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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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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审计风暴推动制度创新
《21世纪》：李金华的“审计清单”被人们称为“审计风暴”的到来，为什么会给人们这种印象呢？ 张以宽：审计工作揭示了财政、金融、企业以及各方面的制度问题，对贪污腐败、违法违规行为的围剿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从对社会各方面影响来看，把它说成是一种风暴，我认为是客观的。 李金华审计长说，审计是透明，不是风暴。审计长讲的透明在于公开，以前审计报告不给被审计人审计结论、审计决定，审计报告只向内部审计组、审计机关和领导汇报，相对不够透明。 朱小平：过去国家审计机关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被低估了，国家审计署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被取消，到1980年代初才恢复。所以，我个人感觉本届政府明显重视对审计署功能的发挥，审计机关在整个国民经济地位有大的提升，也是自然的事。 崔振龙：所谓审计风暴，是因为审计结果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注，但是，审计署好像比较平静，从我们工作来看还是按部就班地做，一如既往。2003年就有“审计风暴”这样的词汇出现，不过2004年出现的频率更高一些。 审计风暴怎么产生的呢？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十六大报告当中把国家审计位置定在“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上，这就足以说明审计机关的权力和作用，这是一个大的政治背景，没有这个背景，审计风暴不一定能够起来。 第二个方面，我们国家加入WTO以后，对政府公开透明的要求增加了，不管是政府机关，还是社会公众。而审计机关这种透明又是双重的，一个方面就是审计署把工作向社会公布出来，先把自己透明化，另一个方面，透明化自己的同时把别人也透明了。 第三个方面，审计署最近几年工作力度确实在加大，透明的程度也在提高，特别是到了2004年，审计署出了正式的文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定期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更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个方面，体现了公民的政府工作知情权要求的增加，这种倾向从2003年的SARS时期就已经开始。 《21世纪》：那么，审计风暴砸出了哪些制度性问题？ 崔振龙：宏观层面存在两类问题，一个是在预算管理上的问题，我个人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预算管理权限划分不明确，比如说在转移支付上，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不清楚，没有科学标准。在预算管理上，政府和人大权力划分不清楚，财政部和其他部委之间的权力划分也不是很清楚。 这次审计清单当中也体现出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还存在，政府机关的行政力量对于国家建设项目拥有行政审批权。在目前的投融资体制之下，政府还是直接决策和管理了很多的建设项目。 微观层面，金融机构、企业的管理水平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内部控制比较弱，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问题也很多。 王东京：说到审计“风暴”，刮风不是风暴，刮风而又下雨就是“风暴”。这次审计署给人以风暴的感觉，我觉得主要因为人们有两个“没有想到”，第一是没有想到国家审计署会把审计清单在网上公布；第二是没有想到政府有关部门问题会这么严重，而且是直指中央各部委，过去更多针对的是县以下单位。 中央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就是要监督一把手，先小人后君子，我想审计也是这样的，先把政府每个有权力的部门，都当“坏人”看，之后进行充分审计，监督政府必须当“好人”、做“好事”。 《21世纪》：也就是说我们的监察体系以前是金字塔结构，以后应该出现倒金字塔结构，对上层机构加强监督？ 王东京：不仅如此，对于反复审计，反复出问题的单位，还应该思考一下深层的原因。李瑞环同志曾经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讲过：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性上找原因，普遍性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 从制度上考虑，我觉得现在投资体制肯定是一个大问题，主要表现就是有人花国家的钱不心疼。从经济学讲，花钱办事有四种类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所以，我们在追究领导责任的同时，要实行制度创新，关键在于产权制度改革，光靠审计风暴是难以解决根本性问题的。 崔振龙：审计长关于加强中央预算管理的意见共提了四条，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细化中央补助地方支出预算，增强资金分配的透明度；完善政府投资管理和审批体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改进税收管理机制，坚持依法治税等。这些建议都是从制度的角度提出的，说明了目前在制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审计如何独立
《21世纪》：在现代国家里，审计署主要起哪些作用？ 崔振龙：关于审计署职能的问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前审计机关一直定位为维护经济秩序。从最近几年发展来看，我们逐渐认识到，审计在民主政治的建设上可以发挥作用，这也是一个进步。 审计首先针对政府行为，特别是公共财政制度建立以后。不可否认，由于审计对政府经济活动加强监督，在反腐败当中的作用正在凸显，各国审计机关都承认审计机关在反腐败当中的作用。 我们原来审别的部委可以，但是不能审财政部，1995年审计法出台以后可以了，应该说覆盖面都有了。尤其是现在，应该是没有什么阻碍。就目前实践来看，审计署应该是没有受到其他行政机关的影响。 《21世纪》：审计署之所以能够实施“铁腕审计”，其独立性至关重要，随着审计署地位的显著提高，这种独立性如何进一步加强呢？ 王东京：审计署这样的机构特别要强调独立性。国家审计署在国务院领导之下，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国务院的决策是永远不会错的。我们相信本届政府的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都勤政廉政，不会盲目决策。但是，一届政府只能管几年，制度设计才能管千秋万代。怎么样对国务院决策进行审计呢？现在还处于“够不着”的状态。 所以，我建议审计署划归人大，增加审计的独立性，这样审计署不仅可以监督几大银行、监督财政部、发改委，还可以审计国务院的决策效果。 朱小平：我觉得审计署不是出纳会计，它只能是事后的报告，而不可能越俎代庖，进入监督决策层面。而且，在实践中，完成了事前审计，事后也不好再进行监督。 张以宽：在提高审计独立性方面，将审计署划归人大领导还是难以解决问题。西方很多国家的审计机关隶属于议会，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西方的议会制，我们国家审计机关确定归国务院领导，现在马上划归人大来领导也不行，人大的力量需要加强。 关于审计署的部门归属，可以有几种考虑，一种是建议成立审计委员会，隶属于国务院但高于一般的部委；也可以将审计署和监察部合并，使审计、监察一体化；还可以成立国家审计委员会，由国家主席直接领导，这在日本、菲律宾都有先例。 崔振龙：我们现在所谓监督不到位主要指决策领域，尤其是高层的决策，但实际上，决策会直接影响资金的流动，有流动都是可以监督的。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审计机关对决策本身是不是可以拥有监督权。这要考虑两个方面，首先，如果是一个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高权力机关在国家预算管理当中实实在在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应该是由决策机关拍板，审计机关由谁来领导都可以。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划在哪儿都不行。 其次，对于高层政府决策审不审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澳大利亚就很明确，他们认为，新一届政府是选民选出来的，对其政策下面具体活动可以审，但是这个政策的好坏，只能由选民下一届投票的时候评价。所以，我们讲审计的独立性不可否认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任何形式的独立性都是有限的，不存在绝对的独立性，都是相对的独立性。 独立性也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上的独立，即组织机构独立。另一个是精神上的独立，比如说审计长自己能不能做到客观公正，这也是很重要的。现在社会上称“铁腕审计”，事实上承认了审计长有精神上的独立。 审计长曾经表示，不断后路当不了审计长。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当过审计长的人，以后再也不能任公职了，这是公职的最高境界。在我们国家，审计最后还是服务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执政有很多平台，人大和政府是在党领导下的两个执政平台，审计机关设在哪个平台上取决于是否更有利于监管。我认为，目前的体制还是比较合适的。 《21世纪》：我国对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这会不会影响地方审计的独立性？ 王东京：对于地方审计机关，还是垂直领导比较好，有利于独立性的发挥。审计机关属地方领导，很难监督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道理很简单，刀刃砍不着刀把，自己不可能监督好自己。 崔振龙：我的看法不太一样。审计长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地方审计机关受政府干涉确实存在。但是，我们设计审计制度的时候，审计是为了监督预算执行的，是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对这一级预算的监督应该也是在同一级。如果我们什么都搞上下垂直领导，要地方政府干什么？ 王东京：地方政府有很多事要做，但监督地方政府的职能，绝不能由地方政府自己代理。过去的问题是该收的没有收，该放的没有放。比如投资决策权是要放的，但工商、审计、监察都要收。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效益如何审计
《21世纪》：审计署也提出来2003年到2007年两个并重，就是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与效益审计并重，审计与专项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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