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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反腐败经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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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了如下建议：调整一下我们三人的位置，由他来主持调查工作，而我和洛朗斯给他当副手。雷诺的工作能力和男性控制欲都很强，他认为自己只适合坐头儿的位置。我知道，如果由他来负责这个案子，他肯定也能做得不错。不过，他在过去6个月中的工作至多只能算一次不错的短跑，而我跑的却是一场马拉松——自1994年接手这个案子以来，我已经跑过了众多的路标，它们见证了我这些年来的辛勤工作。当我拿这场短跑和这场马拉松相比的时候，我实在找不到足够的理由让他来取代我，毕竟这个案子已经成了我回忆的一部分。
还好，我们之间的“头把交椅之争”并没有被人察觉，从外部看，我们依旧是一个统一的团队，跟过去没有什么区别。要知道，有六十多个伶牙俐齿的律师和几十名记者在暗处窥视着我们……
变质的信任就好像铁矿石内部的晶体缺陷，尽管肉眼看不见，但它会让整块矿石变得易碎。幸运的是，我们的“团队之石”最终还是没有破碎，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敌人为了阻碍调查一次又一次地耍花招，又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挫败。对于那些嫌疑人来说，埃尔夫案的结案之日正在无可避免地逐渐临近。我们在审讯中碰到的意外事件越来越多，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有些人已经开始公开地回避我，并转而对雷诺大献殷勤。他们的这点小把戏在我看来简直是太幼稚了，因为这样做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即使我倒台了，他们依然不可能拿回被查处的资金，他们承受的压力也不会减小。不管我的将来到底怎样，这个案子的预审工作将继续进行。
不过在他们的眼中，我确实已经成了一个将要倒台的人，就像一个被伏都教徒用来祭天的少女，而先前出版的书给我带来的保护效应也正在逐渐消失。塞尔日•；隆日尔用他一贯的冷静态度观察着局势的变化，然后满脸忧郁地对我说：
“女士，这样下去的话，您很难再坚持一年了。”
第三部分第29节 十五天（1）
越南人总是说：树叶虽小，可见大树。透过细小的叶脉，我们可以看出整棵大树的躯干、树枝以及树根情况如何。2001年2月的前十五天，这暴风骤雨般的十五天，就是埃尔夫案这棵参天大树之上的一丝小小叶脉。
我接下来的这番叙述肯定会触及预审机密，因为它涉及对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马拉松似的追捕。这段故事中的任何一个片断都可以写成一部小说。为了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抓捕归案，我们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辛勤工作，其间既碰到过虚假线索、谣言和伪证，也得到了警方的大力协助。我们去了非洲和中东，最后又到了菲律宾。在长达几百个小时的追捕工作中，常常因为失败而感到绝望的我们不仅不敢放过任何一条细微的线索，还要对手里所掌握的所有情况反复审查。
在菲律宾群岛开展调查行动是非常敏感的。当地的警察已经反复受到死亡威胁，其中两人甚至已经付出了惨重代价：一人的脖子中了一枪，另一个人则被一辆汽车拦腰撞翻，两人都受了重伤。在来巴黎的途中，一名菲律宾探员向我们表示了对自己安全状况的担忧。在我们的要求之下，法国警方专门派了一个工作小组到菲律宾长驻。
在这场横跨半个地球的追捕行动中，我们才敢第一次——或许也是唯一一次——对法国政府的全力支持表示信任。调查工作的前半部分没有怎么涉及本案的主要嫌疑人之一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现在，预审已经接近尾声了，法兰西共和国不可能在三个最重要的嫌疑人缺席的前提下审理这个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案件。而且，逃亡在外的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还声称，自己手中掌握的东西“足以把法兰西共和国毁灭20次”。
2001年2月2日，快到9点的时候，派驻菲律宾的法国警察小组突然打了个电话过来：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被逮捕了。当时，洛朗斯正在机场，准备前往巴勒莫，她的手机已经关机。雷诺则赶到雷恩和他的家人团聚去了，他每个周末都是这样过的。经过短暂的电话联系之后，我和雷诺都觉得，现在多一个人也帮不了什么忙。于是，我开始独自一人指挥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引渡回法国的有关工作——这可是一项艰巨的法律和外交工程啊！开始的时候，政府建议派一架军用飞机去马尼拉，但这样做太耽误时间了，菲律宾的警官们害怕在此期间会出什么意外。几十年以来，菲律宾的买官卖官和腐败现象就一直十分严重，其司法系统肯定也问题多多，反对势力很有可能通过拖延的方式来延缓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驱逐出境的时间。通过漫长而不确定的程序来引渡他的风险实在太大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我们需要一架客机马上将西尔旺从菲律宾送回欧洲。我选择了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航空公司和当地政府都同意推迟这架飞机的起飞时间，以便让罪犯和押解他的警察登机。这架飞机将在法兰克福停留一小会儿，我们计划让西尔旺和警官们在那里转机。然而，一名德国法官却要求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灰色资金问题审问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这可真让我们始料不及。我前前后后已经打了将近20个小时的电话，现在，我又必须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以便找到解决办法。
两天之后，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终于在押解人员的陪同下抵达了巴黎。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段指挥引渡的经历，几乎每一个小时我都要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突然之间，我又找回了和其他工作人员合作的那种愉快感觉——在调查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检察官们也曾有过一段非常愉快地合作。不过，当“预审闹剧”开始之后，当我由于过于靠近国家权力的中心而被妖魔化之后，这种愉快就不复存在了。
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被捕是整个法国司法系统集体的胜利。不过，预审的日程安排又和庭审发生了冲突。埃尔夫案第一部分的庭审工作已经开始，因此，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既是庭审对象又是预审对象，这就让情况变得复杂了。在庭审检察官、法院副院长克洛德•；纳凯的要求之下，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陪审团——包括了巴黎法院所有的检察官——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决定在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到达巴黎的当天晚上连夜对他进行调查，然后把第二天一整天的时间留给庭审。如果让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直接接受庭审，他很有可能在陪审团面前故意缄默不语，以尽量推迟接受预审的时间。我们可不想冒羁押失效的风险（逮捕令只能将嫌疑人监禁24个小时，超出这个范围，嫌疑人就会自动重获自由。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期限之内下令将嫌疑人暂时羁押。）。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正穿越一条两旁都是哈哈镜的长廊——在节日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长廊。难道是这突如其来的一切让我们的角色和身体比例都发生了变化？难道媒体对埃尔夫案件的疯狂报道已经让我们的司法系统完全紊乱？这一周里发生的所有事仿佛都经过了一个隐形棱镜的过滤，它们看上去不同寻常而又荒唐无比。为了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从机场押解到法院，警察局局长对半个巴黎实行了交通管制——
如果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在押解途中逃脱的话，他的故事毫无疑问将会变得更具传奇色彩，而这次抓捕行动也会成为别人的笑柄。由于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很晚才到达法院，而我又必须将几十名犯罪嫌疑人的名单告诉他，因此他在我办公室里待了很长时间。看得出来，这次长途旅行让他非常疲劳。在我之后，洛朗斯•；
维奇尼耶夫斯基和雷诺•；范•；伦贝克又分别对他进行了审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了。第二天，媒体又开始对我们大加指责，说我们在昨天晚上残酷折磨审讯对象，而人权问题也再一次被搬了出来。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律师团抗议说：“负责调查埃尔夫案的三名法官把这位老人呼来唤去……埃娃•；若利让我们的当事人受到了某些非人道待遇。”
这真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我们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涉嫌挪用十多亿法郎的巨鳄，他已经在海外流亡多年。但在媒体的报道中，他的故事（被捕、被驱逐出境以及出庭受审）却俨然成了一出惨剧，而我们的调查小组则成了一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只能听任谎言越传越玄。
第三部分第30节 十五天（2）
随时可能激化的矛盾
两天之后，我接到了法院院长的一封来信，一封字里行间充满了愤怒的来信。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今后不允许再在夜间审问嫌疑犯，仿佛这一切都是我的个人失误。他或许已经忘记，这个建议是他的顾问提出的，而我们之所以接受这个建议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司法系统的团结。
随后，院长又对另一件事表示了不解：我为什么要给随机前往法国的菲律宾探员倒上一杯香槟？事实上，抵达深冬的鲁瓦西机场时，这名探员只穿了一双凉鞋，没有人来照顾他。另外，从上周五开始他就一直没有合眼。看到这种情况，我便专门为他和其他法国警官组织了一次聚餐，以祝贺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我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是认真而唯唯诺诺地当好一个公务员，而没有任何个人想法，那么埃尔夫案也就和比德曼案没什么两样，有关此案的调查或许也能够展开，但最终只能落得个免予起诉的结局。
然而，如今的这个棱镜已经让所有的事情失去了本来面目，透过它看，这杯有感而发的香槟倒成了一件国家大事和一种不公的象征。于是，这样一个故事产生了：一个预审法官因为成功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人而开香槟庆祝。进而道之，这名法官因为名声在外而沾沾自喜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将一些偏离正轨的事纠正过来，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让事物向前发展，并且也这样去努力了，因此，我总是身处斗争的最前线。在埃尔夫案的媒体风暴袭来之时，我本可以退回到大部队中，穿上自己的灰色职业装，明白而沉默地接受在物质方面拥有无穷创造力的法国司法系统的所有荒唐之举。但我还是犯错了，我保持了自己的本色。
耶稣会教义的释义者常说，蝎子之毒在其尾。院长用了一句简要而带有威胁的话来作为这封信的结束语：“得知你的团队中出现了不和，我感到非常遗憾。”他这是要我对此做出解释。这封信的真正目的在于：要我们的调查小组重归和睦。整个埃尔夫案就是一个拼图游戏，而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图块。我们玩这个拼图游戏已经玩了许多年，现在也成功地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逮捕归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万事大吉。我们可以为已经完成的工作而感到骄傲，但还有许多事等着我们去做，敌对势力就要失败了。我虽然还站着，但已经筋疲力尽。另外，我还觉得自己好像具有很强的辐射性，一切被我触及的东西都会被污染。
我注意到，我和雷诺•；范•；伦贝克之间时常出现分歧这一事实——主要是对预审程序这样那样的地方有不同看法——已经为外界所知晓，尽管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我们的团队是一块木头，现在有人正把一颗巨大的钢钉往里面敲，妄图把这一整块木头变成一片一片的木屑。当我建议雷诺•；范•；伦贝克和我一起去面见法院院长时，他拒绝了：“我怕我去了会说得太多……”我不停地解释，想让我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一些，但他始终抱着一种对立情绪。我们之间的矛盾随时可能激化，但我既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变成这样，也不知道最终使得它激化的导火索到底会是什么。
为了让预审正常进行下去，我决定给阿尔弗雷德•；西尔旺8个星期的监外时间，以便让他为迎接轻罪法庭的审判做好辩护准备，但理论上他仍处于被监禁状态。洛朗斯对这个决定没有什么异议，但雷诺•；范•；伦贝克却表示激烈反对。一天晚上，我们陪同挪威同行保罗•；佩罗丹以及一些随行的瑞士专家吃了一顿饭。然后，我和雷诺•；范•；伦贝克就在这家饭馆门前的人行道上对此问题进行了一下探讨。
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将马上传唤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让问题拖延下去的做法是荒唐的，我们已经等待了太长时间。我们都是预审法官，因此我们拥有相同的权力。埃娃，你知道，我有权力这样做。”
“我早就说过了，这是不可能的。从道德上讲，我们是盟友，但从法律上讲，你和我并没有任何联系。我才是这个案件的主要负责人，叫你过来帮忙的也是我。我不允许你这样做。”
或许这句话说得有些过火了。
第二天，我的丈夫去世了。
混沌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圭亚那的蝴蝶扇一下翅膀，斯里兰卡就会发生一场台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之间往往存在着可怕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旦发生作用，它必将摧毁前进道路上遇到的一切。我请了三个星期的假去处理后事。葬礼的前一天晚上，经济警队的负责人诺埃尔•；罗班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其余的警官也在他身边：
“女士，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范•；伦贝克先生代您下达了提审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命令，但我没有执行。我已经当了多年的警察，这是我第一次拒绝执行法官的命令。在这个时候，我不能那样对您。”
我对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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