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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反腐败经历-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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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第49节 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2）
令人震惊的同谋
当一个独裁政权瓦解而他的领导人不再享有豁免权时，令人震惊的腐败行径便会浮出水面：刚果的蒙博旺•；塞塞•；塞科——40至100亿美元；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50亿美元，其中20亿美元已被政府追回；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400亿美元；萨达姆•；侯赛因——50至100亿美元（根据美国记者露茜•；科里萨的报道，“美国人正在追查这笔落入萨达姆•；侯赛因腰包的巨款，其数额估计达数十亿美元。在过去的数年间，萨达姆手下的那些专家们为他构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由众多虚假企业和秘密银行账户（它们都位于瑞士、列支敦士登和巴拿马）组成的网络。现在，我们正在慢慢地将它梳理出来”。（见其2003年5月的文章《洗钱书》））……每次面对这样的行为，我们都希望它只是一种个人的疯狂之举。
然而，这些数字不仅与埃尔夫案中可能被挪用的资金数额处于同一个数量级，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安哥拉进行的官方调查结果也是非常之协调。中情局的调查表明，安哥拉的石油公司每年的纳税申报额和安哥拉政府财政账目上的实际收入（见2002年10月26日的《经济学家》。）存在着大约10亿美元的缺口。这个数目就是对被侵吞挪用资金数额的最保守估算。正如埃尔夫公司的前领导在轻罪法庭上承认的那样，所有的这一切，包括尼日利亚的阿巴查案和秘鲁的藤森案，都可以成为衡量每天消失在“腐败黑洞”里的资金数额的尺度。
不过，这些钱并没有藏在贝鲁特或瑙鲁某个不为我们所知的可疑机构里。很早以前，高层腐败就不再只意味着某个密谋策划的场所（如日本的“秘密区域”）和一堆装满钞票的手提箱了。现在，高层腐败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是在那些最引人注目的金融机构中进行的，它不仅在伦敦花旗银行如鱼得水，还在苏黎世遍地开花。金融机构也可以从腐败资金中美美地分一杯羹：据美国参议院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称，为腐败分子开设账户而产生的平均收益达到了存款总额的25％，最高时甚至能达到40％。调查委员会主席卡尔•；莱文分析道：“作为取得收益的回报，银行负责替顾客保密，并提供一系列服务——如秘密协议、在国外开户、借他人或挂名企业的名义开户——来帮助他们管理自己的资产。美国的银行常常帮助那些可疑顾客在国外从事某些活动——这些活动在美国本土是被禁止的，并从中获得报酬。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们的银行不应该成为转移犯罪和腐败赃款的系统。”（见议会常设调查组在1999年9月9日的“私有银行和洗钱活动”主题会议上的总结。）
这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它已经成了一种惯例。除了美国以外，它还适用于法国、西班牙、安哥拉、墨西哥以及一切存在高层腐败的地方。自从70年代出现了“石油美元”之后，金融家们已经习惯于在必要的时候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只按自己的逻辑行事。在为埃尔夫公司和安然公司的领导提供服务时，银行系统也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安：大家都有流动的隐秘资金，大家都有乱七八糟的海外公司，所有的银行都开展这种业务。这是一种戴上了贵族光环的原始猎食方式。
危险是双重的。用西班牙著名法官巴尔塔萨•；加佐的话来说，一方面，“放任灰色资金自由流动会造成一种政治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空虚感”。（见贝尔托萨•；加佐在2002年2月2日的阿雷格里港会议上的发言。）韩国的资本主义就像一个小范围的领导人俱乐部，在这里，佣金横行，默契代替了法律，灰色交易代替了竞争。在巴尔塔萨•；加佐看来，和韩国资本主义一样，整个世界上的资本主义都是一种“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
法国也认识到，同属一个阶层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这种友好互惠的关系，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会肆意地利用这种关系为自己牟利。在90年代初进行的一次金融调查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件事：一家大银行的领导将数笔尚未归还的贷款（总金额大约为10亿法郎）充进了准备金，就好像这只是一笔意外的、可以容忍的亏损，而财务核查员在其审查报告中对此也只字未提。这件事就这样风平浪静地过去了，仿佛一封被扔进了邮筒的信。然而，银行总裁的某位家庭成员却因为这笔神奇的欠款而海赚了一把！
高层腐败就如同墙上的裂缝，它会威胁到整座建筑的安危。这些裂缝正在暗处悄悄地变大、拉长，它正在削弱那种将我们大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归属感。某一天，或许就是明天，我们在醒来的时候会忽然发现，由于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我们共同的房屋已经分崩离析。
这种超越国界的，“内部人士”之间的串通勾结必定会波及公共事务。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政治团结和经济团结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近十年来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候选人都享用着来自全世界的慷慨捐赠，其中的某一部分甚至来自他的反对者。“外国企业对美国的政治体系越来越感兴趣……这一切让美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贸易之间的界线变得非常模糊。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民遍布全世界。”（见《纽约时报》1996年11月17日文章《国际力量对政治的破坏》，作者罗杰•；柯恩。同时也可参见“公共信誉中心”网站发布的一些发人深省的调查报告，特别是迪亚娜•；伦祖利在2002年做的一份报告《国会大厦的侵犯者：私有利益如何统治了我们的国家》（icri。org）。还有另外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和“安哥拉门”事件有染的皮埃尔•；法尔科内曾经为布什竞选总统提供了10万美元的资金，和安然总裁肯尼斯•；莱提供的资金数额相当。）
埃尔夫案的调查表明，那些石油公司领导人的非法账户与安哥拉或刚果—布拉柴维尔国内反对势力领导人的账户之间有着频繁的资金往来，而可能存在的“小金库”则不加区分地为他们所有人服务。有关“安哥拉门”事件的预审似乎也遇到了类似境况：有关的调查工作揭露了法国的某些大人物、俄罗斯的某些金融家们和非洲的某些国家元首之间令人惊诧的密切关系。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发生在90年代的小事。在一次搜查过程中，我在某位法国知名人士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份很正式的合同。根据合同的规定，该知名人士为某位外国元首担任“顾问”（对此没有更详细的说明），报酬是每年300万法郎（约合45。7万欧元）。
我抬起头看着他，他也看着我，脸色突然变得十分苍白。这份合同与我调查的案件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我对是否拿走这份合同有些犹豫。最后，我还是把它放回了保险箱。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我感觉到身旁的他不易察觉地长舒了一口气。这笔钱对我们的这位主人公肯定具有非常大的诱惑力：他的工资本来就已经很高了，而这笔报酬居然是他工资的3倍！
打那以后，我才明白：那些为我们选出精英的大选举团和人们想象中的选举团并不完全一样。
第五部分第50节 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3）
从金钱犯罪到最简单的犯罪
高层腐败不仅使西方国家付出了沉重政治代价，也使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受到定期的搜刮，下边的这张曲线图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以1987年的美元价值为参照，安哥拉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在下降，而与此同时，该国的石油收入却在不断大幅攀升（见托尼•；霍奇斯著的《安哥拉：从非洲—斯大林主义到石油—钻石资本主义》，弗里德尤•；南森研究所和国际非洲研究所2001年联合出版。该曲线图是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绘制的。）。“到1999年11月时，安哥拉欠法国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74亿法郎，另外还有25亿法郎的过期未付款，其中的22亿都是由外贸保险公司，也就是说由法国的纳税人出资垫付的”（见弗朗索瓦—孔格维埃•；维尔斯恰夫著的《黑色沉默》和《谁阻止了法非合作？》第364页，阿雷纳出版社2000年出版。还可参见联合国国际观察组织的报告《总统手下的所有人》，该报告特别提到了在英国维尔京群岛的一个拥有11亿美元存款的银行账户，该账户是专门为安哥拉军方服务的。这份报告可以在下面这个地址查阅到：globalwitness。org。）。经济警队的负责人曾在拟写阶段性报告时指出：“这些老板们获得的巨额利润——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至少有十亿法郎——都是来自同安哥拉之间的军火贸易。”（这份报告是在2002年4月9日拟定的（见2003年4月23日的《世界报》）。针对布伦科公司向安哥拉出售军火一事的调查尚未结束，因此这些数字只是一个大概，在预审结束之前，它们都有可能被推翻、得到确认或有所增长。）在最近出台的一项有关重谈安哥拉债务问题的法令中，瑞士法官达尼埃尔•；德沃强调了这样一个问题：许多灰色资金都是“通过一个在日内瓦、莫斯科和罗安达之间活动的秘密组织进行流动的，该组织总是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犯罪手段——例如贪污受贿和对公共资产进行非法管理——来获取收入”。（见2002年5月24日的《世界报》。）法国议会“石油和种族”问题调查组（见1999年的报告《石油与种族：有可能和解吗？》第一册，第149页。）也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尽管安哥拉有潜力（它拥有丰富的矿藏和石油资源）成为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他的1100万人口中只有不到5万人的生活水平达到了西方标准。”据国际观察组织称，每三分钟就有一名安哥拉儿童死于营养不良或可医治的疾病。
不管是法国还是其他一些国家，它们都没有从埃尔夫案中吸取任何教训。大型银行为石油贸易提供预付款的行为仍在若无其事地继续进行（在法国，最近一次的预付款所涉及的交易和刚果—布拉柴维尔以及安哥拉有关，付款手续主要是通过农业信贷银行和巴黎国民银行进行的。（见《大陆书》杂志1999年3月31日文章《数月之内的十亿美元抵押贷款》）。），“定金”、“佣金”和“回流佣金”仍然大行其道。产油国的国家元首们和西方国家的“商家”们都“喂饱”了他们在卢森堡或开曼群岛开设的私人账户。
这些非洲国家的元首和埃尔夫公司的领导通过“小金库”赚得的钱高达数十亿法郎，然而，他们不只挪用了资金，还制造了不幸。喀麦隆作家蒙戈•；贝蒂曾愤怒而痛心地说道：“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出，石油曾为黑非洲带来过进步和安逸？石油贸易总是带来与‘进步’和‘安逸’完全相反的东西：在喀麦隆，石油已经成了厄运、独裁、暴力和内战的代名词……在加蓬，到处都是坑洼的公路、苍蝇乱飞的医院、狗窝一样的学校……加蓬靠卖石油赚的钱都到哪里去了？”（见1998年4月1日出版的《另一个非洲》。）
这种愤怒情绪在挪威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共鸣：我的祖国比任何国家都明白，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可以靠自己的矿产资源来建设国家的。早在60年代，当海上还没有架起钻井平台之前，我们的父辈曾在北欧过着极其艰辛的生活。在那个年代，加蓬和挪威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如果四十年来利伯维尔实行的是一种透明的、真正民主的体制，加蓬早就成为非洲国家的典范了。
丑闻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尽管加蓬的人均收入抵得上一个欧洲国家，又兼有资源丰富之利和来自法国的慷慨“援助”（除此之外，巴黎方面还经常免除加蓬的债务，最近一次的债务免除决定（大约4亿法郎）出现在1996年，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是雅克•；希拉克。），但该国的婴儿死亡率却位居非洲前列（弗朗索瓦—孔格维埃•；维尔斯恰夫指出：“在加蓬，人的预期寿命只有52岁，只有38％的儿童接种了麻疹疫苗——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接种率为79％。”（见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9年年度报告第194页））。加蓬的邻国，由奥马尔•；邦戈的女婿德尼•；萨松•；恩格索领导的刚果—布拉柴维尔也曾饱受内战之苦，为了确保稳定，埃尔夫公司对两个互相敌视的阵营均予以资助。1995年，希拉克发放了84亿法郎的国债以援助刚果—布拉柴维尔发展经济——当然，这笔钱是要由那些“善解人意”的法国纳税人来出的，而与此同时，巴黎的院外活动集团又通过相关的国际机构减免了该国67％的债务……毫无疑问，总统萨松•；恩格索的个人财富也在这段时间内急剧膨胀。（在他重新掌权之前，有人估算他的财产总额为12亿法郎（见1997年5月22日的《事件》杂志）。）
不过，腐败也不是必然的。30年前，塞拉利昂和博茨瓦纳这两个钻石生产国拥有相同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天，前者的人均收入只有140美元，而后者的人均收入却已达3630美元。不用多说什么了。
第五部分第51节 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4）
没有护栏也没有路标
追随着全球化的脚步，一些对民主有着致命威胁的“萌芽”也冒出了地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应该为此负全责，因为是我们放任了这些萌芽的肆意生长。事实上，腐败行为的普遍化是和商业社会密切相关的——在这个社会里，金钱就是决策的唯一标准和个人奋斗的唯一目标。
经济全球化默许了金融投机的存在，并进而改变了我们权衡利弊的标准。这套新的价值观体系的核心在于：大型企业的领导们很快就花光了自己的薪水，于是他们就把企业增值利润的一部分据为己有，而我们也因为某种集体的麻木感默认了这种事实的存在。就这样，安盛保险法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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