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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反腐败经历-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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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表示了感谢，但脑子里却是乱糟糟的。晚些时候我才知道，在宪兵队的帮助下，雷诺还是对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进行了审问。在这次审讯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都是在饶有兴趣地对我进行控诉。
第四部分第31节 垂死挣扎（1）
这件事之后，雷诺•；范•；伦贝克和我开诚布公地进行了一次交谈。在我们的关系问题上，我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进行了六年的调查工作之后，我渐渐学会了辨析什么是“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预审的利益就是我唯一的“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显然，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律师们在想办法离间我和雷诺的关系。进行提审之前，雷诺非常确信自己能够从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口中得到有关此案的重要细节，他试着这样去做了，但一无所获。但愿老谋深算的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让他明白了一些东西。
雷诺又建议我从调查中抽身而退，但我拒绝了。预审还有六个月就要结束了，一旦调查申请程序期满，有关此案的外国银行资料就将从瑞士、泽西和列支敦士登送到我们的手中。将这些材料和本案联系起来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我一个人不可能承担。洛朗斯已经提出了调动申请，剩下的只有雷诺了。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已经将有关案件的所有问题仔细地梳理了一遍，现在的他已经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另外，他现在的精力还相当充沛，就跟我刚开始调查这个案子时差不多。我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我需要他的帮助。
我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因个人习惯而起，真正的问题在别的地方。
当雷诺接触到这个案子的时候，罪犯们的腐败行径已经暴露无遗，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已经被圈定，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为自己辩护了。总之，所有的暗门都已经打开。我已经在调查的第一线工作了五年，承受了难以计数的威胁和恐吓，但又不可能找人来替我分担——剩下的工作还需要我坚守自己的岗位，而找人分担威胁和恐吓又会让我觉得羞愧。然而，雷诺根本不了解我所面临的这些危险，对那些由于案子的特殊性而发生的干扰行为更是没有概念。他出门不用带保镖，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乘地铁……对他来说，这个案子并不是一件关系自己身家性命的大事，而只是一堆小山般的文件而已。
我们两人永远不会有共同语言，就像油和水一样。
显然，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们以及他们的智囊团长期以来一直相信自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他们或许还相信，摆在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是不可逾越的。既然动摇我意志的企图已经失败，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肯定必须从外部想办法。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让我名誉扫地，甚至将我排挤出调查队伍。因此，案件的主角们转而对雷诺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而雷诺也肯定不会对此无动于衷：面对别人的赞誉之词时，保持警惕是非常困难的。
敌人的目的很明显：让我从调查队伍中消失。随着结案日期的临近，小组内部出现分裂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在临近终点的时候输掉这场马拉松。雷诺也赞同我的观点。我们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一起主持接下来的大部分审讯。
第四部分第32节 垂死挣扎（2）
媒体卷土重来
随着迪马案宣判日期的临近，一些法官朋友也开始向我吹风：有消息说，法院将会判罗兰•；迪马无罪。作为一名预审法官，这个判决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调查和判决是司法程序中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这是司法系统的规定。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埃尔夫案的预审工作眼看就要结束了，但它将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中结束呢？迪马案的判决结果是否会对这种氛围造成影响？
一个朋友在看了本周法国2台的《特派记者》之后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节目对预审进行了大卸八块式的攻击，连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都作为特约证人出现在了节目之中。在挂电话之前，她用了一种十分沮丧的声音悄悄地对我说：“我已经听到他们在为你演奏安魂曲了。”很早以前我就不看电视和听广播了，法院的报刊杂志已经足够。正因为这样，我才可以免受谎言的伤害。
2001年5月30日，迪马案的判决结果出来了。这是一个和所有“消息灵通人士”反复宣传的预言大相径庭的结果。反对势力本希望迪马案能够得出一个对他们较为有利的结果，以便将预审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他们还为此制定了一整套的媒体战略。然而，这个判决结果却将他们的媒体战略完全打乱了。
嫌疑人的律师们对此作出了非常激烈的反应。当天晚上，律师们就联名写了一份要求我下课的请愿书，迪马—德维耶—荣古尔案中的大部分被告辩护律师都在上面签了名。在谈到对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追捕行动时，这份请愿书再次将图尔贡搬了出来，这简直就是一定的。在长达数月的追捕行动中，我们曾对所有的线索，包括最次要和最重要的都进行了认真分析。于是，谣言又出现了。律师们指出，在这场全方位的追捕行动中，我们曾得到了情报部门提供的一份“空白资料”——即一份含有众多既说不清来源又无法核实（也就是说不可靠）的情报的秘密资料，这些情报都和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前税务顾问有关。
这个谣言并不比我们以前遇到的那些高明多少，但我们还是应该通过进行核实的方式来推翻它。预审法官是我的职业，我必须维护法律的神圣地位。律师都是些能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犯罪。于是，我下令对请愿书中提到的“空白资料”事件进行核实。由于1999年4月的图尔贡事件已经让我和律师秩序委员会之间发生过不快，我的这个举动再次被律师们视为了挑衅。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所做的一切都还是合法的。
这份请愿书还将我们的调查方式作为了攻击对象。首先，它在图尔贡的身份问题上大做文章。在我们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图尔贡的身份是税务顾问，但经过核实之后，我们发现他的实际身份是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律师。但这封请愿书却直截了当地指责说，我们对这位律师进行了监听。如果这件事确实存在，那么我们的做法肯定是非法的，因为在对某名律师进行监听之前应该通知律师公会会长。但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下过监听图尔贡的命令！
然而没有任何人打电话向我核实这件事的真假。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法院院长的一份传真，其中有巴黎律师公会会长写给他的质问信的复印件。院长要我对此做出解释，好像他也忍不住相信这封信说的可能是事实。
造谣中伤有可能使人做出不理智的举动，所以我决定暂时不发表任何意见。转天早上，我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告诉大家我打算到庞特科特休息三天。我觉得院长应该有耐心等到下个星期二。
当时我本应该想起上次秩序委员会对我的指责所引起的那场风波……同样的起因，同样的影响。某些律师和某些知名记者早就串通好了，他们充满愤怒的声讨声中已经出现了某些让人担心的信号。
这封请愿书的出现无异于往干草堆里丢了一根火柴。
这个世界其实是由巴黎的某些小圈子发散而成的，这些圈子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事实进行加工。他们在餐桌上碰面，然后将自己喜欢的故事拿出来讲给大家听。法国历史有这样一种沉淀：大部分政府、政界、工业界、经济界、传媒和知识界的精英分子都来自巴黎的某三个街区，他们的人数高达数千。这些颇具影响力的男男女女互相之间往来频繁，他们构成了一张涵盖各方面的巨大网络，而这个网络又加速了谣言的传播。
从瑞典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有所警觉。媒体早就开始行动了，我那“让人无法忍受的调查方法”已经遭到了多家报刊的口诛笔伐。《费加罗报》专门为请愿书事件出了一份专刊（《费加罗报》谈到了我回避的可能原因：“这两天来发生的一切有可能是毁灭性的……
从今以后，我们又有了一个新案子：埃娃•；若利案！”（见2001年6月1日的《费加罗报》）），《世界报》发表了一篇充满愤慨的社论，就连律师公会会长也扔出一篇文章来对我进行羞辱。《新观察家》的经理对此也觉得十分震惊：“某些媒体的评论让人后背发凉。”
看来，人们对我莫须有罪名的关心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对迪马案本身的关注。犯罪嫌疑人们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有罪的却是我这个预审法官！这次新的媒体攻势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公共关系学上的典型案例，一个如何玩花招的典型案例。在1999年4月的那场媒体风暴中，我确实应该为自己发表的不明智言论感到自责，因为它曾一度让调查工作变得非常被动。但是，这次媒体对我的攻击则完全是蛮横而没有根据的。法院检察长曾在其发表的一份公告中明确指出，对图尔贡进行电话监听这件事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然而，没有任何一家报纸关注检察长说了些什么。
没有人对事实真相感兴趣（《新闻法》规定，任何在新闻媒体上被点名或指责的人都有权在同一媒体上申辩，占有同等篇幅或时间。我曾要求律师公会会长给我这个权利，但他始终不同意。我最后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2003年4月，法院判我胜诉。律师公会会长对这个判决不服并提起了上诉。）。
第四部分第33节 垂死挣扎（3）
神奇的案件
预审已经接近尾声，就算我不再属于这个调查小组，迪马案的嫌疑人们也不可能翻案。显然，这起精心策划的阴谋还有别的目的。法庭对这位前宪法委员会主席作出的一审判决是有期徒刑18个月，其中6个月实刑（罗兰•；迪马对该判决不服并向上诉法院提起了上诉。2003年1月29日，上诉法院改变原判，将他无罪释放。）。但是，如果法国的政治司法系统想真正执行这个判决，那它就必须同时把将这起丑闻昭示天下的预审法官赶下台。
这就是对阵双方的实力对比，我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我给法院院长回了一封信，而这封信又让律师们变得更加愤怒。我还准备在《世界报》上发起一个论坛。付诸行动之前，我听取了一些朋友的意见，他们都觉得公开地谈这件事不是个好办法：
“这是个神奇的案子，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引来更多的攻击。现在，一切都要看司法部长的了，只有她能够帮你摆脱困境。”
看来开论坛的做法是被否决了。对于请愿书事件到底会怎样收场，律师工会联盟主席的态度非常悲观：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给埃娃•；若利的解职信已经写好了。只要上诉法院院长在上面一签字，它就马上生效。”
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被将死了，那种感觉就好像在大白天做了一场噩梦。一天下午，迪马案中的一名辩护律师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看上去有些局促不安：
“女士，这一切简直太可怕了。我没有料到这封请愿书会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先生，相信您也知道，监听事件纯粹是子虚乌有。”
“我很抱歉。我也是迫不得已。”
“您在请愿书上签字了吗？”
“是的。”
我站了起来，脸色苍白，震怒不已：
“给我出去！”
第二天早上，我在广播里惊奇地听到了这名律师的声音。他公开地谈到了自己在请愿书上签字的问题，并表示要和同行们决裂。几天之后，他顶着压力给我写了一封信——要知道，当时的律师们已经对我形成了合围之势。每当局势紧张的时候，我总会收到大量热情洋溢的信件，但这封信却是来自一个根本没有理由关心我的人：
“首席法官女士，亲爱的女士：
在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犹豫了很久。以前我一直认为，在疯狂和喧嚣结束之后，理智可以很快地回归。现在我才发现，局势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糟，而且我自己也参与到了一场针对您的媒体攻势之中。这场攻势虽然打着民主原则的旗号，但其目的却在于动摇您的信心，并将您从预审队伍中挤出去。
在和您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之前，我要声明一点：对于警方针对我的那位同事所采取的搜查行动，我并不赞成。不过对我来讲，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使要对您的某些决定和做法表示异议，也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通过正常的程序进行。
然而，我们却选择了一种非常的方法。我对此表示遗憾。
我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通过这封信，我希望让您知道，我对近来发生的这一切也感到非常愤慨。六年以来，您一直精力充沛而信心十足地审理着这个特殊的案件，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您也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使命。这和某些人对您的描述是完全相反的。
由于职业关系，我们曾经，或许今后还会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出现对立。这是没有办法的，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职责。但从根本上来讲，也就是在尊重辩护权的问题上，我可以证明，您是公正而善解人意的。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当我需要查阅某些资料时，当我需要复印某些文件，甚至还没编号的文件时，您从来没有拒绝过我。您办公室的门从来没有关上，您也从来不介意和别人一起讨论案件的进展。
但我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您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透明的。您的言行总是那么一致。媒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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