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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反腐败经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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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第44节 高层腐败（4）
一切只换来这样的结果吗？
表象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无力动弹。现在，腐败问题已逐渐被“洗钱”这个更广更模糊的概念冲淡。“高层腐败”问题带有的禁忌色彩越浓（每次调查都会引起精英群体的集体抗议），洗钱问题的热门程度也就越高。对于许多国际机构来说，这简直就是挥之不去的阴霾。
十五年来，关于洗钱问题的各种会议、指示、报道和立法已经堆积如山（1988年，《联合国反麻醉品和精神药物不法贸易公约》在维也纳签订。该公约首次将洗钱确认为刑事犯罪，并且决定将此标准推行到各个国家。1989年，新创立的反洗钱国际金融行动小组又颁布了一系列建议性的条令，并公布了那些不合作的国家及地区的黑名单。）。和所有的“洗钱问题专家”一样，我也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参加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洗钱问题讨论会上，从1月到12月一刻不停。
随着时间的推移，“洗钱”这个词到头来已经不加区分地涵盖了禁品交易市场（毒品、与受禁运政策制裁的国家间的贸易活动或走私贸易）、非法经济（卖淫、黑市、猖獗的小额贪污）、偷税漏税（个人走私、在跨国公司的总公司和分公司的账目上动手脚）、银行诈骗以及精英群体的腐败等概念。可以说，“洗钱”这个词已经失去了部分的本来意义。
在同一个旗号之下，我们把一大堆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乱七八糟地重组到了一起：尼日利亚前总统萨尼•；阿巴查和他40亿美元的个人存款、伯明翰的毒品贩子、世界各国的“巨贪”、掩盖了安然公司5。04亿美元亏损的融资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策划者们曾用一种极为聪明而又贪婪无比的恐龙来给这种融资手段命名。电影《侏罗纪公园》的上映已经让这种恐龙变得家喻户晓。）、在一家奥地利保险公司里周转资金的斯洛伐克妓女……
把一切都搅在一起，我们就面临着混淆不清的可能。洗钱是一项离我们较远的犯罪行为，它跟国外的金融家们有关；而腐败则是近在咫尺，涉及这些领导我们的男人和女人们。
当世界各国的专家们想震惊公众舆论时，只需把全球的毒品市场和黑市的交易额以及造假、走私和卖淫的“营业额”堆砌在一起就可以了。在这个时候，这些数字的意义已经被掏空了，因为大脑已经无法对这许多个零之前的数字产生感觉。那么，我们又拿这些庞大的数字去和什么相比较的呢？和全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时，这些数字所占的比例只有2％到5％，而且其中将近一半都是来自毒品贸易（来源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FMI）2002年数据。克里斯蒂安•；沙瓦尼尤曾在《关于世界管理的经济分析建议报告》中引用过。）。遗憾的是，一位加拿大研究员在其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表示了对灰色经济有关数字的质疑。在对世界上流传的一些似乎不容置辩的数据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他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房间内经过简单估算得出的，非常不可靠。
在这些数字之争之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尽管进行了国际动员，而且许多大型机构也拥有自己的军火库，但反毒斗争还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效。毒品贸易的不断猖獗是发人深省的。哪怕只简单地想一下，我们就可以意识到自己取得的成果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几个无关紧要的人，每年一两次象征性的打击活动。美国反毒品局前成员麦克尔•；莱文曾这样写道：“1971年，当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向毒品宣战的时候，美国的吸毒者还不到50万，反毒品斗争的预算也不超过1亿美元。三十年后，美国已经为反毒花掉了1万亿美元，但吸毒者人数却超过了500万，每年用于反毒品斗争的预算也高达200亿美元。一切只换来这样的结果吗？”（见克里斯蒂安•；伯耶松著的《黑名单：十五名美国记者打破了沉默的定律》，阿雷纳出版社2003年出版。）
同毒品贸易的斗争面临着一系列的骗局。首先是政治骗局：大多数的强国都会以地缘政治因素为由，保护这些犯罪行为。1979年，在苏联军队进入喀布尔以后，西方国家和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曾建议阿富汗的抵抗武装种植罂粟，以为他们对抗红军的战争提供经济支持。（见2002年10月30日的《世界报》。）在美国，关于“武器门”事件的调查表明，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和走私可卡因的哥伦比亚黑帮合作，以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同时在巴拿马，美国情报部门的雇员曼努埃尔•；诺列加也曾帮助拉美的毒品贩子洗钱。在欧洲，一些独立的组织（如毒品地理政治观察所）曾数次揭露欧洲当局对毒品买卖的纵容。就这样，强国们一边用左手对他们忍受着的这些行为进行打击，一边却又用右手对它们进行鼓励……
与政治骗局相伴的是金融骗局。经过一年的调查，美国参议员莱文的调查报告终于在2002年2月得以公布。该报告揭露了数家大银行参与洗钱活动的事实（他在报告中提到了纽约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以及摩根斯坦利……），而这些活动很多都是拐弯抹角地通过“有商业关系往来的银行”进行的。禁品买卖经济已成为各国财政体系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财政体系早已适应于此，它们可以欣然接受这笔通过互相妥协得到的意外好处，而且自己又不会被抓。被称为“银行家天堂”的安的列斯群岛就是因为拉丁美洲的不法贸易而逐渐繁荣起来的，而新加坡的致富依靠的也是缅甸的毒品贸易。许多最令人尊敬的大机构玩的却是双重规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就15个国家在反洗钱斗争中不予合作的行为提出了指责，而法国头号银行巴黎国民银行恰好在这15国中的8个国家都设有分行（《分行影响了欧洲大银行的名誉》，见2000年9月28日的《发展》月刊。）。另一个虚伪的例子：毛里求斯是全球最可疑的金融中心之一，毛里求斯政府的反洗钱机构曾对德国银行毛里求斯分行提出质疑。于是，作为德国最大银行的德国银行发出了关闭毛里求斯分行的威胁……最后，该机构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地让这件事过去了。
由于缺乏对问题的深层理解，我们有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努力消失在一个卡夫卡式的荒谬黑洞之中。以我八年的经验来看，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无法找到根除经济犯罪的途径，因为这些犯罪行为当中存在着太多的未知因素。我们应该从这些未知因素中分离出一个可变因素，并对它进行集中研究。高层腐败是一堆乱麻，如果能找到一把快刀来斩断它们，局势或许就会出现明显变化。
第五部分第45节 症结所在（1）
我仍记得联合国的一个部门负责人在他那宽大的办公室里发出的嘲讽笑声：“夫人，看来您的头脑并不是很清醒。您怎么能够想象可以取得，哪怕是最小的成果呢？”当时，他还是反腐斗争某个方面的负责人。其实，我们的真正对手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宿命论：不管怎样，“腐败是始终存在的”。像堂吉诃德那样拿着长矛，向风车发起突袭有什么用吗？
这种宿命论是错的，因为一切都已改变。
当然，权钱勾结的历史由来已久。
早在君主政体占统治地位的1700年，红衣主教朱尔•；马萨林的著作《准备和馈赠礼物》就进入了政客们的必读书目。社会中总有这么一小部分人：在原始社会，他们被称为“伟大的猎手”；在现代社会，他们被称为“伟大的部长”。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督科贝尔也是一个贪婪之徒，他不仅通过出售铸币权来获取好处，还打着“论功行赏”的旗号自行分配国王赏赐，以致当时的法国金融丑闻频出，手工业举步维艰，借贷银行濒临破产……在其鼎盛时期，科贝尔聚敛的财富相当于整个王国财政预算的5％。“科尔贝轻松地将王国的账户与自己的账户混在了一起。新兴的制造业为各种非法交易提供了机会，所有的机构都向他行贿……国家财政预算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一位部长同时也可以是一位国家银行家，人们已经对这种事习以为常。”（见1996年10月的《历史》杂志文章《科尔贝：不忘为自己服务的国家公仆》，作者皮埃尔—亨利•；芒东。“某些行为，例如收受贿赂，在17世纪是明文禁止的。当时出现过不少轰动一时的诉讼案，其中就包括1661年的福凯（法国财政大臣）案和1680年的贝林佐纳（意大利金融家）案，这两人都被指控曾向科尔贝的副手行贿。”）
在启蒙思想中诞生的共和国是反对纳税选举制（一张选票的分量是与投票者拥有的财富成正比的）、社会等级制（贵族阶层是依据贵族院议员来划定的）和义务买卖制的。革命者的身上带有一种雅典人的理想主义，在他们看来，那些只考虑自己私利的人是“傻瓜”，只有那些献身于公共利益的人才称得上是“自由人”：只有这种人才能为我们注定要消亡但又未竟的生命注入生机和活力。然而，民主自身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面对个人的弱小时，它会显得无能为力。对于建立在相关理想之上的民主大厦来说，个人思想的腐败始终是一个威胁。
另一个层面
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布满了道德污点，收受非法佣金的历史和世界贸易的历史一样久远。“英国海军大臣塞缪尔•；佩皮斯认为，只要受贿行为是‘在桌下’偷偷进行的，那也是可以接受的……中国的‘红包’，阿拉伯国家的‘酒钱’，中非的‘matabiche’，菲律宾的‘payola’，拉丁美洲的‘promina’，用来指代受贿的词汇不计其数。”（见2000年11月的《世界外交报》文章《耗资巨大的世界性腐败游戏》，作者皮埃尔•；阿拉莫维西。）那些大的海运公司曾大规模地进行过海上掠夺和奴隶贸易，它们收受贿赂的胃口也大得惊人。
在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和理论家们终于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的道德缺陷，并希望个人的优点和阴暗面可以像英国经济学家曼德维尔讲的“蜜蜂寓言”那样自然地组合在一起——在一个蜂箱里，互相对立的蜜蜂们最终会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工作。许多大型的工业企业都有着不可告人的原始资本积累历史。在20世纪初的美国，“贵族小偷”们——即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巨头们——不择手段地取得了对经济和政客们的掌控权。（见霍华德•；津西的《美国通俗史》，阿戈纳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政治历史总是循环往复地穿插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丑闻，这些事件会给我们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们所操心的这些问题都处在同一个层面，它们是边缘性的，无法避免的，因为它们源自人类固有的本性。然而，把历史事件拿来比较非但不能使我们放心，反而还会增加我们的忧虑。法国共和历史上最大的政治经济丑闻——巴拿马运河工程丑闻——牵扯到数百名部长和议员，这些人被称作“拿支票者”，作为收受贿赂的回报，他们对那项有利于借贷大量资金支持巴拿马运河计划的法律投了赞成票。这起丑闻涉及的受贿资金数额相当于现在的1300万欧元，和埃尔夫案或“安哥拉门”事件比起来，这简直就是毛毛雨。斯塔维斯基事件（1934年震惊法国的财政丑闻。塞尔日•；亚历山大•；斯塔维斯基是一名商人，和当时法国政府高层来往密切。1933年因诈骗丑闻败露出逃，后被杀人灭口。）、皮阿斯特（埃及等国的货币）不法贸易……这样的丑闻在今天也只能算得上通讯社的一条快讯。在民主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的腐败问题的实质和规模都是不尽相同的。
经济全球化已经进行了20年，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高层腐败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首先，它不再是单个的，而是系统的行为；其次，腐败牵涉的资金也不再是小数目，相反，这些非法资金的流动已经严重威胁到我们的政治。
如果要探寻高层腐败作为政治现象出现的根源，我们显然要追溯到“能源危机”时期。1973年时，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之多，这使得西方国家必须想尽办法去捞回那些不得不支付给欧佩克组织成员国的钱。于是，它们出售军火、核能设备、大型公共工程合同以及银行服务……这笔资金的数目实在太大，以至于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止这场“石油美元”的贸易。
如果想对这笔资金的数额有个概念，只需看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拥有世界排名第四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量，而且只是探明的储备量）就可以了。从1971年到1980年间，阿联酋的石油收入增加了25倍，同时，它的政府开支也在以每年70％的速度增长（见洛朗•；马沙尔所著的《迪拜，世界之城》第17页，CNRS出版社2002年出版。）。然而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四大石油公司的利润却实现了146％的增长，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发人深省的。
第五部分第46节 症结所在（2）
在80年代初的时候，“石油美元”时代终于引发了金融市场的不规范，并且这种不规范状态到今天还一直在扩大。这个时代将那些坚持传统管理模式的创始人、经理人和领导者摆到了次要位置，却将经纪人、金融家和压力集团推上了前台。伊夫•；梅尼曾这样写道：“建立在最广泛意义的‘物物交换原则’基础上的交易行为已经取代了建立在规章制度基础上的交易模式。随意贪污受贿不再只是一个‘利益对个人的诱惑’问题，它同时也反映了主导价值观的变化。”（见《地中海交汇点》杂志1995年15期文章《腐败、政治和民主》。）
顺理成章，从1977年起，欧洲各国政府开始允许企业向海关申报贪污受贿金额，并美其名曰“特殊贸易支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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