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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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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峁谂┐澹�1998年末，占人口比重20％的高收入农户拥有银行存款占全部样本农户总存款额的比重也高达55％，而占农村居民人口比重146％、年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户，拥有的存款尚不足总额的3％。在高收入群体中，已经不乏私人财富逾千万元甚至亿万元者。与此同时，贫困阶层也明显分化出来。农村目前至少有3000万人口尚未解决温饱；在城镇，据1999年多部委完成的入户调查结果，人均月收入和支出不足100元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样本数的比例超过6％。第三，劳资矛盾会逐步成为最主要的群体间矛盾问题。
劳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可能集中于劳动者权益受损方面。如前所述，就业总量供大于求且结构不平衡，是中国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意味着在相当多的领域近乎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这就决定了在劳资双方的雇佣与谈判过程中，劳动力必然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就业完全取决于市场，包括工资福利、劳动条件、劳动时间和强度、职业稳定性以及其他人身权益在内的劳动者权益受损，就几乎无法避免。事实上，近些年来，类似问题在许多非公有制经济部门乃至部分国有经济组织中已经频繁出现，并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加入世贸组织初期若干年内，此类问题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2002）。
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理想、批判与分析：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今天讨论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有一些独特的背景，这个背景我概括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叫做知识分子在哪里？在90年代，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几个名词几乎是消失了。其中一个名词就是知识分子。大家想一想，80年代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改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等。那时候它是人们经常讲的词。为什么讲这个词？因为那时候知识分子被认定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但在现在的社会生活当中，知识分子这个词汇确实用得比原来少得多。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本身已经高度分化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和没有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甚至他们的内部还在更进一步的分化。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工人的概念。原来一说就是工人、工人阶级。在今天，工人的概念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凡是用到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前面都加上了修饰词，国有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工人、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笼统地讲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很少了。过去十年里面，我们社会分化是越来越细化，在这当中，知识分子本身的分化也是同样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到知识分子，讲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知识分子在干什么？过去十年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实际要比80年代更为激化，但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却是非常稳定的。国外学者觉得这是一个谜。在1998年我和两个朋友在《战略管理》上发表了很长的报告——《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那里面我们提到一个观点，关于精英的结盟问题。精英的结盟是过去十年社会基本走势非常重要的基本前提条件。这个结盟表现在什么方面？首先是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在稳定的话语下，就稳定和结盟形成了基本的共识。接着，就支持和发展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问题上，在地方的层面，在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形成了带有个人纽带的结盟关系。90年代前中期在知识界中出现了新保守主义，可以看作是一部分知识精英对这个联盟的加入，而后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加入到了这种联盟当中。这样又让我们从更现实的角度提出，知识分子在哪里，知识分子在干什么？第三个问题，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新的社会。我们过去老是使用改革前、改革后、改革以来这样的概念，似乎改革以来我们是朝着一个共同的趋势在走。
这样一种概念框架实际上会使得我们对中国社会一些极其重要的变化丧失敏感。90年代中期以来，我觉得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形成，而且这个社会正在定型化，我用“断裂的社会〃来概括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公共知识分子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今天在讨论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样三个背景。我考虑的是这种背景以及这种背景下提出的问题，至于答案我觉得可能做不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如果说我们考虑到这样几个背景来看公共知识分子在今天所面临的责任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可以把它概括为两个字，就是一种“超越〃，或者是一种超越精神。对中国来说，这个问题会显得尤为迫切突出。我们都知道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这个概念，就是说，大约在2000多年之前，世界上几个地方同时出现了伟大的哲人，同时形成几个不同的文明。这几个不同的文明最重要的差异是什么？如果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可以比喻成天和人的关系。按照这样的比喻可以说，印度文明是天和人离得最远的关系，中国是天和人离得最近的关系，西方的天人距离则介乎两者之间。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由于天人关系过近，超越精神一直缺乏。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无论我们具体面对的问题是什么，知识分子一个最基本的责任是对社会现实的超越，或者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立场。我想进一步把这样一个超越概括成三个概念，第一个就是理想，第二就是批判，第三是分析。在追求理想追求超越的时候，它的特点是什么？是能够运用好专业的知识，对这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同时用知识来接近所要追求的理想。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既不同于宗教中的神父，也不同于街头上的抗议者。
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阶段访谈录：探讨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1）
—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问：您关于断裂社会的观点在本报连续刊登后，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反响，现在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结集出版。请问，这个概念是在怎样的一种背景下提出的？孙：“断裂社会”这个概念是我正在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中的核心概念。这个项目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1993年，我和我在北京大学的四位同事撰写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这个报告于1994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1997年，我和我的两位朋友又撰写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的研究报告，对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些重要趋势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个报告发表在1998年的《战略与管理》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是与上述两个报告相衔接的第三个报告，“断裂社会”的概念就是在这第三个报告中提出来的。这第三个报告的核心思想是：90年代以来，一个与80年代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的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并开始逐步定型化。为什么要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呢？主要有三点考虑。第一，明确我们现在的历史方位。20多年来，定位我们社会的基本框架是以“改革”为坐标，形成的“改革前”与“改革以来”的阶段分期。这个框架虽然必要，但也导致了对“改革以来”过程内部一些重要的转折甚至逆转的不敏感。第二，在明确历史方位的基础上面对这个新的社会的独特问题与挑战。这个新的社会不仅在形塑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新的框架，而且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需要我们用新的思维来看待这些新的问题。第三，可以澄清我们思想上的某些混乱。目前思想理论界对这个正在到来的新的社会似乎缺乏应有的敏感，在面对和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某些重要问题的时候，人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袭着80年代形成的那些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甚至一些激烈的思想争论，也往往是在那种旧的思想框架的基础上进行的，比如近些年来有关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就包含着这方面的因素。但在我们开始集中关注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些新的趋势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中许多的特征可以甚至只能用断裂这个概念才能概括。这也是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在学术思想界甚至学术思想界之外引起关注的原因。
问：“断裂社会”概念的提出已经有快两年的时间，而且最初的时候是以社会评论式的短文的方式与读者见面的，那么，从现在来看，应当如何从理论上来概括这个概念或理论呢？
孙：确实，在社会科学中往往存在这样一种情形：一个概念如果被运用到太多的现象上，这个概念本身往往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因为，在这样的时候，这个概念特有的内涵也就丧失了。因此，在运用“断裂社会”这个概念来分析社会现象的时候，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警惕的。我想，就目前而言，“断裂社会”这个概念主要包含了这样的几层含义。第一，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是指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在现实的意义上这当然首先是指明显的两极分化。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指出，中国90年代末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458。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近来的数据表明，自90年代末期以来，基尼系数仍在以每年0001个点的速度在提高。根据有关的数据推算，中国的基尼系数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0。
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尽管我们知道两极分化在许多社会中都是存在的，而且我们把所有存在两极分化的社会都称为“断裂的社会”，但如果两极分化过于严重，这个社会就可能会发生断裂了。这里断裂的含义是由于严重的两极分化，人们几乎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之中，而且这两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封闭的。因而，在断裂的社会当中，以收入差距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两极分化会固化为一种社会结构。
这样的社会结构有两个特点。其一，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我经常引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关于金字塔和马拉松的比喻。金字塔是一种社会的等级结构。在这种等级结构中，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有高有低，但都是这个结构的一部分。
比如你是擦鞋的、修脚的，社会地位可能很低，但却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金字塔结构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现在的情形则是，犹如一场马拉松赛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现在我们社会中的失业下岗人员有一部分就属于这种状况。这部分下岗和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年龄基本在35岁或40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
其二，社会阶层之间边界固定化，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我国社会中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许多路径的社会流动已经在明显减弱。比如一些研究表明，经商的门槛越来越高，白手起家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等。第二，在地区之间，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城乡之间的断裂既有社会结构的含义（因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也有区域之间的含义。在改革前，中国社会中就形成了一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当时的制度安排将城乡人口和城乡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互相隔离的部分，形成人为的制度壁垒。城乡之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两部分居民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农村的资源大量被抽取到城市，以支撑城市中工业化过程。这种二元结构可以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到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有所弱化，但与此同时，一种新的二元结构却在开始形成。一个基本的背景是，从90年代开始，我们逐步由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型到耐用消费品时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假定一个城市家庭的每月收入是几千元的话，花费在主副食品上的，可能只有几百元。即使加上其他与农副产品有关的开销，也极其有限。而更多的、大宗的消费项目，与农村或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这意味着，城里人用的越来越多的部分不再与农民和农村有关系。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赖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事实上，就是原来许多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有相当的一部分是来自从国际市场的进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过去一直存在的相互依存性失去了。在其他国家，由于这个过程会伴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留在农村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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