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73-王蒙自传　　　:半生多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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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逑闫�息。我们谈劳动中的趣闻，谈读书，谈电影新片与最近流行的歌曲。我们也谈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事，计划财务收支与购物目标，就是经过在北海茶座的商谈，我们购买了一台郑州产红灯牌两用四电子管收音机，所谓两用就是它可以带电唱机，我以为它能让我听到洪亮的意大利美声独唱呢，实际效果很差。　　　　
　　　　而且每次品茗清谈都讲许多有希望有趣味的事情，得出共同的结论就是生活可爱，形势大好，身体健康，思考有收获，困难正一步步克服，幸福正一点点缔造，明天更美好，前途极光明！　　　　
　　　　……回忆种种，郊区劳动有关记忆，多属正面。但是我仍然坐下了作梦、梦呓乃至恶梦的毛病。直到十余年后，二十余年后，我有时会在刚刚睡下不久梦中骂人，家乡话与北京话，童年记忆，荤素全席，外加呻吟、憋气，据说煞是吓人。一担石沟期间有一位先生认为我的梦呓乃是思想有问题的表现，提出指责，未获响应，我也未因此再遭不测。　　　　
　　　　上述恶梦的主要特点是梦中骂人，骂得筋疲力尽，四肢如铁，显然与体力上的疲劳有关，与心情上的表面豁达开朗，实仍有压抑多多有关。　　　　
　　　　另外还有一种梦，与其说是恶梦，不如说是酸梦。我与芳1957年结婚，那时她的学业未完，我们分别生活于太原与北京，此后我下去劳动，又分了手。我休假回京，她有时住在她母亲与姐姐家，有时住在我家，两处一在西四，一在崇文区光明楼，当时认为相距甚远。我们的休假都采取突然宣布式，为的是怕说早了影响劳动情绪与改造自觉。两端都没有电话，我都是突然回家，但是不知道芳在哪里。有时我先到了西四，见没有芳，赶紧倒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往光明楼走，谁知此时她正坐在从光明楼到西四的公共交通车辆上，来回一找，休假时间能丢掉相当一部分。好久好久了，直到早已时过境迁，也许我们是共同住在某个外国的宾馆里，同一张床上，我仍会在梦中来回坐车，互相寻找，擦肩而过，失之交臂，而且电话不通，呼叫不灵，停电停灯停车，苦不堪说。　　　　
　　　　而有一次临时休假，正碰到芳在我的家，而且她刚好买了一个西瓜，正好我们一起吃瓜，这是我那个年代最快乐的记忆之一。　　　　
　　　　你可以有大的快乐，事业，社会，人民……这些你都没有了，你也仍然会有小的快乐，西瓜，茶水，买到了便宜的处理货物。反正你应该快乐，你必须快乐，如果你是想活下去而不是不想活下去的话。　　　　
　　　　这是我1989年写的小说《我又梦见了你》的一个来由。　　　　
　　　　从我个人来说，这四年的劳动经历仍然宝贵，可以说是缺什么补什么，这四年我经历的，正是我过去从没有过见闻，更没有亲历的。从国家来说呢，稀里糊涂弄了那么多高工资的农工生手，（再降级降薪也比雇农业工人昂贵啊）也没有什么人研究这种劳动对知识分子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政治社会经济财政效益到底如何？一笔糊涂账。似乎太大方，太粗糙了。　　　　
　　　　颇有领导自觉与心胸的班长，被分到了一处养兔，他本来就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其他人有的去中学教书，有的到机关做事，还有一位降格从中级领导当了小领导，各归各位。一时夤缘时会在大时代与大家热闹了一阵子，乃至可以说是威风了一阵子的班长或不无寂寞。攀援之心，人皆有之，施展之心，人皆有之，耍闹之心，人皆有之，非（被认定派定的）分之心，人皆有之。王侯将相，人五人六，宁有种乎？而能实现一番发挥一番的机遇是这样少有，或者，只能变形地假实现代实现那么一下两下，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优孟衣冠，自作多情，梦里吃肉包，吹牛皮自慰……这还是好的。弄不好就只能饮鸠止渴，剜肉补疮，捉襟见肘，铤而走险，直到吮痈舐痔，丑态百出。　　　　
　　　　说实话，班长此人，原是做总务工作的一般干部，他在带领我等度过一段特殊时期中显示了他的沉稳，决断，坚忍，阴狠，要言不繁，善抓要点，指挥组织精明强悍，富有想像力的种种特点，他的潜力不小，他的志向不凡，他的“领导”不俗，他的知识面嫌窄，他的水平不高。　　　　
　　　　如果有各种条件，他并非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悲惨的是，文革一开始，他自尽了。我设想，当了右派，才当了班长，领导了一批原来的局级处级干部和作家画家演员以及名门之后的人物，竟成为他此生的一大亮点，在一担石沟才是他的“黄金时代”！一个人有所实现有所发挥，用家乡话是一个人有舞台耍把耍把，谈何容易！多少人怀才不遇，多少人郁郁而终，多少人刚露头就挨了一闷棍，多少人有这有那就是没有机遇……悲夫！


《王蒙自传》　第四部分二十八、邵荃麟与冯牧

　　　　应我的请求，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与我见了面。我给他的信里附上了我的旧体诗。诗中有“疾首煎肠忆旧时，风花雪雨曾相欺”“肩挑日月添神力，足踏山川闹自然”之语，无非是接受教训，努力改造，并无二心之意。　　　　
　　　　邵荃麟的接见本身就表现了极大好意。他一见先称赞我的旧体诗写得真挚。他说，经过一番惊涛骇浪，愿意与我谈谈心。他说，已告《人民文学》杂志向我约稿，还要介绍我成为　　　　
　　　　作协会员。他说丁玲对说她反党想不通，这里可能有一些下意识的东西。他的下意识反党论固然奇特，但他说这些事有一种客观感和距离感，确实这也不是他能做主的事。我想起他在批判丁陈会议上的发言，关于毁损作家的问题来了。后来形势的发展恐怕早就超出了他老的想像，大火烧，小火炖，浓烟薰，吐沫淹的结果越来越不像是挽救帮助，更与今后写出好作品无涉了。　　　　
　　　　但是他主要与我谈的是一个观点，不但可以写先进人物，也可以写中间人物，写人物的转变。　　　　
　　　　我已经记不清是谈话前还是谈话后我看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的头题，西戎的《赖大嫂》。写一个农村妇女，从赖皮厚颜到提高觉悟的故事。　　　　
　　　　当时正在搞什么文艺八条、十条，从政策上试图搞得合情合理一点，把反右派以来左了又左的文艺思想稍稍规范一下。邵的中间人物论也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他无法从更大的方面调整政策，只能说点中间人物之类的小打小闹，无非是让文学创作松动一下。　　　　
　　　　邵荃麟的好意决无怀疑，但是他能做的也有限，我还得自己努力。　　　　
　　　　这期间传出了海默的电影《洞箫横吹》受到老革命家保护的消息。《洞》片挨了棍子，后由于李先念同志看后觉得无大问题，乃转危为安。　　　　
　　　　《文艺报》上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使一篇已经被戴上了人性论帽子的小说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　　　　
　　　　刘绍棠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滑稽梯突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多么不可思议，刘整成那个样子，反而变得笑声不断了。　　　　
　　　　燕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诗《夜耕》，使我想到他在北大荒的劳动生活。为了避免麻烦，我没有与他们当中任何人联系。　　　　
　　　　从韦君宜的《月夜清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等作品中，都折射出他们几年来下放农村的经历，他们都以最美好的心情概括与回味农村劳动的生活，在苦水中培育出怡人情性的鲜花。汪的作品还运用了点心理独白，视角转换的手法，在那时已属空穴足音，令人感动了。　　　　
　　　　那个年代我最着迷的是茹志鹃与李準，后来才知道了浩然。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他们是少数能够歌唱的天之骄子，他们明媚春光，他们欢声笑语，他们紧随时代，他们宣扬先进，他们独领风骚，他们是文学的骄子，时代的宠儿。李準的《李双双小传》本来是歌颂公社的食堂化的，但是在不搞食堂之后，他仍然能起死回生，写出性格生动火红的李双双来，拍了电影，得了奖。他的《耕云播雨》《龙马精神》都使我羡慕，心向往之，知自己实不能至。毕竟对农村生活没有李老兄熟悉呀。　　　　
　　　　而从阅读上给我以满足和亲近感的是茹志鹃，她仍然多情，她语言如歌如诗，她变成了我的唯一，既符合大跃进精神，也保持着语言与人物，题材与叙述的细腻的艺术感。我决心向茹志鹃学习，用心血歌颂时代。但不久她也受到了（老是写）家务事儿女情的非议。那确实是一个你想尽办法歌功颂德，想尽办法靠拢跟随，就是不让你歌颂得成，就是不要你靠拢跟随的时代。　　　　
　　　　那一段我读到艾芜的《雨》，同样歌颂大跃进，但写得丝丝入扣，多情多姿。法捷耶夫的一篇评论里高度评价安东诺夫的《雨》，说是像这样的小说，如果契诃夫有知也会称赞的。我找来了安的《雨》，果然精彩，而且比咱们放得开。　　　　
　　　　我读到了欧阳山的《在软席车厢里》，题材新颖，竟然写到了一个干部因写作而放弃了官职，最后失败的故事。我读到了菡子的《前方》，写解放战争，写战斗英雄、死难烈士，通篇用第二人称，如信如诗，直扣心扉，实属佳作。　　　　
　　　　我也读到了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与《广陵散》，我只觉得作者有一种寂寞的心趣。回忆起来，他老也是批胡风的积极分子呢。　　　　
　　　　浩然的《喜鹊登枝》我是从《北京日报》上看到的，我佩服他的轻盈多姿，只是觉得浅得近乎廉价，更像极优秀的命题作文。　　　　
　　　　那一段我喜欢读的还有柳圯写抗日战争的《长城烟尘》，《王汶石》写大炼钢铁的《黑凤》，丁玲的长篇选载《在严寒的日子里》，还有秦兆阳的长篇选载。但所有这些长篇都未有完工。王汶石的写大跃进的中篇，开头极吸引人，写下去却不知所云，不知所终了。　　　　
　　　　《青春万岁》的出版事宜重新提到了日程上，令我不胜唏殻В�却根本不敢相信其可能实现。中青社请了当时文艺报的负责人冯牧代审，冯对此稿印象颇好，只要我把太多的写到苏联文艺作品对于那时的中国青年的影响的地方删一删。这是我第一次到冯牧家里拜访，他眉清目秀，口齿清晰，忙忙碌碌，随随便便，他一直是这么一幅风度，不太像文人，更加不像领导。　　　　
　　　　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反右关口的黄秋耘对我关心备至。我常常到大雅宝胡同他家去看望他。每次他都是唉声叹气，无法可想。他在此年十月告诉了我“精神又变了”消息，他指的是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强调。他回顾了他亲历的整风反右时期的同样场面，他在邵荃麟家中，见到邵接了一个电话，立刻神情一变，紧张地说：“要收了。”他还说到邵荃麟的匪夷所思的想法，说是六十年代初期，作家们想写大跃进中的种种画面与教训，又不敢写，他设想能不能出一个内部文学刊物，只限于领导干部阅读参考，文学内参？旷古未闻。　　　　
　　　　他的说法令我产生了更加古怪的念头，不，不是念头，只是一个调侃罢了。我想说的是，如果阅读文学作品有级别限制的话，能不能搞个上限，即办一个只准二十三级以下员工和农民看的刊物？当然，我没有敢多说，我流露了几句，黄秋耘也没有听懂。　　　　
　　　　黄秋耘早年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喜爱文学，喜爱罗曼罗兰，尊崇人道主义。五十年代中期，他写了《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刺在哪里》为一些人和事不平，后来又写了《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为一篇揭露阴暗的作品张扬。六十年代，我得到了他老的极大的关心友谊，我永远忘不了他住的那套房子，他始终忧心忡忡，无可奈何，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却无法帮我发表什么新作。　　　　
　　　　从此，昙花一现地发表了一点小文字的摘帽右派们再次销声匿迹。我的姐姐告诉我，上面已经传达，摘帽右派，就是右派，仍按右派掌握。姐姐唯恐我再找不素净，每次见面，不忘猛浇冷水降温。形势一变，文艺十条八条之类，偃旗息鼓，就跟没有发生过那回事一样。我的所有稿件都被退回。《青春万岁》再次搁浅。黄秋耘不断地给我出主意，一会儿说辽宁的《鸭绿江》开明一点，一会儿说天津的《新港》可能方便一些。但是我的稿子寄去，都没有戏。　　　　
　　　　这里有趣的是并没有文件或口头传达说什么什么人从此不要再出现了。一切决定于精神与气候，精神一变，气候一变，一切自然改变，谁都不愿意往枪口上撞，当然。同时谁也不会正式告诉你根据什么你就歇着吧，你就名存实亡吧……没有通知，没有禁令，胜似通知，胜似禁令。你已经无法可想。邵燕祥刚刚在上海发表了一篇《小闹闹》，写一个襁褓婴儿，也受到德高望重的老评论家唐彛�的猛烈抨击。　　　　
　　　　甚至连说过《青春万岁》的好话的好人冯牧，当形势一变，别人问到他对王某长篇的看法时，据说他甚为尴尬。


《王蒙自传》　第四部分二十九、在八大处反修（1）

　　　　西山八大处是我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它比香山更自然也更佛教。山势舒展，山路纯朴，山林大体自然。长绿树与落叶树，乔木与灌木，花和草都很繁盛，远望一片苍翠。八处景点是八处佛寺。一处长安寺与八处证果寺（秘魔崖）偏于南北两隅，二处到七处连成一片。上到七处宝珠洞可以鸟瞰北京城。那里的地势有一段平缓的道路与辉煌的牌坊，令我想到唐僧取经，所谓西天，当是类似西山八大处中的六处香界寺与七处宝珠洞这样的地方吧。　　　　
　　　　八处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有一作协的创作别墅。文代会上我听浩然说到他在八处写长篇，应该就是《艳阳天》吧。能把宣传功能鲜明的小说写出那么多生活气息，算是难为了浩然了。另外我在郭小川的一首诗里看到他有在那一类别墅呆过的迹象，他的诗描写呆在山上渴望快快下山投入火热的生活的急迫心情。　　　　
　　　　而长安寺一直是中宣部的一个培训中心，组织干部学习的