣（它闻起来有一股像牙齿清洁剂的味道，我想像着他的妻子每天在清洗一大摞这种罩衣时，那种屏住呼吸生怕被上面沾附的病菌传染的样子），赖利医生则向母亲询问了有关我的一些必要问题，包括曾患疾病和疫苗接种情况等等。然后他让母亲远远地坐在房间另一头的木椅上。他检查我的时候，我一直盯着母亲，她身体单薄却坐得笔直，戴着白色手套，穿着轻便鞋，大块百合花图案组成的衬衣在幽暗的灯光下泛着微红。我记得医生拉上的窗帘使这里犹如一个地牢，气氛诡异、密不透气，让身在其中的病人迷失方向，感到无助的窒息。我聚精会神地望着母亲那清晰的轮廓，倾听着窗外汽车发出的抚慰心灵的嗡嗡声，仿佛只有这样，一些人类的细节才可以使我返回现实世界。　　　　
　　　　　　我从未在我的大学体检表上见过哪一行要求“盆腔检查”，但是赖利医生告诉我母亲，无论如何现在都应该做一次。她点头答应了，我突然间意识到他可能会发现我不是个处女。我想到了一个体面的、精心粉饰过的理由，于是我立刻决定把处女膜的破损归咎于骑马，每个人都会理解的。尽管我并不知道盆腔检查究竟是什么，但是我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女人只要经历过性生活，那她就没有什么不能忍受了。母亲坐着，双手叠放在膝盖上，看医生把检查台上的金属镫具支开并示意我躺下。我突然对这个检查紧张起来，并且由于母亲的在场而感到难堪。她就坐在我的左边，看着我滑向皮革检查台的一端，看着我身子底下的白色纸巾粘成一团皱皱巴巴。她也肯定能看见我赤裸的膝盖是怎样痛苦地张开，被单是怎样被敷衍了事地推过去盖住我的阴毛。她看见医生轻微地向前躬身，先是将金属窥器，后是他的手指插进我的阴道。　　　　
　　　　　　“她的子宫是后倾的，”他用一种特殊的语调对母亲说道，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就好像我仅仅是他用来演示的塑料模特。“我再试一次看能不能把它扶正成前倾位。”　　　　
　　　　　　母亲又一次点头同意，并问了一些有关难产的事情，而医生皱起了眉头。细小的汗珠积聚在他的额头皮肤上光滑的褶皱里，他又伸进了一根手指，在里面不断扭动，他的身体倾斜，脸颊几乎贴到了我的小肚子。有一阵他嘟囔着怎么这么费劲儿。　　　　
　　　　　　他做了这一切，没有等病人要求解释，没有允许病人提问，除了他自己的我没有听见屋子其他任何人的声音。没有护士，呆在远处的母亲是惟一的陪伴者。她低下眼眉默许医生做他认为该做的事情。　　　　
　　　　　　赖利医生一边继续扭动手指，一边用他的另一只手轻柔地按摩我的腹部，这简直是对正常盆腔检查的践踏。我感到我的肢体像石头一样僵硬。我的端庄隐忍的良好自我感觉，我和男朋友一起时的飘飘欲仙的体验，全都烟消云散，就像被人逼迫丢掉躯壳。他虽然没直截了当地说“别动”，但是很明显他暗示我这样做。白大褂的医生、白色轻便鞋的母亲、黑色的红木书架和书桌——这间寂静房间里的一切都悄悄地对我说，忍耐，再忍耐。外面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植物抽出了绿芽，孩子们坐在儿童车里。我和我的男朋友，会打开汽车窗，任夏日的空气倾泻进来。　　　　
　　　　　　十分钟的检查就像是过了一个小时，我漂浮在时间虚幻的泡沫之中。毫无疑问，这个医生所做的一切是错误的，不是标准的医学检查。我知道，他也知道——来吧，什么人大声说出来告诉他吧——够了！他结束了检查，我的身体里翻江倒海，我觉得我的子宫一定是爆炸了。当我试图站起来的时候，我的大腿内侧火辣辣地疼。　　　　
　　　　　　母亲付了账（我可怜的母亲，这个顺从温和的女人，她七十八岁过世，可她最后一次盆腔检查还是在我刚出生后做的），我们离开了诊所，沿着绿阴夹道的大街往家走。那是一幢有青绿色百叶窗的白色建筑，保持着殖民地时期的样式。我的大学体检表就叠放在我的口袋里。我检查了不只一次，但是在它上面的医生的潦草笔迹之中，并没有出现“子宫后倾”的字样。母亲和我，两个人谁都没有再谈及刚才的检查。只是在她说“我听说有后倾子宫的女人不容易怀孕。医生能帮你扶正它可是一件好事”的时候，我和她都不约而同地点点头。　　　　
　　　　　　那个时候我只是怀疑，但现在我明白了。一个后倾子宫就好像小型公寓里的一件家具，你没法将它重新安置。后倾子宫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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