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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女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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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说：“是个男骇，二十一周半。”胎儿心脏的跳动从屏幕上显示出来，就像是困在果冻瓶里的萤火虫。
当我们结束时，警察打开了手铐，他刚才把瑞妮的一只手腕铐在了检查台一侧。在他带走瑞妮以前，瑞妮朝我挤了挤眼。她知道他们不会把一个孕妇关太久。
“瑞妮，请与我们预约，”我说，“你需要产前护理。”
“甜心儿，我要的不止这些。”当警察粗鲁地拉着她朝门走去时，她笑了。
这是瑞妮最后一次怀孕，她的孩子在第三十七周时死产。“极度感染，”病理报告上写道，“胎盘剥落。”并且，在瑞妮产后对她进行的海洛因、可卡因、酒精、巴比士的强制性药物检查皆呈阳性。她们说，她没有死，这真是个奇迹。这就是我起到的特殊作用。当我听说时，我的脸颊开始发烧，但我什么也没说。我懊恼、羞愧不已。她不是告诉我她戒了吗？怀孕期间不是有几份呈阴性的药检证实她的话吗？我如此轻易地被愚弄了。这让我如何才能做到继续诊治病人，相信她们话语后面的真实情感，而不是冷嘲热讽，面对她们的故事尤其是眼泪不再冷酷无情？我把买给瑞妮婴儿的礼物放在了小橱柜里，然后上楼去看她。
“我真的认为你一定会成功的。”我说。
她笑了，“那你是比我还蠢的傻瓜。”
第三章埃莱诺的巴氏结果异常
在埃莱诺初次问诊的三周后，我拿到了她巴氏检查结果。一位住院医生把这份报告做了标记并放到了我的信箱里。当我看完病理学家在报告上所作的诊断时，我大吃一惊。“ASCUS，”病理学家在上面写道，“特征不确定的非典型性鳞状细胞。请再复查一下。”
病理学家能够看出宫颈细胞是异常的，但是产生异常的具体原因不明。这种ASCUS巴氏检验结果异常通常是由炎症引起，其他一些变化也会暂时性地使宫颈细胞异常：真菌感染，最近一次月经残留的少量血细胞，甚至可能是怀孕产生的阴道分泌物的改变。有时，ASCUS巴氏检验结果可能是更加棘手的病症的早期征兆。按我们正常的操作程序，我给埃莱诺打电话通知她，并让她回诊所再做一次巴氏检查。我一说“嘿，我是妇女诊所的考特尼”，她立刻记起了我。
我安慰她说，可能下次的巴氏结果就会是正常的。我还提醒她，她原来曾经允诺过来这里做一次子宫内膜活组织检查。“或许在你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两个检查同时做了。”我向她建议道。但是她冲我“嘘”了一声，让我安静。“听着，”她说，“我几乎连到百货店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让我在诊所里浪费时间了。无论如何，我想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后来，又过了几个星期，她向我催要她的巴氏检查复查结果。随后，她急匆匆地出了门。过后她回电话给我。“如果这次的巴氏结果仍然异常的话，”她说，“或者我有任何异常流血的话，那么，我愿意和你仔细探讨如何做进一步的检查。”
现在，埃莱诺的检测结果又被送回到我的信箱里，她的巴氏复查结果单用别针夹在了报告的首页。尼娜用红色墨水把整张纸写满：“她需要尽快做一个阴道窥镜检查，你能打电话通知她吗？”
好吧，我自忖道。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埃莱诺确实要着手做些事情了。或许这可以证明她的症状并不棘手。我今天得给她打电话，为她作一个阴道窥镜检查预约登记，这种检查可以让医生更彻底地查看宫颈，并且在所有可疑的地方做定向活组织切片检查。这检查迟早都要做。可以导致巴氏结果异常的原因太多，而异常又有那么多的发展阶段。
或许是由于令人讨厌的疣病毒，也可能是由于细胞看起来仍然不正常，因为当我第二次给埃莱诺做巴氏实验时，她的宫颈又一次出血了。有时，差之毫厘的一点点血迹就足以使巴氏结果失之千里。
我拿着那份实验报告回到了医生的房间，当我看到字迹乌黑细小的计算机打印的诊断结果时——重度发育不良，发炎症状显著，不能排除是腺癌——我所有的简单的解释便灰飞烟灭了。
我努力地回想埃莱诺的宫颈是什么样子。我看到过里面有一些地方产生溃疡了吗？我感觉到一些肿块儿或者增厚层了吗？我对埃莱诺的阴道流血作了各种各样的推测，但是我把发生宫颈癌的可能性放到了最后——她不是那种典型的高危病人。她不吸烟，并且仅仅有两个性伴侣。但她从她第一任丈夫身上染上过人乳头瘤病毒，或者叫ＨＰＶ，一种疣病毒，并且在最近五年从未做过巴氏检查。假如她在去年，或者三年前，或者说五年前来这里做一次检查的话，那么，这个巴氏检查结果还会是异常的吗？她的宫颈细胞还会一直在毫无察觉的状态中变化、分裂吗？
我拨了埃莱诺的电话，她正好在家。
“埃莱诺吗？”我话音未毕，她的“你好”的回答声音也正好响起。她没有像普通人那样等别人结束他们的问话才作以回答，而是抢在我询问之前，就用“哈——罗”来做了应答，好像在她兴致正浓的时候，我打断了她似的。
她对我说她正准备去给她的学生上下午课，高等代数。我说我仍然记得如何画圆和菱形，它们如同秩序井然的行星群一样在纸上排列着。埃莱诺并没有匆忙进行下一步，例如猜测我为什么给她打电话，或者去尽情发挥她的想像力。相反，她正在等待着一切事情都逐渐水落石出，就像所有的事物都有其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仿佛所有的消息都会在应该出现的时候出现，顺其自然。
当我说“巴氏复查结果异常”的时候，她的反应仅仅是极其轻微的吸气声。当她问阴道窥镜检查怎么做时，她的嗓音好像刮破了般嘶哑。
“给你做阴道窥镜检查的时候，把脚放在镫具上就可以了，就像常规检查一样。为了能更清晰的看到你所有异常区域，医生会在你的宫颈上滴一些溶液。阴道窥镜就是一种大的显微镜。医生通过它来检查你的宫颈，因为它有放大功能。她们会在你的宫颈任何看上去可疑的地方做活组织切片检查，然后这些切片会被送到病理学家那里做进一步的判断。不管检查结果如何，医生和护理人员将会组织一次会议讨论检查结果，并且推荐最佳治疗方案。检查一周后，我们会和你预约，谈一谈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没有告诉她，我们称这种周会为“肿瘤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是癌症方面的专家。放射肿瘤专家决定何时以及如何用那种强烈的肉眼无法看到的射线来抑制异常细胞的生长。而药物肿瘤专家会给有着“顺铂”和“长春新碱”等可爱名称的艳丽的毒药定量并用其开处方，这些有毒的放射性药剂能够杀死癌细胞，但同时正常的细胞也会遭受到巨大的破坏。有时，女人的头发会脱落，就像破旧粗糙的玩具娃娃头上的人造纤维，一团一团掉下来。有时，女人还要忍受持续的腹泻、恶心；她们始终在宽慰自己，毕竟这些副作用意味着药物在发挥作用，它正在进行着艰巨的治疗。
“她们会建议我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埃莱诺问。
我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回避着说：“这取决于活组织检查结果。巴氏仅仅是一种筛选工具。我们需要组织样品以做进一步的确诊。”
你告诉了她多少？你用多少希望才能够平衡你带来的坏消息？
很久以前，当我在一个肿瘤治疗小组做护士长的时候，一个病人出人意料地死了。我走进她的房间，她仍然在那儿，身上布满斑点，腹部已经看不见了，它曾因为皮下肝水肿而圆滚滚，现在深陷到骨盆里。随后，我给她的姐妹打电话。第一次我告诉她们，她的情况开始恶化。“你们准备来医院吧。”我说。又过了几分钟，我打电话告诉她们，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我已经通知了她的医生。这三位姐妹还有时间喘口气，歇一会儿，还能够慢慢地咀嚼和回味她们美好的记忆。她们在电话旁边等我的进一步指示。第三个电话，仅仅和第一个电话隔了十分钟，我告诉她们赶紧到医院来，要快。我在电梯里遇到了她们，并且和她们一起奔向那正在逐渐变冷的尸体。我，还有那三个穿着上等的科尔多瓦皮鞋已有心理准备的姐妹来到了病房。我一直按照我的直觉做事，我从来没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小聪明是否合乎道德。事后她们姐妹几个对我称谢不已，因为我没有让她们受到突如其来的惊惧。我好像导演了一场古代的游戏，而她们自始至终顺应了剧情的发展。
如果埃莱诺来到办公室和我谈话，我会轻而易举地让她放心。现在我反而感觉自己开始退却，畏缩不前了。假如诊治不及时的话，宫颈癌会有致命危险。那一年，在美国有近一万两千多例宫颈癌患者被查出来。大约有五千名女性因此丧生。
电话的另一端是沉默。或许埃莱诺正在穿毛衣，希望我能赶快结束。她的学生会等她多久呢？她是一位教授还是仅仅是一位助教呢？
“那么，这个问题真的那么严重吗？”她用她那种老师的口吻向我问道。
“可能会。”我回答，并在搜寻词语以使医生的谈话语气改变为普通人的谈话语气，“有很多因素可能导致巴氏检查结果异常，比如发炎、微小的感染还有癌症。但就算是宫颈癌，发现及时的话，也是能治愈的。”
假如我保持积极状态，假如我能够把我积极的能量传递出去，或许埃莱诺的宫颈细胞就会自行清理，像没有经验经常掉队的新兵在受到训导之后变得安分守己。毕竟我的主要工作是健康护理，所以我仍然相信会有奇迹。我知道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我也相信有时候人的精神确实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哦。”就是她所说的全部。大多数女人在获悉巴氏复检异常的时候，会问成千上万的问题，这使她们的恐惧心理暴露无遗。
我忽略掉了身边所有的噪音，对那些从检查室里传来的某个孩子的笑声也充耳不闻。我感觉四周的墙壁也在侧耳倾听。但是，她仅仅问了一句：“再过多久我才能做阴道窥镜检查？”
“我已经替你预约了一个时间，”我说，“下周五早上九点半。”
我发现我被她那种沉着冷静的态度所激励，被一种我能够感觉到的在她体内增长着的一种力量所鼓舞。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比喻：埃莱诺是一个顽强不屈的战士。
“你还有什么问题问我吗？”我问。我根本没有任何答案。我想，即使是病理学家——那些能够区分细胞微小差异，能够破译疑难杂症编码的权威——也不会有答案。
“没有了，”她说，“现在还没有。如果我有什么问题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埃莱诺急着挂断电话去学校。
“谢谢你，”她补充说，“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虽然我的职责是安慰她，但是埃莱诺却让我十分的安心。我想知道她是否也相信奇迹，还是仅仅努力着使自己不至于失控。我想知道当我们挂断电话后，她是否会大哭一场，还是会打电话给朋友倾诉。或者为了不让这份异常的巴氏检查结果成为自己的负担，还是排除杂念去给她的学生上课，在那些年轻而又健康的学生面前隐藏自己的沮丧和叹息；正如我有时掩饰自己的情绪，笑容可掬地从一个病人身边走过然后走进下一个病房一样。
我说到做到。与埃莱诺道别后，我又拿起了另外一个病人的病历，走进去，向她问候，好像她是我心目中惟一需要照顾的患者。好像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的乳房上发现过肿块，从未发现过不可避免的要流产的孕妇，也从未给任何人带来坏消息。
第三章乔安娜的疼痛加重
“疼痛没有好转，”乔安娜说，“实际上，症状加重了。”
对我们的下一次预约，她已急不可待，于是她打电话问我，可否尽早到我的诊所做夜间检查。当我回顾乔安娜的病历，阅读我上一次所作的记录时，我意识到，在这份正式报告中有多少内容被我遗漏，又有多少细节被我们的护理人员忽略掉。我直觉中的所有困扰，我第一次与她会面后，要赶回家时为她的种种忧虑，我对乔安娜的微笑和烦恼不表现出来的不相称的关注，以及我对是否应该向她提及这一切的自我斗争全没有出现在记录中。相反，我的总结浮皮潦草：“三十二岁的中年妇女，无妊娠史，目前在长期的性事中使用避孕药物，今晚在这里抱怨说已有三个月的盆腔疼痛史，阴道有灼烧般的疼痛感，它只在做爱过程中发生。”
“你说更严重了。”我说。用陈述而不是疑问语气，然后坐下。我几乎找不到什么开场白。我本想欢迎乔安娜的到来并问好，但相反，我发现自己被彻底推进医学治疗思维模式中。
我拉过凳子，试图能和乔安娜用一种面对面的，几乎是促膝相对的友好方式交谈。随后，我又撤回原处，仅仅是挪动一点，又恢复到那种医生与病人的距离。
“真的是很糟糕！”她一边用手指梳拢着头发，一边对我诉苦。她身着一件下摆微喇的靛蓝色长裙，上着匹配的收腰短衣，脚蹬黑凉鞋外加滚筒短袜，颈下色彩斑斓的珠子串摇曳生姿，使其颇具艺术气质，并富有节日风情，她不像是来诊所，却像是在赶往一个画展或者舞会的路上。但是，她的脸，苍白黯淡，静如止水。今晚，乔安娜没有半点笑容。
“我作了记录，”她说，并递给我一个黄褐色的便携式日历本，最近几周的那几页被她用橡皮筋整齐地束在了一起。我解开橡皮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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