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腐败经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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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过。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一个法官——仅仅因为他是法官——就应该成为永无休止的谣言、随时随地的电话窃听和赤裸裸的威胁性“建议”的攻击对象。没有人要求这名法官开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也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默默忍受所有的侮辱和欺骗。　　　　
　　　　如果用“预审秘密”来掩饰所有那些针对我的卑劣行径，那将会使这本书显得很奇怪。恰恰相反，“预审秘密”的保护对象应该是调查工作而不是那些阻挠调查的人。如果这些人认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保护伞下随意地恐吓和挑衅我，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和所有的欧洲公民一样，我的言论自由将得到宪法的保护。　　　　
　　　　同样，保持克制并不意味着要让自己变得像受虐狂一样，一个国家公务员不应该变成浑身带箭的圣塞巴斯蒂安。有人曾公开损毁我的名誉，有人甚至觉得我本身就不够廉洁自律。现在我要行使自己的表达权，因为我在挪威政府担任的职务让我觉得有义务将这个故事公之于众。和“逍遥法外的特权”作斗争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我应该知道这样做的代价。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隐去了大部分问询对象的名字，这样做有时候是为了维护司法调查的秘密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不让这些人暴露身份。一件件事情连续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掠过，而每一件事都对这次不平凡的预审产生着影响。有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将这些事和它们发生的背景完全区分开来，但我在书中写到的事应该是经得起核实的。我应该将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所有威胁和困难都清晰地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由地发表意见。　　　　
　　　　关于这本书，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要提醒读者。调查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故事，它由各种各样的真相串联而成，而这些真相往往又互相矛盾。某一天得出的结论往往在一年之后又被另外一些发现所否定。国外银行的有关材料往往能够证明早些时候的审讯结果是真是假，但索取这些材料通常要花费两到三年的时间。如果涉及经济犯罪，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犯罪分子们的金融行为往往都经过了精心包装，这使其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法律上都显得无懈可击。因此，这本书写得并不容易。根据时间发展来叙事仅仅能够让人读起来比较舒适，但调查的本来面目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隐藏的暗火　　　　
　　　　1995年春天。就在几周之前，我们这帮调查人员还经常聚在一起开会。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意外发现，而彼德曼公司的背后似乎还另有文章。虽然每一天都能“抽出一段羊毛线”，但我们要处理的却是整整一个“大线团”。我们在彼德曼公司的账户上发现了多笔来自埃尔夫—加蓬公司（埃尔夫公司旗下的一个子公司，50％的股份为加蓬政府持有，因此其地位十分特殊。）的资金，这些资金运作绝不只是简单的商业行为，它们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秘密交易。还没弄懂是怎么回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迷宫：这里面既有各种各样的企业，又有乱七八糟的双重背景和假象，当然，还有真实存在的肮脏交易。　　　　
　　　　还好，我们的调查还没有引起媒体的过多关注，仅有的豆腐块报道很快就被时效新闻的洪流所淹没。但这是一股隐藏在我办公室里的暗火，我已经察觉气氛有些不对。我直接或间接地接触了许多证人，并获取了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我发现，尽管彼德曼案尚不明朗，但它的内容和它所制造出的紧张气氛却完全不对等。　　　　
　　　　我的问询对象都是些长年在商界摸爬滚打的生意人，他们意志坚定，记忆力超强。奇怪的是，他们常常在我面前脸色发白，说话结巴，甚至长吁短叹。他们的眼神时而游移不定，时而突然发愣，一会儿盯着天花板，一会儿又盯着有关材料。他们签名的时候也是涂涂改改，仿佛是在确认自己的名字是否写对。恐惧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情绪，人们不断地与它斗争，但最后还是被它吞噬。没有人能够装出一副对恐惧无所谓的样子。我认为这些人并不是在演戏。　　　　
　　　　我收集到的资料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让人震惊。这些人谈到了直接的死亡威胁、夜间的骚扰电话、被损坏的汽车、恐吓性的盗窃事件（盗贼将屋子翻得底朝天但却不拿走任何东西）、到处传播的暗杀谣言以及花样百出的警告……　　　　
　　　　我当然知道，一个石油业巨头的故事和“塞居尔伯爵夫人（译注：作者原名索菲•；罗斯多普希妮（1799年—1874年），法国文学家，代表作有《模范小女孩》、《索菲的不幸》和《杜哈吉那将军》。）的童年”以及“罗尔德•；达尔（译注：英国作家，擅长成人小说、儿童文学和剧本写作，兼善惊悚和幽默题材，风格独树一帜。）的故事”完全不相干。世界上大部分的商业油田都在中东、西非和拉丁美洲，而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都来自欧美。“黑色黄金”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称呼。争夺石油和石油开采权的故事是非常血腥的，“充满了喧嚣嘈杂和惊涛骇浪”。在这个故事里，到处都能看到冷箭、政变、黑钱和背信弃义的肮脏交易。如果莎士比亚生活在这个世纪，估计他能以石油为题材创作一出悲剧。　　　　
　　　　做石油生意的人生活的世界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我接触过这样一名埃尔夫公司的员工，他曾担任一家炼油厂的经理，长期在危险地区工作的他已经饱经磨炼，坚定得像一块石头。有一天，他无意中和我谈起了一封信。早在几个月前，也就是在预审开始之前他把这封信交给了他的律师，信中说，如果有一天他出了车祸，那肯定是一起暗杀事件。我读了这封信。他在信中暗示，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可能就是他自己公司的领导。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第一部分第3节　眼中钉（3）

　　　　“街上有埃尔夫公司的人”　　　　
　　　　这是一起发生在法国领土上的经济案件，它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案件的演员们，至少在现在，和国防秘密还沾不上边，但他们的做事方法在我看来却是不可想象的，尤其在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在这个和平年代，这些男男女女们生活在巴黎绿树成荫的街区的中心，他们豪华公寓的窗户正对着梦幻般的街道。然而，他们的日子却过得提心吊胆，仿佛一群在空旷原野上被歹徒追杀的逃亡者……他们在上楼梯的时候总是会放慢脚步，仿佛害怕楼梯的拐角处会突然出现一个阴影。他们开车门的时候总是带着恐惧，他们不再打电话，他们的公寓经常被人翻得乱七八糟……　　　　
　　　　一次又一次地录口供，翻阅问询记录，审查各种合同和银行账户副本……我觉得自己身边发生的事简直就是一部社会底层的黑色小说，但它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些人害怕警察，因为那些追踪他们的人在警方也有眼线；这些人也不相信政府，因为他们敌人手中的权力甚至高于政府。　　　　
　　　　虽然我不像他们那么害怕，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恐惧。法官和医生有些相像：在治疗了多位病人之后，医生就不会再对鲜血过敏；同样，在见识了这些证词和笔录中透出的大量暴力色彩之后，暴力就不再让我害怕。它不是针对我的，至少现在还不是。　　　　
　　　　调查工作的最初几个月有些像雨前的巴黎天空：在预示暴风雨的乌云缓慢而不可避免地盖满天空之前，我们还可以看见几丝白色的云彩。但就在一天晚上，在听完埃尔夫公司的一名工程师的证词之后，我发现乌云已经开始在我的头顶聚集。这名工程师曾在工作中违抗过上级的命令，并拒绝执行一切他认为非法的命令。可想而知，他肯定也遭遇到了同样的一切：匿名的警告、动摇信心的谣言以及直接的死亡威胁……　　　　
　　　　问询结束后，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待了一会。我有些恍惚，为了不让自己闲着，我开始收拾桌上散乱的文件。忽然，这名工程师再次敲开了我的门。看见我惊奇的样子，他把食指放在嘴上，意思是告诉我不要说话。随后，他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小心！我发现街上有埃尔夫公司的人。”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然后，他离开了。　　　　
　　　　我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个人熟悉埃尔夫内部的游戏规则。每天早上他都吹着口哨，走过纳伊大桥到位于拉德芳斯商业区的埃尔夫大厦去上班，但这并不足以让他成为这个公司的中层领导。他知道埃尔夫的底牌，也知道这个公司做了些什么。他的举动告诉我，这个办公室并不安全，而且我的调查很有可能已经被人监视了。　　　　
　　　　被人瞄准的感觉　　　　
　　　　每个人都知道石油巨头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管是英美的“石油七姐妹”（译注：在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末期间，美国的埃克森石油公司、谢夫隆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英国的英荷壳牌石油集团及英国石油公司七家大石油公司垄断了世界石油市场，史称“石油七姐妹”。）还是它们的法国同行都会在背地里干些龌龊之事。对于埃尔夫公司来说，这种龌龊的色彩却是与生俱来的。埃尔夫公司的创始人皮埃尔•；吉约马曾在二战期间担任过法国情报部门的头头，战后他被任命为法国国防部长，并同时负责原子能计划。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自埃尔夫公司创立伊始，皮埃尔•；吉约马就在公司的各层安置了许多具有双重身份的人：他们既是石油工业家，又是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公司设立的情报部门表面上只负责保护公司财产的安全，暗地里却肩负着为法国政府提供情报的使命（早在60年代初，皮埃尔•；吉约马就在埃尔夫公司的内部设立了一个情报机构。这个机构的监督者是一名负责特殊事务的情报官员，而这名官员和戴高乐将军的非洲事务顾问雅克•；福卡尔又保持着频繁接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公司的安全工作一直是由该情报部门负责，莫里斯•；罗贝尔上校（他曾和雅克•；福卡尔一起创立了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非洲部）、帕特里斯•；德卢斯塔尔（曾担任过法国安全总局行动部的负责人）和外号“上校”的让—皮埃尔•；达尼埃尔（一名具有特工背景的军官）曾先后担任过该部门的负责人。（见1997年9月28日的《世界报》文章：《埃尔夫的情报部门和法国之间的互相渗透》）。）。在上世纪80年代，埃尔夫公司又多了一个任务：向促成法国和某些国家之间这样那样合同的“中间人”支付佣金，而这些合同的背后往往隐藏某种外交交易以及某些外国政府的腐败行为。因此，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非洲，埃尔夫内部都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些任务。当然，这些机构肯定是见不得人的。　　　　
　　　　同时，这些机构又在不断发展自己的下属网络，它们已经如沉积岩一般遍布埃尔夫公司的整个肌体。被它们瞄准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事情。　　　　
　　　　手里拿着这张字迹潦草的字条，我第一次感到担心了。在以前的一次预审中我就受到过威胁，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还是让这几周来弥漫在调查周围的紧张空气变得清晰了许多。我想起了一些证人曾受到的威胁：“你将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如果你不听话，你会倒霉的”，“你过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些话越来越突出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不过，和我后面的经历比起来，那天晚上我体验到的恐惧根本就算不了什么。问题已经出现，就那么简单。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把头靠在郊区列车的车窗上，任凭各种乱七八糟的往事在脑海里碰撞。我就好像在玩一个拼图游戏，随着越来越多的图块各归其位，我知道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我决定像从前一样若无其事地生活，不让恐惧控制我的身心。　　　　
　　　　如果当时我被恐惧所征服，我完全可以不声不响地停止预审，不让任何人知道，也没有任何人会知道。世界将继续转动，我将继续调查那些可疑的破产案、偷税案和银行卡诈骗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当我看见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调查却还遭人谴责的时候，当我认真审视我们所有人为此付出的代价的时候，我总是不停地问自己：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　　　　
　　　　然而，我不喜欢“我本能够”，“我本应该”诸如此类的说法。法语是一种奇妙的语言，它总喜欢和感情的不确定性玩游戏，并因此制造出了条件式和先将来时等语法“国粹”。但我这个人比较缺乏诗意，比较实际，在骨子里我更像挪威人。我是不会被吓倒的。　　　　
　　　　我仅仅只是他们的眼中钉吗？　　　　
　　　　不。我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威胁。


第一部分第4节　威胁（1）

　　　　调查开始还不到一年，我就迎来了第一位信使。　　　　
　　　　在涉及敏感政治、情报工作和保密行动的时候，人们使用的语言通常都是加密的，而且消息的传递往往会通过一个第三者进行。一位国内反间谍局、中央情报局或摩萨德的工作人员绝对不会在某一天早上敲开你的房门，眼睛直直地看着你，然后告诉你他正在调查什么并且他为何觉得你也牵涉其中。他们会使用一些中间人，而这些中间人又会给你带来一些足够晦涩难懂的信息。他们会告诉你一些事情，但又不会完全挑明。　　　　
　　　　我的第一位送信人名叫弗朗斯——至少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他是通过一位朋友找到我的。几个月来，我一直是一家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企业所关注的对象，因此常常有人刚和我认识就邀请我去看戏剧，有时候还会邀上他自己的一群朋友同去。这位将弗朗斯介绍给我的朋友就是这样一个人。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把他的这种殷勤看成是一种轻率的表现，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和一堆朋友聚在一起，看看高雅的展会，听听美妙的音乐会，当然也少不了品尝一下美味的法国大餐，因为我们毕竟身在巴黎。　　　　
　　　　一天晚上，这位朋友邀请我去他家里参加一个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