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56-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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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之在校及已毕业者，不下千余人，升学于国外大学要求深造以及散之四方服务于社会国家者，亦所在多有。　　　　
　　　　“教职员自4人增至80人，学生自30余人增至800人，经费自8000元增至每年4。5万元。”　　　　
　　　　孔祥熙还亲自制定了铭贤学校的校徽，采用英文校名的第一个字母“O”，铭贤学校的校旗也是一个大“O”。铭贤学校的运动员背心上，印着一个更大的“O”。当地群众戏称铭贤学校为“圈儿学校”，称该校学生为“圈儿学校的学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由一个喝过洋墨水的校长一手操办的学校，在当地人的眼里所处的位置。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作为20世纪初还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内陆小县城，铭贤学校的“前卫”作风是很多人所不能理解的，但是随着孔祥熙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把进入铭贤学校作为升官发财的捷径。　　　　
　　　　孔祥熙作为铭贤学校的校长兼董事长，一方面以代理人的身份通过办学为美国教会服务；另一方面，孔祥熙始终把铭贤学校看成他自家的后花园来培植自己的亲信，并以此来扩大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孔祥熙担任国民政府的高官以后，就渐渐地显露出来了。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二东渡日本喜结良缘（1）（图）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起义成功”的消息震撼了大江南北，各省纷纷响应，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小团体，在各省领导下积极发动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24个省区中已有14个省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区也普遍开展反清斗争，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土崩瓦解。面对全国革命的浪潮，山西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义取得成功。由于实际上山西太原起义的指挥和策划者都是阎锡山，所以太原起义成功后，起义主要领导人和同盟会山西分会的成员以及当地的社会名流在省咨议局集会，一致推举阎锡山为山西军政府都督，并采用黄帝纪元年号，悬挂八卦太极旗，号称中华民国。　　当时太谷的清政府官员早已闻风隐匿，地方群龙无首，从太原溃散出来的清兵成群结队直奔太谷。太谷当地的士绅们要求孔祥熙出面维持治安，他欣然从命，调集商团团员和铭贤学生组织的义勇队，用银弹政策使溃兵绕城外而去，从而使太谷免遭劫掠。随后，各界提议将本县商团及铭贤部分学生武装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推举孔祥熙为营务处总办。附近各县知道后，也纷纷仿效太谷的办法。　　当山西革命军和清军在娘子关交战时，铭贤的十多名学生组成敢死队，奔赴前方抗击清军，孔祥熙则负责维持地方秩序，直到南北和议告成。经此事件，孔祥熙初步和当时的政界上层搭上了联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和当时的山西督军阎锡山有莫大关联。　　阎锡山字百川，号龙池，1883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五台县。赴日本留学的阎锡山第一批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阎锡山从日本留学归来，担任了山西省陆军小学的教官，3个月后升任监督。到太原起义时，阎锡山实际上指挥了太原起义，并在起义成功后被推为山西都督。阎锡山虽然比孔祥熙小3岁，但就当时的活动能力及影响力来看，要比孔祥熙大得多。当年尽管孔祥熙和阎锡山同处山西一地，且同是同盟会员又同时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清革命以推翻皇权统治，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两个人一直没有联系。辛亥革命前夕，孔祥熙是太谷铭贤学校的校长，精力集中于办学校、讲经史、练洋操；而阎锡山当时是清军八十六标标统（相当于团长），实权在握，可以说当时两个人的地位相差悬殊。　　由于当时的孔祥熙一心报国，有心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事业，所以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认为自己施展“才智”的绝好机会已经来临，便立刻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年号为中华民国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但是好景不长，1912年4月1日，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为了在政治上谋求出路，孔祥熙便在洋人的支持下牵头组织了一个叫“中美同盟会”的团体。此后孔祥熙便以“中美同盟会”为依托，一方面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同各界名流建立广泛的联系。但是，由于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的政治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只是希望“中美同盟会”的发展，能壮大其教会的势力，所以孔祥熙在开展活动时经常受到外国传教士的掣肘。孔祥熙虽四处奔波，但终因事倍功半而影响不大，参加“中美同盟会”的人也甚为寥寥，再加上外国传教士的干预，“中美同盟会”最终名存实亡。但是就组建“中美同盟会”这一组织的本身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应该说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就在这时，为了扩大革命声势，应阎锡山之邀，孙中山先生有了山西太原之行，孔祥熙闻讯后立即赶赴太原迎接。孙中山先生到达山西后分别在山西大学礼堂数千人欢迎大会上和文瀛湖北岸的二层小楼前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说。孔祥熙在场亲耳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亲切教诲。随后他又在太原同孙中山先生第二次会晤，并“有所密谈”。也就是从这时起，孔祥熙同阎锡山有了联系，并正式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13年夏天，孙中山离开太原不久，便在南方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当时，孙中山先生曾写信给山西的孔祥熙，期盼他接信后即束装赴沪，以襄助“二次革命”。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待孔祥熙行色匆匆赶到上海时，“二次革命”已告失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亦已逃亡日本。只两月之间，局势即发生如此逆转，孔祥熙不免目瞪口呆。当时又正逢袁世凯政府白色恐怖最为严重之际，反动势力在上海大肆搜捕革命志士。而孔祥熙自辛亥革命以后又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最活跃的革命党人，如在沪滞留下去，恐怕要有囹圄之灾。万般无奈之下，他也只好横下心：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孔祥熙决定东渡扶桑追随孙中山先生。　　当时孔祥熙东渡日本的心情，远非第一次赴美留学途经日本时的踌躇满志。此时的孔祥熙，不仅在政治仕途上没有任何成功之处，而且在感情上还刚刚经受了丧妻之痛。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二东渡日本喜结良缘（2）（图）

　　人们一提起孔祥熙的夫人，大家都知道是宋霭龄，孰不知宋霭龄却不是孔祥熙的第一任结发妻子。1907年孔祥熙留美返乡并创办了太谷铭贤学校之后，快到而立之年了。事业有成，当然就到了该成家的时候。孔祥熙的第一位夫人韩玉梅女士系山西省阳曲县人，聪颖而秀气，大方而文静，有大家闺秀之风。韩玉梅是个孤儿，从少年时起就在太原教会办的女校上学，后又进入潞河书院，经教师麦美德女士的撮合，于1909年与孔祥熙结婚，婚后二人感情甚笃。但是不幸的是，韩玉梅女士在与孔祥熙结婚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12年因病去世，没有留下子女。　　虽然仅仅做了三年多的夫妻，但韩玉梅的病故，对孔祥熙来说依旧是个沉重的精神打击。但远大的救国理想和手头忙碌的工作又不容孔祥熙一味地沉浸于心中的悲伤。当时的两全之策，只有找机会换换环境，以冲淡心中那难以磨灭的记忆。在孔祥熙的一生中，曾经历过几次因祸得福的事情。比如童年时他因生那场大病而得以接触洋人并进教会学校；比如后来抗战胜利前夕，他在蒋介石那里过早失宠以至一气之下去了美国，才避免了后来国民党政权崩坍之际随蒋介石一起埋葬。这次同样，假如不是因为“二次革命”过早失败以至他仓皇之中亡命日本，恐怕基督教青年会这份美差也未必会轮到他的头上。　　当时所谓的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是一个宗教性团体组织。它最初由英国青年商人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在伦敦创设。1876年传入中国，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其后在沿海和内地一些城市也陆续有了青年会组织。1910年各地青年会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确立上海为所属会的中心并设立了总部。总部名称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其组织分成“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它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为此该组织经常开展各种活动，并要求寓活动于德、智、体、群全面发展之中，对当时的青年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个组织还曾帮助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建立戒烟会，希望他们永远戒除吸烟的恶习。这些都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革，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时正值20世纪初，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留学热，为了适应留学生越来越多的新形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分会。国内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和一片混乱的社会境况，同样在广大的中国留学生身上引起了反响，致使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很不景气。当时担任总干事的王正廷恰好是孔祥熙留美时的同学，由于他在政治上的一些失误遭到了一些学生的围攻，最后只好被迫辞职。于是教会工作出现了更加混乱的状况，为此王正廷向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约翰·罗·莫特推荐孔祥熙来继任并得到了批准。莫特的邀请真可谓是雪中送炭，正中孔祥熙的下怀。　　当时的孔祥熙在王正廷的推荐下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一职，只求借一方天地避避风雨，同时也算帮老同学王正廷的一个忙。事情就是这样，孔祥熙无奈中的权宜之计，却引来了王正廷的有意报答。从此王正廷极力提携孔祥熙这位耶鲁大学的校友兼“恩人”，为他跻身政坛步入官场架桥铺路。　　后来孔祥熙为报答王正廷的知遇之恩，曾一度忠心耿耿地追随王正廷左右，成为王正廷班子里的一员大将，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待王正廷失势下台后，孔祥熙便原封不动地接收了王正廷的老班底，并把这些人安插到自己担任要职的机关里，这也算是继承了王正廷的衣钵。　　在日本期间，孔祥熙一方面走马上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之职并严格管理会务，处理日常工作。他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凭着一股热情和高度的事业心，加之他多年来受西方文化培养熏陶而成的学识和能力，所以没过多久，基督教青年会便一改往日沉迷衰败的局面，出现了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另一方面，孔祥熙也利用“总干事”这一职务之便，遍游日本列岛，广交留日的中国学生，一时间声名鹊起，年轻有为的孔祥熙赢得了社会各方的一致赞许和信赖。更重要的是孔祥熙还利用总干事的工作之便，广交留日革命党人，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　　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期间，孔祥熙作为一名革命新秀，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信赖和倚重。孔祥熙也竟日跟随左右，协助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还负责革命经费的劝募筹集等。　　也就在此时，因“后生可畏”之声望吸引，宋耀如亦来孔祥熙处慕名拜访，结果造就了一段后来举世瞩目的美好姻缘——孔祥熙和宋霭龄结为伉俪。　　在东京寓所，孔祥熙接待了自己未来的岳父宋耀如先生，并很快以儒雅渊博的谈吐、横溢的才华以及虽显老成却亦不失年轻人的热情和活力博得了宋耀如的赏识。宋耀如心里灵机一动，忽然想到眼前这个人很适合自己的女儿宋霭龄。想到孔祥熙出身孔氏名门，又留学美国笃信基督教，在宋耀如看来，孔祥熙与他家宋霭龄很般配。就这样，因为有了要孔祥熙做东床快婿的念头。当即宋耀如竟一再盛情地邀请孔祥熙到家里去做客，孔祥熙愉快地答应了。当时他何曾想到，他此一番应邀前往宋家做客，竟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宋霭龄，并与之结成了百年之好，而且就此之后，他的整个人生命运，也发生了转折。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因为当时宋耀如一家与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的关系已成公开的秘密，为防不测，宋耀如全家也追随孙中山来到了日本。宋霭龄——宋庆龄的大姐，也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当时命运的人物。1910年夏天，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整整5年的宋霭龄回国。回国后的宋霭龄怀着满腹的才学准备一展身手。但是国内闭塞的环境和混乱的局面不允许一个女子来指手画脚，于是宋霭龄这个满怀远大理想的巾帼便给父亲宋耀如担任起了秘书，公开身份是教会学校的教师。她全身心地投入，将自身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她是那样的出色，那样的优秀，以至父亲宋耀如不时赞许地对她予以表扬和鼓励。当时的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回到上海，急需一位懂英语的助手，宋耀如便把大女儿推荐给了孙中山做秘书。很快，“宋秘书”的出色工作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表扬和赞许。孙中山先生对宋耀如说：“你推荐的秘书我非常满意，可以说是美国式的高效率！”1913年秋，宋庆龄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也来日本与家人团聚。不久，宋霭龄辞去了“总统秘书”的职务，并举荐妹妹宋庆龄接任自己的职务。而宋耀如则一如既往地随同孙中山一起，为革命奔走不辍。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二东渡日本喜结良缘（3）（图）

　　在彼此之间的交往中，孔祥熙得到了宋耀如的肯定和赏识。孔祥熙应宋耀如之邀参加宋家的家庭晚宴，晚宴中宋耀如夫妇有意安排宋霭龄和孔祥熙坐在自己身旁，以便撮合他们两个。席间的气氛十分热烈，大家都是亡命之人，难得有这么一次温馨随和的故人相聚，所以谈得很投机。那天，除了宋子文和宋美龄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