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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反腐败经历-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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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埂！ �
但我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您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透明的。您的言行总是那么一致。媒体现在对您的指责以及某些针对您个人的人身攻击让我感到愤怒。这些指责是不公正的，它们让人无法忍受。
您是法官，而我是律师。职业的差别需要我们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必要而且必需的。但是，距离并不应该成为冷漠的代名词。
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以及巴黎上诉法院律师的名义请您相信，我对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行动都是无比崇敬的。”
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对他表示了感谢。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勇敢的人，他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我，在发表这番广播讲话之后，他“多次接到了可怕而带着威胁色彩的电话”，这一切对他来说太难以置信了。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我再次清醒地认识到，在案件本身以及对手的可见行动之外，暗流依然汹涌湍急，恐吓和操纵依旧是它们的惯用伎俩。
这是律师集团内部出现的第一次分裂。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反对势力尽管机关算尽，但他们对胜利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司法部长那里依旧没有任何反应。晚些时候我才拐弯抹角地得知，正是有了许多高层法官的努力，司法部长最后才没有将我调离此案。
虽说我的许多同事受到了谣言的欺骗，但司法系统内部的一些关键人物对下面这个问题还是非常之清楚：有关这起非凡案件——
涉案金额高得惊人，调查工作承受的压力非同寻常——的调查工作一旦开始，就不再有回头路可走。
我知道，这个夏天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
第四部分第34节 胜利到达彼岸（1）
2001年秋天，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调离了调查组，她将到沙特尔法院去担任院长之职。对于我来说，她的离去意味着调查的真正终结。然而，我却没有时间来为离别感伤，因为还有一大堆后续工作等着我们去做。除了必须将所有的调查纪录整理出来之外（从调查记录中可以看出预审办公室所采取的每一项司法行动，而且上级部门也可以通过这些记录来检查我们是否在认真工作。），雷诺和我每天还要主持三次审讯，而且常常是同时审问两个犯人。总的来说，我们干得还不错。我比较喜欢用暴风骤雨般的提问来对付嫌犯，而且这些问题多是具体而直接的；雷诺则比较言简意赅，他用几句话就可以把一个问题说清楚。
从身体方面来讲，两个人一起工作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快地恢复精力，以前我和洛朗斯合作时就是这样。在对贝尔纳•；塔皮进行审问的时候，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因为这个曾当过主管城市事务的次部长，现在又是喜剧演员的家伙很善于操纵别人的情绪。在舞台上，他总是用夸张的动作，逗趣的鬼脸和游离的神情来抓住观众的心。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我们逐渐学会了识破他的伎俩。每当他试着用那些夸张的动作和表情来迷惑和欺骗我们时，我们就努力地把注意力拉回到现实和要完成的任务上来。
在这个夏天，所有这些曾经手握重权的人都被请进了我们的预审办公室。在一大堆顾问的簇拥之下，这些人显得非常的不可一世。他们想让我们明白，他们应该呆在董事会，而不是法院。在极端的情况之下，人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当某个人得知自己有可能被判个十年八年，那他就会变得极度疯狂。因此，作为预审法官的我必须保持冷静，我一定要在事实的范围内和嫌疑人们对话，千万不要和他们的恶语相向作正面交锋。
敌人始终在想办法动摇我们的信心。
一名律师告诉我，有人曾以几千万法郎为诱饵，要求他在两名重要的嫌疑人中间牵线搭桥，要他们统一口径。现在，连这样的事都不能让我惊奇了。我干预审已经干了七年，没有什么是不可想象的。我知道，“难以置信”就是“可能”。
审问也非常的紧张，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情况，有些审讯的进程甚至让人目瞪口呆。有一次，我们同时审问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和安德烈•；塔拉洛，由于要到档案堆里去找一份资料，我让审讯暂停了几分钟。就在这个空当，我听到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和他的律师进行了下面这番让人惊愕的对话：
图尔贡：“有一个混蛋记者还在替法官说话，他在《问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攻击我们的文章。”
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怎么可能还有记者替法官说话呢？我原以为这件事已经摆平了……”
图尔贡：“放心吧，自有人来关照他。他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书记官、其余的嫌疑人以及嫌疑人的顾问——都惊呆了，大家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很少有人敢在法院的预审办公室里这样粗鲁地说话。当然，除了粗鲁之外，他们的谈话中还透出了一股凌人的傲气，这两个人居然敢在大家的面前这样肆无忌惮地讲话，仿佛媒体只是他们手中的玩物。
我当时根本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律师公会会长，因为自从他在发表的社论中把我描述为“民主的危险”之后，我们一直关系紧张。同样，我也不敢告诉法院院长，因为他已经给我写了两封充满敌意的信。
我只好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
第四部分第35节 胜利到达彼岸（2）
翻过的一页
在这段时间内，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将来作打算了。在埃尔夫案的预审工作结束之后，我觉得自己已经很难在法官的位置上继续干下去了，司法部长派我去哪，我就只能去哪。另外，我和律师公会某些重要人物的关系已经闹得非常之僵，这种情况对我十分不利。
从更深处讲，我知道这个案件肯定会发展下去并走到今天这一步，因为客观的因素、幸运的巧合以及上天的眷顾都已经具备。这个小小的奇迹是属于这个时代的。然而，预审的进行过程却是如履薄冰。政府机构不可能在一个满是限制的环境里正常运转。
埃尔夫案是一个时代的顶点，同时又是一段特殊历史结束的标志。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个国家不可能超越这段历史。法国民主的“家丑”已经在这个国家能够容忍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了。法国的“精英们”犯下过很多罪行，而埃尔夫公司在1990年到1993年间的表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我们的调查只是管中窥豹。地上长着个胡萝卜，那么它在地下肯定还有许多根须。如果把埃尔夫案和许多别的案子合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腐败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它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哲学家勒内•；吉拉尔曾说过，社会都是相似的。如果某个企业随意挪用了一笔资金，另一个企业就会效仿它，进而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我们要切断的也正是这种连锁反应。这次预审让人们能够隐约感觉到某些东西，但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这些东西或许太残忍了。不管是司法系统还是法国社会本身，它们都没有做好面对现实的准备。
埃尔夫案的预审工作已经闯过了无数暗礁——超常的压力、隐秘的敌对网络以及购买我人头的“协议”，但胜利到达彼岸的希望依然渺茫。明天，有多少法官能够像我们这样历经七年艰辛而不渝？有多少法官愿意付出这般沉重的代价？我觉得，他们也许会喝下敌人递过来的毒酒。如果议会正在讨论的“认罪辩护”法令在1994年就正式实施，那么埃尔夫案根本就不会出现，它顶多只能表现为检察官和彼得曼案的嫌疑人们之间的一次简单交易（一笔罚金，外加几个月的监禁，还带缓刑），而我们现在所查实的大量罪行也会在埃尔夫公司完美无瑕的表象之下被永久地掩盖下去。
国外的反腐斗争也普遍遇到了较大困难。现在，日内瓦的总检察官贝尔纳•；贝尔托萨已经赋闲在家，因为他的继任者已经选了出来，那是一个只会打击小偷小摸的人。在阿尔卑斯山南面的意大利，法官们也受到了政治力量的严重压制。在罗马，意大利问题最严重的企业老总之一居然当选了政府总理（除了和一些依然悬而未决的案子有牵连之外，希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还因为在LogeP2案中作伪证而受到处罚（于1989年被赦免），因为向财政部长行贿被判处33个月有期徒刑（上诉法院撤消了原判），因为向政党提供非法资助被判处28个月有期徒刑（上述法院维持原判，但最高法院撤消了原判），因为做假账被判处12个月有期徒刑（上诉法院撤消了原判）（见2002年3月22日的《世界报》）。）！在法国，许多政治人物在服刑之后又成功地重归政界，其中的一位还在参议院大张旗鼓地宣称，应该向某些对无辜人士进行指控的法官追加罚金……
这一页总算翻过去了。欧洲已经为此经历了整整十年的喧嚣。
许多人道主义机构都建议我到他们那里去工作，而我自己也有换个环境的想法。但是，我始终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从精神上讲，对这家石油巨头进行的调查已经让我发生了很大改变。我看到“逍遥法外”成了“惯例”，而法律则沦为了“特例”。我一直在思索司法到底存在哪些局限性。非常遗憾，我们已经不能对有关经济犯罪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但这并不表示它们不会再对社会契约构成威胁——事实与此恰恰相反。责任感让我的内心无法平静。我希望为社会做点什么，尽管既不知道到哪去做也不知道怎样去做。
第四部分第36节 胜利到达彼岸（3）
秘密会面
一次简单的会面改变了我的生活。
2001年10月15日，挪威出版商威廉•；尼高举办了一次招待会，以庆祝我的新书在奥斯陆出版。招待会是在一座贵族气十足的别墅里举行的，它坐落在挪威峡湾的边上，是尼高家族的私产。别墅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古朴的书房、闪亮的银制餐具和装饰着老式绒套的座椅都在述说着它的沧桑……别墅的前面还有一个偌大的花园，秋天已经为它披上了一件金色的盛装。在这里，我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那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似乎已经离我非常遥远。
在那次招待会上，威廉•；尼高把奥德•；埃纳尔•；德吕姆介绍给了我。当时正值挪威政府重组前夕，而奥德•；埃纳尔•；德吕姆恰巧就是未来的司法大臣。他告诉我，他关注我们的调查行动已经很久了。许多年来，挪威的高层领导们就希望制定一部对腐败行为更为严厉的国际法。从一些挪威外交官的口中，他们逐渐对我以及我们的调查工作有了一些了解。
他对我说：“若利女士，您的观点让我们很感兴趣，我认为我们可以携手做成某些事情。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
对于这扇突然开启的门，我起初并没有太在意。三十年的法国生活已经教会了我不要把社交场合的话太当真：在巴黎，高官们在其听众面前信口开河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但后来我才知道，和我合作的想法几个月前就获得了挪威高层的赞同，而且奥德•；埃纳尔•；德吕姆已经和未来的外交大臣扬•；彼得森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讨。
2001年11月初，正式上任后的挪威司法大臣再次和我取得了联系。我们又见了一面，并就未来合作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后来，我又为此去了挪威四次，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希望先给埃尔夫案的预审工作和另一起棘手的案件画上句号，以便给后来人腾出位子。我和奥德•；埃纳尔•；德吕姆的会面都是在出版商的家里秘密进行的，就像地下接头一样，因为我们的合作还只是处于讨论阶段。
奥德•；埃纳尔•；德吕姆是欧洲最不喜欢的政客之一，因为他关心世界的命运胜于关心自己的仕途，尽管世界并不是为他而转动……
他常对我说：“挪威总是在帮助世界向前发展，它是对世界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在许多国际组织中，挪威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腐败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您是否认为我们应该为此做点什么呢？”
我们常常交换意见，而且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我不会再去创立什么反腐新理论，因为几百名反腐专家已经把腐败的发生原理解释得非常清楚，他们写出的有关论著已经装满了各大图书馆。不过，我可以参照自己的经历，在某些关键时刻，为某些关键措施提出意见。最后，我们终于就我的职务以及未来的行动计划达成了大体一致。
许多个月来，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和一位公众人物志同道合的感觉。
2001年12月初，我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雷诺•；范•；伦贝克，他也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从那时开始他就知道：在埃尔夫案正式结案以及检察系统向法院提起上诉之后，下延期命令的责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我对他百分之百地信任。当我再次碰到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时任某外省法院院长的她已经过上了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的时候，她不仅对我的决定表示了鼓励，还流露出一种羡慕的神情：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双重国籍呀……”
第四部分第37节 胜利到达彼岸（4）
骨头和船
12月中旬，成箱成箱的银行资料从瑞士飞了过来。经过保罗•；
佩罗丹细心而严谨的整理，所有可疑的资金过户记录都清清楚楚地罗列了出来。我们又开始了连续奋战，连头都顾不得抬一下。这可是最后的冲锋了。
2002年1月底，预审工作正式结束，一段长达8年的非常经历也随之画上了句号。几十次的搜查和委托行动，几千次的审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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