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女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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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大一会儿，我们就检查完了。　　　　
　　　　　　“没那么糟，对吗？”　　　　
　　　　　　莱拉向后撑着坐起来，好像准备逃走。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还没有解决。　　　　
　　　　　　“那么，莱拉，你一只眼睛青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了。既然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差不多做完，莱拉也很放松，我可以抽出时间问这个问题了。对于莱拉而言，这也许是最主要的问题。　　　　
　　　　　　她做了个鬼脸，双脚互相踢踏着。“冰箱门。”　　　　
　　　　　　“冰箱门？”　　　　
　　　　　　“是啊，我的室友从来也不给它除霜，所以它就关不上了。我试着想把它使劲撞上，但是它又弹开了，正好打中我，”——她转过来指着她的眼睛，还有脸颊上破的那处玫瑰红斑——“看这儿。”　　　　
　　　　　　我内心深处有个微弱的声音在说，是的，她又给我编故事，但是，我不是也曾经有过那样一个冰箱吗？当我和大学时代就成为我男友的丈夫离婚之后，我一个人带着我们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生活。他们的父亲带走了汽车、相机和一半的嫁妆搬到了西部。我则在我儿子出生的当地医院做了一名夜班兼职助理护士。我没办法上班，因为我没有钱供汽车的首付，而且也没有足够的钱租房子，于是我贴广告征到了一个室友。我和她共用一个卧室，她的儿子和我的孩子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我们一起申请救济，一起报名参加护士学校。我的一个朋友联保为我申请了贷款，我买了一辆旧的灰色大众甲壳虫汽车，它没有后座，但是能装很多人。　　　　
　　　　　　几周之后，我的申请被接受了，像莱拉一样，我成了一个靠社会福利生活的年轻女人，一个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单身母亲。我得到了可以用来支付一半房租的支票，一本购买食物的优惠券，并且在我上护士学校期间找人看孩子所花的费用也得到了三分之一的补贴。我签署了一项协议，许诺毕业之后我将在当地的非营利性医院全职工作五年。如果我没有履约，协议规定，我将要偿还州政府给我的全部资助。然而，它没办法帮我找到孩子的父亲要求抚养费。因为他住得太远了，我请不起跨州的律师。　　　　
　　　　　　我从那时起牢牢记住两件事情。一个是该死的冰箱。由于结冰的缘故它好像能在一夜之间膨胀起来，又是解冻又是用螺丝刀撬，要想把冰箱门关上得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另外一个是（驾车）快速通道的银行出纳员。当我和我的室友把我们的救济支票递给她，她会从头到尾地彻底审查我们。“今天没有现金，”我们对站在原本应该是后座的大众汽车后车厢板上的孩子们说，那三个努力让自己站稳的淡黄色头发的小家伙还在盼望着好消息。　　　　
　　　　　　我又看了看莱拉那颜色已经变浅的伤处，她正在康复的太阳穴。　　　　
　　　　　　“查尔斯或者其他什么人这些天找过你麻烦吗？”　　　　
　　　　　　她盯着前方，目光笔直，好像聋了一样。莱拉，沉默不语了。我知道病人们即便是在最好的状况下一次也只能接受这么多。每当我过分接近她们的痛苦根源时，她们就扭过头去，好像走错了房间。她们后背僵硬，话语和沉默之间的不和谐成为像静电一样的东西，在空气中迸出火花。有时候我会进一步追问，重复我的问题，直到她们不再控制，让眼泪决堤，然后我们就可以讨论帮助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今天不行。　　　　
　　　　　　“你说想让我什么时候再来？”莱拉问道。　　　　
　　　　　　“两周后。这是妇女避难所的热线电话号码。以备万一。”我把它写在纸条上，她把它塞进牛仔裤。我已经学会除了电话号码不写任何东西。这样的话，当她们的男朋友发现这张纸条并问“这是什么”的时候，女人可以想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莱拉也许会对查尔斯说实话：“是诊所的护士给我的。如果我有问题就可以打电话给她。”　　　　
　　　　　　她双脚轻敲着地面，食指缠弄着已在发根显出金黄色的红头发。她比上次来的时候重了几磅，除了那只受伤的眼睛，我觉得她看上去显得比以前更轻松。有时候我能帮助病人改变命运；但更多的时候，命运掌握在她们自己手里。　　　　
　　　　　　我希望莱拉能有一个健康的宝宝。我希望她吃得好，喝足够的牛奶，不要又抑郁得吸毒或者滥用药物。我希望她该死的男朋友离她远点。我希望她不要和她的新室友打架然后又去露宿街头。我希望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能给我们打电话。我希望她不要从人间蒸发。　　　　
　　　　　　“不要忘了服用维生素，”我提醒她，却找不到能帮助莱拉把握她自己人生的合适词语。


第二章孕妇展开了肉搏战

　　　　当我听见走廊里传来的凄厉尖叫和呼喊时，我正在第六诊室给病人做检查。我的病人从检查台上抬起头看着我。叫声更高了，揪心的声音穿透紧闭的门传入我们耳中，先是沉闷“砰”的一声，紧接着是女人们尖厉而刺耳的嗓音，然后是令人如坐针毡的沉静。诊所里的气氛转瞬之间发生了改变，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对于某种未知的威胁做出了反应，我自己的情绪也随之改变。开始时有一丝不安，就像一个孩子在自己的卧室里听见父母在楼下低声争吵时所感受到的那样，悄无声息却杀气腾腾。一种异常紧张的气氛在悄悄酝酿，预示着不祥，令人惴惴不安。　　　　
　　　　　　一个护士在猛力砸检查室的门。　　　　
　　　　　　“是紧急抢救信号，”贝斯说，“让你的病人待在屋内。”　　　　
　　　　　　“在这儿等着。”我对躺在检查台上的女士说。然后，我从开着缝的门偷偷溜了出去。在走廊尽头，秘书的接待台对面，两个女人正厮打成一团。她们在地板上翻滚着、踢打着，各自的胳膊和腿已无法区别，就像是画在一个旋转的球体上的两个人物。电话接线员带着鼻音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来：“蓝色紧急抢救，女人诊所。”喇叭不停地叫：“蓝色紧急抢救，女人诊所。”　　　　
　　　　　　我们的秘书凯特站在这两个女人旁边，叫喊着让她们停下来；我们的财务顾问也早已勇敢地冲出了她的办公室，试图抓住其中的一个，但她们却抱成了一个更紧的球状物。接着，其中一个从滚动的肉团中挣脱出来，打破了这个旋转的球。她跳起来，跑出诊所的房门，冲进了门厅。另一个女人在后面紧追不舍。这时我才注意到她们都怀孕了，大概已有五六个月了。随后她们消失了，不一会又旋转着重新杀回诊所。　　　　
　　　　　　当她们全速冲刺向我跑来时，一切都像慢镜头那样运动。我想走，但我感觉胳膊和双腿硕大而沉重，就像在水下一样。凯特的脸转向我，扭曲着，她对我大喊：“呆在那儿。”四名保安人员闯入诊所，他们晃动着笨重的身体和发式古怪的脑袋，跟在两个女人屁股后面转，她们已停止了奔跑，开始互相挥拳攻击对方的肚子。高个子女人把手伸进了口袋。我蹲下身来，她八成是要掏枪。其中一名保安扑向了她，就像棒球运动员冲向本垒一样。高个子女人对准另一个女人的脸扔过去一个银白色的小罐，带有胡椒粉味的雾状液体在空中爆炸并弥漫开来。我转过身捂住了自己的脸。被击中的女人因受到惊吓而痉挛地抬着胳膊。她瘫软在地，不住地咳嗽、呕吐。　　　　
　　　　　　保安人员已经抓住了高个子女人。他们用胳膊把她圈在中间，以防止她向他们攻击。艾瑞克，我们惟一的男住院医生从四号检查室出来。“嗨，别紧张，”他对保安说，“她是一个孕妇。”现在每个人的喉头都被噎住了。走廊里的护士、候诊室里的病人，还有紧紧抱住那个仍在喊叫的高个子女人的保安人员。我的肺里像是吸入了姜味啤酒。　　　　
　　　　　　一名警察到达现场，三名穿着细条纹服装用手帕遮住脸的医院管理人员也赶到了。被击中的那个女人呼吸急促。眼泪鼻涕从她的眼里鼻子里不断涌出，唾液也呈粘稠泡沫状一股股从口中流出。我禁不住疑惑起来，究竟什么样的矛盾值得这么大动干戈，拿未出世的婴儿来冒险呢？什么样的胜利能够弥补这潜在的伤害呢？　　　　
　　　　　　“我必须得把这个女人带到急诊室。”其中的一名主治医生尼娜说，她亲自动手把那个受伤的女人扶到空轮椅上。“至于这一位，”她指着那个高个子女人，然后转身对我说，“在他们把她带走之前你给她检查一下。”　　　　
　　　　　　高个子女人和我对视了一下。　　　　
　　　　　　“嗨，瑞妮。”我说。　　　　
　　　　　　她笑了。“哈。你好吗？”　　　　
　　　　　　我偶尔会碰到我实在不喜欢的病人，但也不经常。当然我会掩饰，不让我的病人知道我的感受，但是，有时尽管我尽了全力，我也还是会流露出自己的情绪。你也许认为海洛因瘾君子因为经常被人排斥而不会在意这些，但瑞妮·琼斯却看出来我一点也不喜欢她。一定是我说话时语调太过于平淡，或许也可能是因为我急于求成，以至于显得不近人情。我为她已经坚持不懈地努力多年了。　　　　
　　　　　　她冲我笑了笑，露出外形恐怖折断的牙齿、腐烂的牙床。粗糙而稀少的头发，已经褪成了枯死稻草的颜色。皮肤上有许多丘疹留下的疤痕。她的一个鼻孔上钉了一个金饰钉，左眉毛上穿了一个金圈。蓝色纹身布满了她奶油咖啡色的胳膊，手指甲被咬得露出了下面的皮肉。我经常告诉自己，在某个地方，肯定有这样一个女人，她有自己的过去和有趣的家庭故事，每天从梦中醒来，起床，然后开始美好的或糟糕的一天，就像我一样。只是，我不知道如何找到她。　　　　
　　　　　　我也冲她笑了笑，我咧开的嘴一定像水泥上的雕刻图案一样僵硬。“跟我来。”我说，然后把她领进了检查室。　　　　
　　　　　　“我怀孕了，”她说，并用手“啪”地拍了下膝盖，“老兄，我可一直在努力。”　　　　
　　　　　　“你男朋友的？”我记得他，瘦瘦的，比瑞妮矮两英尺。　　　　
　　　　　　“去，不是他的。一个新认识的家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她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没完没了地点着头。　　　　
　　　　　　我第一次见到瑞妮时，她疯疯癫癫，喝得烂醉，身怀六甲，肚子就像现在这么大。那是我第一次来这个诊所工作，在那以前我还以为我什么都见识过了呢。马上她就让我给她包扎手指。　　　　
　　　　　　每次我见到瑞妮的时候，她都为她先前的几次怀孕表示伤心，两次小产，第三次产下的婴儿瘦得皮包骨头，后来被政府带走了。她会哭一场，我会习以为常地咂咂嘴表示同情并安慰她。当我检查她的肚子时，问她是否戒毒了，她眉开眼笑地告诉我这次她是怎样完全戒掉海洛因的。“这可多亏您哪！”她补充说。　　　　
　　　　　　我自以为是地朝她咧嘴笑了笑，充满了自信。我要向护士和医生证明自己的能力。当她们对瑞妮束手无策的时候，我却能让瑞妮走上正道。　　　　
　　　　　　时间，大量的时间，是她向我索取最多的东西。每当我疲惫地靠在墙上或者静静地坐在我的转椅上时，瑞妮就会哭着列举出她灵魂深处一长串需要自责、令她内疚的事情：她是怎样让她的父母失望的；她是怎样断送了她的孩子们的生命的；当她需要钱或毒品时，她是怎样和男人睡觉或者向孩子们兜售毒品的——哦，她说，那段经历太可怕了，罪孽深重。她对我发誓她不会再干了。对她来说这一切再明确不过，是重蹈覆辙、执迷不悟，还是改邪归正、浪子回头。　　　　
　　　　　　“不，真的，我发誓，”她会说，“我知道我以前错了，但现在我变聪明了！这两三天我一直没有用任何毒品。是的，两三天了，而且我知道为了这个孩子我能戒掉毒瘾。那些孩子……哦，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但这个孩子一定要让他留在我身边。”瑞妮会轻轻地拍着她紧绷绷的肚子，让泪水沿着她的面颊蜿蜒而下。　　　　
　　　　　　尽管医生警告过我她仅仅是在做秀，以免我打电话给家政服务中心，或是用泪水博取我的同情以让我站在她的一边，但我认为瑞妮的忏悔是真实的。那时我信奉这样一条原则，并坚持至今：我愿意相信每一位病人的痛苦经历都是真实的，不论是精神还是肉体上的。我愿意接受每一位病人，特别是瑞妮，哪怕是逢场作戏。我愿意相信她们告诉我的有所保留的故事，即使她们所说的并不是真实的，然而我知道，这其中含有我可以接受的真实情感。我学会可倾听她们声音背后的感受、话语背后的故事。试图看穿并猜疑病人是乏味的、伪善的。而且，如果我不信任病人，她们怎么会信任我？当然，我告诉自己，任何像瑞妮一样遭遇过深切磨难的女人都有可能找到可以彻底改变她们生活的力量。　　　　
　　　　　　瑞妮变成了我的一个特殊病人，我的一项工程。　　　　
　　　　　　“好吧，瑞妮，”我说，“为什么打架？”　　　　
　　　　　　“哈，我知道，你什么都不想听。那个婊子欠我钱。”　　　　
　　　　　　“你怀孕的情况怎么样了？”　　　　
　　　　　　“谁知道。”　　　　
　　　　　　“胎儿动吗？”　　　　
　　　　　　“是的，动得厉害。”　　　　
　　　　　　“现在有绞痛的感觉吗？”　　　　
　　　　　　瑞妮没有回答，她用手在鼻子上狠狠地搓了一把。她又瘦又高，像个篮球运动员，又像一只易受惊吓神出鬼没的猎狗。但她现在静静地坐在那里，让我清理她脸上被抓伤的伤口。她大片的头发从头皮上被撕裂下来，我在流血处轻轻涂上了过氧化物。她的阴道已不再流血，胎儿心跳很强。但我告诉警察等在外边，我仍想让一位住院医生作一次快速的超声波检查。艾瑞克进来了，关了灯，开始扫描瑞妮的腹部。在超声波监视器的投影下，我辨认出瑞妮的手臂上有许多密密麻麻的针眼，在臂弯处有一些像野猪刨的小洞。其中有些是陈旧的伤痕；另外一些，在她静脉处的红色小孔是新扎上的。她的腹部也是伤痕累累。皮肤到处裂着口，满是伤疤痊愈后留下的皱纹和红褐色斑。　　　　
　　　　　　艾瑞克说：“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